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知識分子唱主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許紀霖先生

簡介

研究知識分子與近代思想史的許紀霖，將自己定位為“無法歸類的蝙蝠”。他一邊堅守專業，一邊面向公眾，堅持在學院與傳媒之間“兩棲”，身為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的他，在互聯網上積極發聲，關心著家事國事天下事。近日，齊魯晚報專訪了許紀霖先生，了解一個以研究知識分子為業的知識分子如何通過互聯網與公眾互動，以及他捕捉到的文化思潮與時代變化。

撰文丨張文

公共領域成功有它強大的商業邏輯

齊魯晚報: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過一許可證化評論類的文章，反響很好。後來有意識地減少這類文章的撰寫，更專注於學術研究。現在您又主動運用微博、微信發聲，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

許紀霖:我有自己的專業背景——研究知識分子和近現代史，同時又有點想法。我是紹興人，從小是讀魯迅先生的書長大的，所以很喜歡魯迅思想的穿透性。事實上，我“出道”的時候發表文章並不是在專業刊物上，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知識界最有影響的公共刊物《讀書》雜誌上。所以，我的起點就是公共，這可能和別人正好相反。我自己的身份是“兩棲”的，既在大學裡面，同時又面向公眾。而且我始終保持這種兩棲性。

齊魯晚報:所以您覺得自己的這種特質讓您有開放的心態，去擁抱包括新媒體在內的新變化？

許紀霖:這和我對時代的大問題比較敏感有關係。首先是興趣，我一直重複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問題中人”。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學問，而是由問題引導的學問。但是這個問題由我來回應的時候，我希望用學術的方式。王元化先生就講，好的東西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我追求的更接近於有學術的思想。

▲王元化先生

齊魯晚報:面向公眾發文章會很快得到回應，但也很容易把一個人掏空。

許紀霖:公共領域的成功實際上是一種誘惑。雖然你不為名利，但是它自有商業邏輯來支配。你發出了聲音，寫了很多東西，希望即刻得到鮮花和掌聲，媒體就有這種誘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當時文化批評很熱，我的興趣也很廣泛，一度報紙、雜誌約稿很多。這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個誘惑。面對這種誘惑，我當時也有迷茫，用很多精力在寫那些東西。

王元化先生畢竟是大學者，他就“警告”我，覺得我應該好好做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大研究，而不是寫一些他眼中的“報屁股文章”。後來我在報紙上寫的文章就慢慢減少，至少是克制的，有節製的，然後回到我的專業領域做知識分子研究、思想研究。

齊魯晚報:作為知識分子在互聯網上發聲，您有什麽樣的感受？

許紀霖:我對互聯網不算陌生，我永遠是一個對時尚的東西比較敏感的人，也願意有參與感。所以，最早互聯網從BBS開始，我就是一個深度的參與者。我有微博账號，也有微信公眾號。這三個階段，可謂“每況愈下”。

齊魯晚報：為什麽說是每況愈下？

許紀霖:影響力每況愈下，是因為BBS時代大家還是可以討論問題，彼此可以說理。知識分子的優點就是說理，缺點是只會說理。微博時代已經不是知識分子主宰的了，而是網絡大V、意見領袖的時代。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還是不一樣的，知識分子要有知識，意見領袖不一定有知識，他要有意見，有傾向性的看法。有傾向性的看法如果能用140個字說得很漂亮、很刺激，它就有影響力，讓很多人有同感。而微信是網紅的時代。網紅追求什麽？流量。

所以，今天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更自由，好像知識分子說話的太空越來越多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越來越不自由。你說話的方式，是被更強的商業邏輯所支配。

▲中信出版社

齊魯晚報:您覺得這個現象是讓您無奈，還是需要作為現實去接受？

許紀霖:這種商業邏輯內在於互聯網之中，卻和知識分子的品格格格不入。所以我現在深切地感受到，知識分子唱主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要期待知識分子有多大影響，這都是老觀念。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已經身處邊緣。

齊魯晚報:這種商業邏輯是您在接觸新媒體平台之後所有的體驗，那您是會堅持說理的方式，還是會做一些貼近讀者的改變？

許紀霖:我會和時代妥協。我會研究它的特點，在表達上向它靠攏。但是有些底線我是不會破的，比如我不會把流量作為第一目標。我以我的知識和良知說話，不是以流量為優先，這個底線破了，就不是知識分子了，那就是網紅或者想做網紅的人。再怎麽標題黨，也不能違背原意或者核心思想。

同時，你如果是一個面向公眾的知識分子，必須去了解公眾，必須有一種和公眾和解的姿態，而不是對抗。當然，任何和解與對抗都是有底線的。失去了這個底線，你一定就不是知識分子了，或者就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網絡時代已不能用傳統意義來談啟蒙

齊魯晚報:現在您覺得啟蒙依然是一個重要的事情嗎？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啟蒙的境遇如何？

許紀霖:我現在越來越不太願意用啟蒙這個詞了。因為，啟蒙預設了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兩種人，而今天是一個互動和分享的時代，是通過公共討論來澄清問題。啟蒙是一個印刷時代的產物，網絡時代已經不能用傳統意義來談啟蒙了。如果一定要說啟蒙的話，它一定是雙向的，並不存在一個等級結構。所以，我覺得需要把架子放下，不把自己放在啟蒙的位置上。現在，年輕的一代，不願意老一代以啟蒙的姿態說你應該如何、應該怎樣，他們非常反感，即使你說得對。所以，我想，知識分子是否可以把姿態放低一點，更多地和願意傾聽你聲音的人進行雙向討論。

