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於1988年創辦，迄今已滿30年，從未中輟，旨在專門引進海外關於中國研究的學術論著佳作，從歷史到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圖書近180種。一本本高品質的著作呈現在中國讀者的面前，匯聚成一個新的知識體系，也成為當代中國出版的奇跡。值“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出版30周年之際，現代快報讀品周刊推出與叢書關係密切的系列大家訪談。
所謂知識分子，長相氣質當如許紀霖。傳聞陳丹青見到他，說：“你長得真像演員陳道明。”這位滬上名家笑答：“是他長得比較像我。”
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中，許紀霖以一系列知識分子個案研究走紅學界。這些文章打破了學院和公眾的壁壘，受到許多普通讀者的喜愛。微信公眾號“騰訊大家”曾發表他的一篇寫郭沫若的文章，一天之內閱讀量達到“10萬+”。
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寫一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像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那樣。
許紀霖常說，他做歷史研究是野路子，沒有家法。他慢慢意識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個偉大的傳統，“否則達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大概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他從史華茲、張灝那裡，尋到了“家法”。
許紀霖
1957年出生於上海。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從事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研究，近年來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大時代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家國天下》等。
陳曦 | 文 徐洋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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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研究知識分子，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宿命。他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家族裡面最有名的人物是杜亞泉。
杜亞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譯所理化部主任，後來又做《東方雜誌》主編，就把家族的人都帶出來了。杜亞泉之外，許紀霖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務編譯所做編輯。許紀霖的父親抗戰時考入西南聯大，後來從清華畢業，雖然父親去世很早，但家裡一直有讀書的氛圍。
當時許家住在山陰路的大陸新村，與魯迅是鄰居。魯迅住9號，許家住3號，當然不是同一個年代。住在山陰路，特別是大陸新村的，有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許紀霖讀中學時，還是按照居住地來分班的，班上同學都住得比較近，成績又好，即使在文革時依然保持了非常濃鬱的讀書氛圍。
“我覺得我最早的現代性的啟蒙，是在中學裡傳看禁書，就是‘文革’前出的歐洲經典作品，特別是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我的近視眼就是那時看出來的。比如說《安娜·卡列尼娜》傳到我手裡，只能看一個晚上，第二天就要還，只能通宵看書。”
中學畢業後，許紀霖下鄉三年，利用管理農場圖書館的便利，讀了不少蘇聯“解凍”以後的文學作品，比如蘇聯的《你到底要什麽》，南斯拉夫的《新階級》等。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啟蒙前史。
因為讀書多，底子好，1977年，許紀霖很順利地成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不過他始終認為，大學賦予他的是思想和頭腦，他的心靈，是在中學時就已經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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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許紀霖留校當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史。但他對黨派組織的興趣不是很大，真正吸引他的倒是黨派內的知識分子，所以就從個案做起，關心一個一個人。
他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是關於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袁世凱稱帝時要黃遠生幫忙造勢，黃遠生在掙扎中寫完了稿件，之後又非常後悔，寫了《懺悔錄》反思自己的一生。許紀霖深有感觸，寫下《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發表在《讀書》雜誌。隨後，他開始連續不斷地發表知識分子系列的研究文章。許紀霖這個名字，也迅速被學界所熟知。
這些文章都是從心態人格角度做研究的。當時心理學很熱，許紀霖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等心理學研究方法，運用到知識分子研究中，開創了獨特的“知識分子心態史研究”。不過後來，他對心理學不滿意，覺得它太淺，人的豐富心靈，不是“科學的”心理學所能解釋，要從哲學和宗教的層面，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心靈世界的複雜性和深度。
2000年以後，許紀霖嘗試將知識分子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開拓一個新的論域：知識分子社會史。
“我在八九十年代做知識分子研究，後來社會上出現了知識分子熱，一批獨立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知識分子研究，資料也做得很細，但從整體而言，在問題意識和研究領域裡沒有太大開拓。於是我就帶著學生試圖開辟新領域。”
