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張灝，深思的哲人

▲張灝與其自選集

簡介

許紀霖教授談到，有三個老師對他的影響最大，陳旭麓先生讓他懂得什麽是史學，王元化先生賦予他精神人格，而張灝教授告訴他如何研究思想史。本次《深圳商報》的訪談，談的就是張灝思想的深邃之處。

採訪者：夏和順

張灝的著作在大陸有多個版本，早在1993年，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出版了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200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學人文叢”，收入《張灝自選集》，由許紀霖教授策劃，是大陸出版的有版權的張灝作品中最早的一本。

許紀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上海三輝圖書文化公司曾策劃出版張灝先生的三本著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而此次又加入《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較為完整地向大陸讀者呈現了張灝著作的全貌，並引發學界熱議。據悉，廣東人民出版社前不久也出版了張灝著《幽暗意識與時代探索》。

▲三輝出品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張灝是安徽滁縣（今滁州市）人，1937年出生，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深受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1959年，張灝負笈美國哈佛大學，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

在哈佛眾多教授中，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對他的影響最大，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由史華慈教授指導的，這部論文後來經修訂出版，就是張灝先生的成名作《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

許紀霖教授認為，從這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框架，當年在海外以梁啟超為題做博士論文的有好幾篇，張灝先生的這一篇是最好的。後來他到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任教，直到退休，許紀霖形容他的好靜，用了“從一而終”這個詞，說他不像余英時先生換過幾所學校。他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都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時寫作的。他還參與過《劍橋中國晚清史》的寫作。

張灝先生的原著大都用英文寫作，其中文版由不同譯者翻譯，比如《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由高力克和王躍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由崔志海和葛夫平譯。許紀霖教授介紹，大部分譯者都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屬於專家譯述，基本上能做到信雅達，能傳達作者的本意，但早期出的書因為沒有版權，翻譯較快，個別譯著粗糙了些。

許紀霖認為，張灝先生最好的中文著述還是他後來的原著，表達用詞等非常講究，比如《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一書中大部分文章是用中文寫的，有幾篇關於新儒家的文章是台灣學者翻譯的，很有功力，表達都很棒。許紀霖說，中文和英文是有差距的，如果他自己用中文寫作，把握會更準確。

許紀霖說，關於雙語寫作，張灝先生跟他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張佛泉，在台灣時出版過《自由與人權》，被認為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經典，張先生也是邏輯縝密而著稱，他後來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曾對張灝先生說過一話：“如果寫思想史的文章，應該用英文寫，因為中文不嚴謹，表達不清楚。”張灝轉述此話時，他並不以為然，但許紀霖認為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許紀霖說，張灝先生在哈佛受到很嚴謹的思維訓練，他即使是寫中文的論文，思路和表達都非常嚴謹，具有很強的內在邏輯。

▲張佛泉《自由與人員》

許紀霖說，張灝先生的作品濃得化不開，密度太高，一篇萬字文章可以做十幾個題目，可見密度有多麽高。他的著作雖然不多，但幾乎每一部每一篇都很有影響，有水份的文章很少，這很不容易。

張灝先生的著述大多短小精悍，但提出的問題都非常厚重，並通過一步步縝密的邏輯分析而導出結論，這是他的特點。他已經留下了一系列厚重的作品，他所提的問題也是當今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繞不開的話題。

幽暗意識、轉型時代，包括他對新儒家論述，後來都成為經典名篇。2007年，張灝先生七十壽辰時，王汎森先生組織出版了祝壽論文集，書名就叫《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期》，王先生敏銳地從這篇論文中抽出十幾個話題，邀請張灝先生的朋友、學生和後輩，每人做一個題目，我被派到的任務，是關於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後來我寫了《重建社會重心：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一文。

許紀霖認為，張灝先生是一位刺蝟型學者，邏輯非常嚴謹，論述環環相扣，張灝先生的著作太嚴謹，就像解數學方程一樣，較專業的讀者會體會咀嚼其中的意思，並靠自己的想像去發揮，但一般讀者會就覺得枯燥。因為邏輯性太強，而把一些精彩的片斷想法過濾掉了，無法整合進去。

許紀霖認為，有時候文章出彩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棱光碎片。他說，與張先生面談時，時而能聽到一些精彩的靈感片斷，但到了文章中往往會被過濾掉。許紀霖自稱是介於刺蝟與狐狸之間的學者，他可以學張灝先生寫邏輯嚴謹的著作，有時也會寫狐狸型發散型的文章。許紀霖希望張灝先生晚年能寫一本回憶錄，把他的想法用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出來，他認為這將是一份珍貴的思想史的史料。