齊魯晚報:大部分人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還是蠻高的。不管是社會責任，還是道德標準，大家老是覺得知識分子應該做點什麽。

許紀霖:對知識分子提出比自己更高要求的人，他們在逃避自己的公民責任。現在是一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每個人都是公民，都有責任。我並不認為在這個時代裡，知識分子一定要比其他人擔當更多的公民責任。

知識分子的唯一別人不具有的責任，是在一般人搞不清楚的專業領域。比如說，三峽工程到底怎麽樣，這是大家搞不清楚的。這個時候知識分子是該出來說話的，他不是要表態，而是要通過專業知識告訴公眾事實是什麽，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是什麽。

▲許紀霖先生

齊魯晚報:那麽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以後會怎樣？

許紀霖:現在的知識分子，要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要麽就是“知道分子”。我在2002年寫文章的時候，已經預見到這兩撥人的分化，現在的分化越來越明確了。有一些人就守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做研究，他不想也不願意思考公共的問題。然後，在傳媒就有一批專業的傳媒人員、撰稿人，他們負責發表意見，他們的知識博雜也很敏感，但很難說是某個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分子本來應該在知識性和公共性上能保持某種平衡，但這種人越來越少，也沒有人願意做。

知識分子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並不是一個實體。具有某種批判精神、超越意識，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在今天已經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了。所以說，每一個人，接受過知識教育的人，都可以甚至應該成為知識分子。因為一個人有知識分子精神，才有可能成為知識分子。不是因為你具有知識分子這種身份，就能成為知識分子。所以說如果你從事知識分子職業而不具備知識分子精神，依然不是知識分子。倒過來，你不是知識分子職業，但是你具有這種精神品質，也可以說你是知識分子。

年輕人越來越致力於制定小目標

齊魯晚報:回到您自己的研究上來，您比較迷戀民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更具有家國天下的情懷。同時，您不太喜歡過於關注現在的事情。

許紀霖:當下要關注，也要有距離感。與現實貼得太近，只會停留在現實表層。現在社會太浮躁，缺乏節製感。我們的大眾文化表達都是很囂張的，各種表現都加碼。我畢竟是在歷史系，所以更喜歡看和我們有些距離的知識分子。太近的東西看不清楚，只有有一定距離了才看得清楚。有距離的歷史看清楚了，對現實反而了解更透徹。很多人缺乏現實的深度，是因為他們缺乏歷史感。所以我更願意以一種歷史的方式，來看今天的一切。因為，今天依然在歷史的延長線上。

▲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齊魯晚報:可能有一些年輕學子會困惑，說了解以前的知識分子，跟當下有什麽樣的關係？

許紀霖:這是一個閱歷的體驗，不僅僅是知識的體驗。同樣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我現在給大學生講的效果，遠比不上給社會人士講的效果。因為這和知性沒關係，後者他們已經有人生經歷了。現在大學裡教授的大多是純知識，它背後不一定有思想，甚至是去思想化的知識。所以他無法了解知識背後的內涵和意義，而是去摳那些很細的知識點。但知識分子的故事不是靠知識去體會的，而是靠心靈去感受，用自己的經歷去感受。

看書、吸收知識需要對話。但資訊不會和你對話。而且，知識是系統的，資訊是破碎的。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以了解資訊的方式去讀書，他獲得的是支離破碎的資訊，而不是具有某種價值觀、世界觀和整體感的知識。知識和資訊的差別就在這裡。資訊不能提供世界觀，不能構成三觀。所以，今天很多人一肚子資訊，卻沒有自己的三觀。這樣的人格是最容易被操控的。

齊魯晚報:您以前提到過知識分子的三種關懷，社會層面、文化層面與知識層面。

許紀霖:今天就是知識關懷。我的學生裡面，大部分是以知識關懷為主調。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大趨勢，你不可能改變它。用王元化先生的話來說，這世界不再令人著迷。至少我有這個同感，你不能期望年輕一代走老一代的路。

▲中華書局出版社

齊魯晚報:會有新的東西被創造出來嗎？

許紀霖:有可能。他們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未來，年輕人會越來越致力於小目標。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小目標，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整體性的東西，年輕人那裡不會再有。年輕人都會設定一定的小目標，而且這些小目標有時候還會互相衝突。

齊魯晚報:所以現在是一個小時代？

許紀霖:大時代、小時代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大時代一定有一個整體的、共鳴的、烏托邦式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大時代不可能了，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目標、小的烏托邦，這個一定會有。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整個世界屬於大轉折的時代，以後變化可能會更快。技術的創新太厲害了，任何技術革命都會帶來文化的變化。我們現在正處於文化的變革之中。從印刷媒體到網絡時代，網絡時代還在不斷產生新變化。我們難以想象，至少我是跟不上這個時代了。但是，我願意去理解。知識分子實際上未必能夠改變世界。他唯一能做的，是為世界提供一種解釋。

因為，大部分人對於變化的世界是不理解的，或者只是看到支離破碎的樣貌。知識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整體的、清晰的解釋。世界在變動，我也在理解。我現在的理解還不是整體性的，只是抓住了一些現象性的東西，試圖深入理解它。

*本文轉自《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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