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王元化的另一種啟蒙

▲王元化

簡介

上周關於杜亞泉的文章提到1993年王元化先生為杜亞泉辯護的文章，引起了國內的轟動，有人認為80年代啟蒙的南方精神領袖“轉向”了。本篇發表於1998年的小文，為王元化先生的變化，做出了獨到的理解。

關於王元化，近幾年在思想界裡流傳著一種“轉向”的說法。他80 年代辦《新啟蒙》，到90年代編《學術集林》，不免讓某些人覺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思議。有一種據說是流傳頗廣的“劃派法”，說如今的國內學術界，分為啟蒙派、國學派和後學派，王元化屬於國學派中南方重鎮雲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90年代的王元化是否“轉向”，如何“轉向”？我們不妨先讀讀他本人的文子，再作結論。最近，王元化將其1993年下半年以來的文章結集出版，名為《清園近思錄》。其中透露的消息，最準確地印證了老先生這幾年走過的心路歷程。

▲《清園近思錄》

王元化並不避諱90年代以來自己的思想有某種變化。他指出，“轉向”這個詞譯自日文，原意為政治上的變節。在30年代，曾經是一個很壞的詞。但思想變化，與“轉向”不一樣，它不像“轉向”那樣，“屈服於權威，取媚於權勢，趨承上意或隨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路線上出自內心的反省”。

反思是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自己曾經那麽真誠相信過的信念，在歷史的實踐中已露出明顯的破綻。在他看來，反思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良知上的責任，是出於一種嚴肅而又深刻的憂患意識。

王元化的反思，首先對五四開始。在80年代末五四運動70周年的時候，他曾經寫過一篇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的《為五四精神一辨》。然而，經過這些年的反思，特別是通過對杜亞泉及其與陳獨秀的中西文化論戰研究，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王元化認為，五四最可貴的思想遺產是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這不僅體現在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身上，而且在杜亞泉、陳寅恪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那裡，也同樣存在。在上述的意義上，五四的啟蒙並沒有完成，且遠遠沒有實現。為此，90年代的王元化身體力行，為學不作媚時語，繼續五四開創的獨立與自由的啟蒙事業。

▲五四運動影像

然而，五四並非是過去人們所想象的美麗烏托邦，它同時也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界留下了負面的遺產。王元化通過冷靜而認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種觀念：庸俗進化觀、激進主義、功利主義和意圖倫理。

他特別指出，五四時期這些負面的東西，不僅局限於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對立的學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為思想界相當普遍的預設，一直蔓延至今。明年是五四運動的又一輪十年祭，是到了對這些觀念再估價、再認識的時候了。

王元化反思的另一個重要對象是五四以來思想界的浮躁學風。由於受庸俗進化觀“新比舊好”、“越徹底越好”的影響，任何一種新思潮新潮流，一來到中國，還沒有一點象樣的研究，不少人就趨之若騖，一窩蜂地趕時髦，而“每一次新的出現都以征服者或勝利者的姿態睥睨群倫”，形成一輪新的一統格局。

由此誘發出不求甚解、遊談無根的膚淺學風。這樣的學風，到90年代再加上市場和媒體的推波助瀾，更是有增無已。一些學者為追求轟動效應，不惜以煽情的修辭，作過激之論。王元化對此是深有看法的。

他發現，之所以形成如此學風，與五四以後激進主義片面強調立場優先、學術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有關。在激進主義者看來，在認識論上似乎只要首先確定了擁護什麽、反對什麽的堅定立場，便自然真理在握，不需再進行認真的學理思考。進一步地，它也導致了一種將學術與思想割裂的傾向，好像這兩者是勢不兩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當90年代學界風氣稍有好轉時，國內外都有人在擔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對此，王元化明確地說：“我不認為學術和思想必將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充實思想”。他在創辦《學術集林》時，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種“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

▲上海遠東出版社

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這也是王元化這幾年求學所追求的兩種意境。當他從事學術考證工作的時候，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思想關懷，並沒有陷入乾嘉式為考證而考證的技術性繁瑣。

而當他討論思想問題的時候，又不滿足於一般的表明立場，總是以一種虔誠的學術態度，盡量在學理上將問題分析透徹，使思想不停留於靈感的火花，而有深厚的理性基礎。他一再提倡熊十力所說的“沉潛往複、從容含玩”，這八個字不僅是學問之道，也是思想深刻的唯一路徑。

說到底，王元化所追求的，是啟蒙運動所提倡的理性精神。由王元化最早介紹、在這幾年引起思想界普遍關注的顧準、張中曉、杜亞泉等人，他們的思想背景儘管差異很大，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具有清明的理性。王元化這代知識分子是從理想主義走過來的，他們經歷了革命激情的洗禮，也感受過烏托邦的幻滅。當告別了理想主義激情之後，最後支撐起他們執著的個人信念的，正是五四的理性精神。

王元化在50-60 年代曾經精讀過康德、黑格爾，雖然90年代以來對意識形態化的黑格爾主義有深刻的反思，但依然繼承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中的批判理性精神，再加上這幾年所特別重視的英美自由主義經驗哲學，構成了他反思的主要思想資源。

▲黑格爾

民主與科學，一直被概括為五四所追求的兩個目標，但王元化認為，儘管五四已經過去80年了，但至今為至中國思想界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還是十分膚淺，比如民主，“一般教科書大抵沿著歐洲理性主義的路子介紹民主觀念，偏重於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經驗，特別關懷盧梭的公意學說，而對於經驗主義的民主學說，如洛克等人的學說，則茫然無知”。

這幾年因為受到一位青年學人博士論文的啟發，王元化特別重視盧梭的公意說，敏銳地感到這是20世紀中國“人民意識形態”的源頭所在，也是中國思想界遠未反思透徹的關鍵之處。雖然那位青年學人後來興趣轉向，沒有再深入下去，但王元化卻由此一發而不可收，緊緊咬住不放。

本來，他早已安排了撰寫系列回憶錄的計劃，但他痛感國內對盧梭的公意說，缺乏像30年代的張奚若那樣“老吏斷獄、反覆推敲”式的學理研究，逐不顧近八十的高齡，以一種類似考據的執著功夫，逐字逐句，苦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力圖從思辨層面發掘人類歷史上革命悲劇的理論淵源。其治學態度之頂真，所下功夫之深，令我等後輩學人不禁汗顏。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可以說，90年代的王元化並沒有像人們所誤解的那種“轉向”，成為超然物外、退隱象牙塔的“國學”中人。他的憂患意識一如以往，思想關懷也一如以往。事實上，並不存在所謂前後兩個王元化。

如果說，到90年代他有什麽變化的話，只是他的反思更自覺，思想更敏銳，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獨立、自由、多元和理性的精神遺產。

他依然是一個啟蒙者，不過將啟蒙的意義理解得更深層，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標語口號上，而是將其內化為一種理性的思考、一種長期而又艱苦的學術努力。

他還是他，還是那個王元化。

▲王元化

1998年3月

圖片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