夏和順：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即接觸到張灝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張先生的導師是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師本傑明·史華慈，他所繼承的是哈佛大學的思想史研究傳統。您當時曾寫信給張先生，向他表達敬慕之情，張灝先生的著作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許紀霖：海內外有許多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名家，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我的三個老師——王元化、陳旭麓和張灝。我是由知識分子研究而轉入思想史領域的，需要找到一個研究的範式，張灝先生的研究非常嚴謹、細膩，思路巨集大，其邏輯嚴密、環環相扣的論證方法恰恰是我所追求的。我最早接觸到他的著作時，有如電擊般的感覺：我覺得張灝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能切合我的，所以後來我就開始與他通訊。

▲陳旭麓

回過頭來看，我有一個自覺的想法，做學術研究可以有創新有突破，但你必須繼承某一個傳統，在此基礎上發揚光大，開創自己的風格，任何真正有價值的創新都不是開天辟地。

思想史有各種傳統，我最珍惜的是哈佛大學史華慈教授所開創的研究傳統，我稱之為問題式的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有注重史料文獻的，如葛兆光先生；也有與文化史相結合的，如王汎森先生，史華慈的研究方式是以問題為導向，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都有明確的問題，圍繞問題展開思路，最後得出結論。

這樣的研究在美國曾經形成強大的傳統，他有一批優秀的學生，比如墨子刻、田浩、李歐梵、林毓生等等，都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大家，在我看來，最能得其史華慈真傳並發揚光大的就是張灝先生。

我的三個老師，陳旭麓先生在我的研究生時期給了我很多指導，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影響主要是精神層面的，張灝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範式上對我影響最大。

我認為史華慈的問題式思想史研究在美國已經斷根了，等到張灝、墨子刻、林毓生等退休，已經沒有第三代學生了，因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不做思想史研究了，而轉向社會史、文化史等方面。

恰恰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方式正是中國所需要的，因為中國還處在轉型時期，許多問題懸而未決，可以反過來促使我們思考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思想和歷史，這種思想史研究方式在中國仍然有其價值，這也正是張灝先生著作的價值所在。

▲林毓生

夏和順：您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過一年時間，當時張灝先生正好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因此您有機會在這段時間內時時向張先生請益，並能得其學問之精髓。您對張先生印象如何？您認為他是哪種類型的學者？

許紀霖：張灝先生與林毓生、杜維明等先生不太一樣，他是一個純粹的學者，非常低調，不愛拋頭露面，不主動與媒體打交道，不喜歡到處演講，甚至出席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都很少，他只是安靜地做自己的研究。他在香港呆了十幾年，默默無聞，媒體上基本見不到他。

但這只是表象，你不能因此說他是一位書齋裡的學者，從他的著作中你可以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情懷，用我的話說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關懷。他是一個思想史家，一個康德式的沉思的哲人。

1988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見到他，他當時從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退休，應聘到香港科技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他很忙，為瑣碎事務所困擾，但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問題。1999年我在中文大學工作過一年，我有空就從中文大學乘地鐵到清水灣畔科技大學去看望他，通常下午去，在那裡吃晚飯，跟他聊天。

他的生活很有規律，因為心髒動過手術，只能吃一碗沒有油鹽的面，大家戲稱“張公面”。雖然他從來不寫時論文章，但我可以感覺他內心的關懷，他一直關心著海峽兩岸和世界局勢。他對人彬彬有禮，始終保持著和藹的距離，並不是那種讓人感覺如沐春風的學者，但當你跟他深入接觸後，你就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熾熱。

▲香港科技大學

夏和順：張灝先生似乎很少回大陸，您好像邀請他到過上海，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許紀霖：2003年，借《張灝自選集》在上海出版，我邀請他到華東師范大學來做演講，他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做了座談，我陪他們夫婦去蘇州遊玩過，那次他算“放縱”了自己一回，享受了上海、蘇州的美食。他們夫婦都不愛拋頭露面，在香港期間，他們自己悄悄去過杭州等地，但不願麻煩任何人，不喜歡前呼後應的那種派頭，他喜歡過那種哲人式的安寧生活。

張灝先生和夫人現在住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和女兒住在一起。他們為人很低調，今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他都沒有去。但他的文字已經留下來了，成為了不朽，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人很少能繞開他提出的那些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

夏和順：張灝關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思想史，寫作了《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1890—1911》、《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等一系列具有震撼意義的著作，他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下從事這一系列寫作的呢？

許紀霖：他1949年隨父親遷居台灣後，一直有一種強烈的大中華情懷，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是如何失去大陸的，共產黨最後怎麽取得勝利的？這與他的家庭身世，與他個人的生命經歷是有關係的。他曾告訴我，他讀台灣大學歷史系時，能看到的大陸資料很少，到哈佛大學讀博士期間時能看到大陸的各種資料，突然被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所吸引，甚至著迷。

