從團餅茶到芽茶，閑聊明代的飲茶文化變遷

明代以前的中國，飲茶方式不像如今主流的沖泡飲用方式，而是名之為點茶。宋代點茶，將碾細的茶葉末投到茶碗之中，然後沖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裡攪拌。宋代點茶，使用的是成本很高的團餅茶，這種茶是將茶葉碾碎後揉製成團，成本很高。

朱元璋認為此種製茶方式勞民傷財，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停止製作團餅茶，以芽茶作為貢茶。團餅茶停產後，人們泡茶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採用開水直接沖泡茶葉。

利瑪竇至中國時注意到，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泡茶的方式上有區別，日本人泡茶是將茶葉磨成粉末，然後放兩三湯匙的粉末到一壺滾開的水裡即可；中國人則把乾葉子放入一壺滾水，當葉子裡的精華被泡出來以後，就把葉子濾掉，喝剩下的水。

註：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傳教。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王應麟所撰《利子碑記》上說：「萬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友輩數人，航海九萬裡，觀光中國。」

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通過「西方僧侶」的身份，「漢語著述「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並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雖然製作講究的團餅茶不再流行，可飲茶卻在明代被演繹到了極致。明人飲茶，「凈幾明窗，一軸畫，一囊琴，一隻鶴，一甌茶，一爐香，一部法帖；小園幽徑，幾叢花，幾群鳥，幾區亭，幾拳石，幾池水，幾片閑雲」。

明代飲茶，一脫唐宋的繁瑣，返璞歸真，追求自然。在明代士人看來，品茶是清雅脫俗之事，他們將清飲演繹到了極致，營造出了一個個的意境。晴窗拓帖，篝燈夜讀，青衣紅袖，醉宴醒客，夜雨逢窗，長嘯空樓，天地乾坤，一壺清茶。此種氛圍之下，二三友人，清談款話，探虛玄，參造化，清心神，出塵表。長夜漫漫，茗碗自持，南窗之下，半日之閑，可抵十年浮夢。

與唐宋相比，明代在茶具上也出現了較大變化。唐宋時，煎水煮茶的用具是注子(執壺)，形似於明代茶壺，但卻有很大區別。唐代是煎茶，喝茶像煮湯，注子不泡茶，隻加水用。而明代是沖泡，茶葉是放到壺裡泡著的。茶盞在明代始加蓋，茶托、茶盞、茶蓋三位一體，形成蓋碗。茶盞也開始從黑釉變為白瓷、青花瓷。明人推崇小茶壺，以為這樣香氣凝結不渙散，味不耽擱，紫砂壺則被視為茶壺中的上品。

在晚明時期，南京（金陵）上等茶樓較多。《初刻拍案驚奇》描述秦淮河畔，有「酒館十三四處，茶坊十七八家」。《留都見聞錄》記載南京五柳居環境優雅，臨水而築，柳在水中，垂條可愛。萬曆四十六年(1618)，一僧租下房子開茶舍，所用惠泉、松茗、宣壺、錫鐺，極湯社之盛。惠泉指無錫惠山的泉水，松茗乃當時頂級茶葉松蘿，宣壺是宣德窯生產的名貴茶壺，錫鐺是錫做的溫茶器具，四者皆為講究茶道者所推崇。每日過來飲茶的名士，絡繹不絕。

講一則逸事：明代茶客推崇惠山泉水，為此鬧出過笑話。袁巨集道的朋友丘長孺（丘長孺，名丘坦，雅稱丘大。楚麻城世家丘謙之之子。明萬曆時人。）從湖北麻城去往無錫遊玩，裝了三十壇惠山泉水，命僕從一路運回湖北。僕從嫌罈子太重，途中將水倒在江裡，快到湖北時，找了一處的泉水裝進壇中冒充惠山泉水。惠山泉水被不遠千里運到麻城後，丘長孺隨即舉辦了品水大會，眾人把玩良久，喉中汩汩有聲，末了，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半個月後，僕人之間鬧糾紛，將此事抖出，參加品水大會的眾人得悉後，無不愧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