當時海外中國研究方面著作在中國大量翻譯出版，它們的新視角和新方法也啟發了國內的歷史研究。1996年蕭邦奇的《血路》出版，以20世紀早期的中國變遷為背景，通過描寫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在三個不同場域——家鄉、省城杭州和上海的活動，將太空視角帶入歷史分析中，剖析他由此形成的複雜個人身份和社會網絡。許紀霖就想能不能從社會史的角度，來做知識分子研究。後來，他和學生一起寫了一本《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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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一向稱自己做學問是“野路子”，看似博采眾長，卻沒有家法。他慢慢意識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個偉大的傳統，“否則你再聰明，達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
他時常提及，在為人為學的路線上，有三位老先生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一位是史學大家陳旭麓先生，一位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領軍人物王元化先生，還有一位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張灝先生。前兩位給他精神上的指引，後一位教給了他方法。
大概在1994年，許紀霖讀到張灝的《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見傾心，刺激起他做思想史的心思。1999年，他去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年，有機會和張灝有比較密切的交往。
張灝是哈佛大學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師史華茲的學生，從張灝那裡，許紀霖找到一種心有戚戚焉的研究範式，他稱之為“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它不是做簡單的考據，它注重的是以某個問題為中心，圍繞、回應這一問題來展開思路，這就是從史華茲到張灝的學術傳統，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這個傳統裡面。我現在做研究，包括帶學生，都是自覺接上這個傳統。”
他現在做的，就是把社會史和思想史打通，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形成的。
“研究知識分子可以有兩條理路，一條是內在理路，研究他的思想，另外一條理路是外在理路，研究知識分子和時代的關係。過去一講到時代背景，一定指政治背景，事實上，我們更關心的是，他家庭出身是什麽，他在什麽樣的家庭背景下成長，他少兒經歷是怎麽樣的，他接受了什麽樣的知識教育，他進入知識圈以後，怎麽形成自己的交往網絡，這種交往網絡除了大家有共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外，是否還有非政治的生活，比如他們的共同趣味，這些都是過去很少研究的，但我們現在越來越注重這個東西。”
許紀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寫一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像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那樣。在一個似乎到處都在狂飆突進的年代，他不給自己限定時間。“心態很從容，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不著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話說，就是一種‘比慢’的精神吧。”
| 對話 |
從史華茲到張灝
讀品：您是何時開始關注海外中國研究的？
許紀霖：80年代初，翻譯比較多的是西方哲學。關於西方的中國研究，“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應該是最早進來的。羅茲曼的《中國的現代化》這本書一出版，打開了海外中國研究的第一扇窗。當時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教條化傾向很嚴重，還是談“三次革命高潮”。從《中國的現代化》這本書，我們知道原來還有一種新的理論，叫“現代化研究”。這對我們可以說是大開眼界。1990年，我邀集了清華的孫立平，南大的朱慶葆，人大的楊念群等十來個朋友，用現代化敘事模式重寫中國近代史，命名為《中國現代化史》，實際上是受這本書的啟發。
讀品：“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許紀霖：我帶研究生20多年，大量的閱讀書目是在這套叢書裡。我借研究生的課堂，和學生們一起精讀過很多書，杜讚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余英時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卜正民的《為權力祈禱》，郭穎頤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等等，通過閱讀這些書，來了解它的問題意識，體會它的方法論。
讀品：您如何看待海外的中國研究？
許紀霖：可以說，美國和歐洲學者在中國研究領域，他們的學術水準未必是最高的。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有獨特的視角和方法。比如蕭邦奇的《血路》，它未必是一流的研究，但視角非常的新穎。他是通過三個圈，先寫他的家鄉，然後到杭州省城，再到上海這個更大的圈，從太空展示上，三個同心圓組成他的一個活動太空，這個結構安排特別美。
美國的中國研究，它不斷受到其他領域研究的挑戰和刺激，所以不斷有一些新的方法和角度，然後運用到中國研究，所以往往就覺得特別新。雖然從扎實的角度而言，中國學者不比他們差。
讀品：海外中國研究對您本人的研究有何影響？
許紀霖：從我個人來說，我最初做思想史和近現代史研究缺乏家法。後來通過閱讀，我就特別喜歡哈佛研究中國的方法，我把它稱為“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圍繞問題來做研究，而不是做簡單的考據。所以我現在的研究，包括帶學生，比較自覺地接上這個傳統，就是我稱為“從史華茲到張灝”這個傳統來做研究。
編輯 | 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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