他在美國見到林毓生的時候，對林說：“潤之的思想很有魅力啊！”林毓生不大以為然。在美國的華人學者中，凡是思想比較深刻的早年大都有一段左派經歷，後來他們幡然醒悟，意識到革命不僅有美麗的烏托邦的一面，也有殘酷現實的一面，張灝也有這樣一段情感經歷和心路歷程。

大陸文革開始後，張灝開始反思革命，因為他是做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他思考的問題也是史華慈研究的問題：中國革命何以發生？烏托邦理想何以如此吸引人？在冷戰時期，國外學者們普遍認為是中國革命是從蘇聯輸入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馬克思主義送到了中國，好像與中國歷史沒有關係。

史華慈和張灝要做的工作是試圖發掘革命的歷史源頭。張灝對中國革命的思考是從晚清開始的，他後來那很有影響的關於中國思想史轉運站型年代的文章，講晚清面臨著兩個危機——社會政治危機和心靈秩序危機，危機之下誘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激情與理想主義，從晚清到民初，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和中共革命，這三大革命有著內在的發展脈絡，不是外面輸入的革命。

▲文革影像

夏和順：《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是張灝先生的成名作，是他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出版的。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梁啟超的著作很多，您認為他這一部是其中最優秀的，為什麽？

許紀霖：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中國思想史權威列文森是研究梁啟超的權威，他提出的著名觀點是：梁啟超這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理智上面向西方，情感上停留在傳統，把傳統和現代、理智和情感二分。張灝針對這種二分法提出挑戰，他通過研究，認為梁啟超在面對中西方文化的時候，不僅在情感上，而且在理智上也是矛盾的，他作了非常細膩和有層次的分析，這是張灝先生的過人之處。

夏和順：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不可回避的人物，張灝先生於《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之外，專門寫了《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足可見他對梁氏的重視。梁啟超去世時，胡適所作挽聯為“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他認為梁氏“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頗難指名一篇一書”，他的結論是《新民說》可算是梁氏一生最大貢獻。張灝先生在其著作中有專門一章討論梁氏的新民說，且份量極重，評述也極為複雜，可謂與胡適先生慧眼同具。簡略地說，應該怎樣認識梁啟超的新民說，它對我們今天的公民思想有何影響？

▲梁啟超《新民說》

許紀霖：梁啟超新民說對中國的影響，就像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一樣深刻，他的系列文章影響了兩代知識分子，從晚清一代到五四一代。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今天討論的各種問題，各種現代的思想，比如群、國家、優勝劣敗、自由、自治、權利、義務、公德、私德等等，梁啟超在新民說中都有開創性的論述，而且不是照搬西方概念，而是放在中國思想體系的脈絡中來闡述，有些是創造性的誤讀，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文本，張灝先生在這部書裡對新民說作了重點討論，道理也在這裡。

即使在今天，《新民說》也沒有過時，我曾經開過一門課，就是細讀《新民說》，每次討論其中的一節，即一個問題，讓研究生作細的討論，效果非常好。經典是值得反覆玩味的。

夏和順：19與20世紀之交，是中國的轉型時期，也就是梁啟超所謂“千年未有之變局”。隨著西方的擴張，知識分子不僅面臨著社會政治秩序的崩潰，也面臨著傳統世界的瓦解，因此傳統知識分子的形象及其思想內涵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張灝的《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和劉師培，他們有何典型意義，又有何差異性？

許紀霖：張灝先生研究的CASE（案例）是精心挑選的，研究之後一定會有結論。《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書裡考察了轉型一代四個中國知識分子——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和劉師培，他們每個人都代表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使他們的思想得以發展，超越了流行於中國知識分子界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民族主義。

他們的世界觀都具有一種道德性和精神性思想傾向相融合的特徵。就康有為和劉師培而言，道德性傾向支配了他們的世界觀，而對於譚嗣同和章炳麟來說，主異的則是精神性傾向。

張灝先生的結論是經過提煉的，這四個人是兩兩對比的CASE，即比較型的四個案例。哪怕做個案，最後也要形成思想結構，這就是張灝先生的治學方法。這也給我很大啟發，我在指導學生做博士論文時，再三強調做個案也必須有一個整體說明，不能隨機抽選。

▲康有為（左）、劉師培（中）、譚嗣同（右）

這部書高度抽象，張先生做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最受行內佩服的是他從內部研究思想史的變遷，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非常熟悉，從宋明理學，朱熹，王陽明有非常清晰的理解，不是資料性的片斷的，而是整體的脈絡性的。

我認為做學問要有脈絡感，這個脈絡是怎麽發展下來的，前世今生都要了解。張先生雖然不做中國古代思想史，但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理解十分深刻，具有穿透性。他在這部書中對這四個人所傳承的思想分析得十分透徹，值得玩味。

夏和順：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說過一句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我們從傳統教科書上只知道他是一個革命殉道者，但是張灝先生通過分析他思想發展的脈絡，指出他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的殉道更多的是出於對實在幻境的虔誠，他因此由反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而無畏地走向死亡。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對學界有何啟發意義？

許紀霖：相比較而言，我個人更喜歡他的《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他的其他幾本書呈現的都是思想觀念，這本書更有活力，活生生寫出了譚嗣同這個人。他研究知識分子，除思想情景和歷史情景之外，還特別提到生命情景。

生命情景即人生背景特別是早年經歷。關於心靈秩序，張灝是受到了西方思想史研究權威沃格林的啟發，沃格林認為，在社會政治秩序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心靈秩序，張灝先生受他影響，把政治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心靈史結合起來，他從思想情景、歷史情景和生命情景三個方面來論述譚嗣同，非常精彩。

▲西方思想史研究權威沃格林

譚嗣同在康有為、梁啟超那批戊戌變法志士裡最有宗教感，所以他才有強烈的烈士情懷。這涉及到他對生死的態度，與他早年的經歷特別是佛教的影響有關，張灝先生對他內心精神層面的發掘很透徹。

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研究方法，這兩年我特別強調精神史的研究，思想與觀念都是死的，知識分子是活生生的人，他們不僅有理性，也有情感，不僅有大腦，也有靈魂，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寫出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錢理群先生晚年也開始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這點上我與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錢理群畫像

夏和順：劉師培這個人物的經歷和思想也相當複雜，一般讀者恐怕只知道他後期在北京大學講授“三禮”、《尚書》和訓詁學，而不知道他早年的革命思想和實踐。張灝先生《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隻寫到1911年，如果把兩個階段對接，正好看到他的全貌。劉師培1919年病逝時，葬儀是由陳獨秀主持的，這是否可以暗示他的思想與未來的共產主義有一種潛在的接續軌跡？

許紀霖：劉師培在晚清時期是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夫人何震也是，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與後來的革命思想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和思想的關聯。劉師培後來思想有了變化，他在北大研究國故，甚至參加籌安會活動。張灝先生只是研究他在晚清這段時期的思想，他選這個案例不是出於對劉師培本人的興趣，而是要建立一種思想類型，後來他很少再碰劉師培。

我發現一個學者越到老年，關懷就越容易回到他的青年時代，這也是張先生思想發展的脈絡。他這代學者一直在思考一個大問題：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何以如此？二十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最近十幾年來，張灝先生越來越關注革命的神話問題，他研究軸心文明時代的“原人”問題，與此相關。每一種文明都需要有精神和人格的承當者，所謂的“文明托命之人”。

各大文明都有原人意識。中國文明中因為沒有上帝觀念，聖人被不斷神話，到了現代革命時期，產生了聖王合一的登峰造極的神話現象。張灝研究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不作價值褒貶，既不讚揚，也不妖魔化，他通過嚴謹的分析，試圖解釋革命何以發生，他似乎用大半生時間在思考這個問題。他的思考並沒有終結，他提出的一些問題還值得我們後一輩甚至幾輩學者繼續研究下去。

▲劉師培作品

夏和順：“幽暗意識”概念的提出並在研究中運用，可能是張灝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最大貢獻。幽暗意識源於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也是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產生的根源，張灝通過對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學的挖掘，作出了中國傳統中也隱含“幽暗意識”的結論。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幽暗意識理論？為什麽同樣具有幽暗意識，而中國卻沒有產生民主制度？

許紀霖：張灝先生提出幽暗意識的概念也有一個故事，他在哈佛做博士生時，大概是1962年，聽過宗教思想家尼布爾的一門課。那是一個冬天，張先生早早地去到哈佛禮堂準備聽課，在門口發現一位老人同樣早到，兩人交談起來，他才知道這就是要上課的尼布爾先生。張先生聽了尼布爾一學期的課，這對他的“幽暗意識”觀的形成很有助益。

尼布爾有一句著名的話：“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民主和人性有關，人性既有神的一面，也有可墮落的一面，而且這種墮落是終結性不可克服的，這就是根深蒂固的幽暗意識。因此才生發出法治和憲政的觀念，對凡人權力的限制，哪怕是偉人和聖人，總有懷有一絲不信任，張灝先生受到尼布爾的影響，從人性的角度來思考民主的根基問題。

▲尼布爾

他注意到儒家也承認人性中存在可墮落的一面，但儒家認為這種墮落傾向是可克服的，人性是善的，只是被各種欲望所蒙敝而已。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歷史上最後還是相信人，把聖人看成神，希望好皇帝和清官，政治上是一種內聖外王的道德理想主義，而沒能發展出一套客觀的法治秩序，最終還是靠人而不是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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