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一萍：一個入殮師似的作家

來源：文學中國

盧一萍，七零後作家。四川南江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0年入伍，2000年成為新疆軍區文藝創作室專業作家，2012年調成都軍區文藝創作室，任副主任。2016年退役。已出版長篇小說《白山》《激情王國》《我的絕代佳人》，小說集《帕米爾情歌》《天堂灣》《父親的荒原》《銀繩般的雪》，長篇紀實文學《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塹》等二十餘部，作品曾獲第九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第三屆中國報告文學大獎、第十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第三屆“天山文藝獎”、第九屆四川文學獎，第九屆上海文學獎等。長篇小說《白山》先後入選“名人堂——2017年度十大好書”“2017《收獲》文學排行榜”“南方周末2017文化創意榜年度圖書”，被評為“亞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說”。

一個入殮師似的作家

——盧一萍印象

文 | 董夏青青

我大學畢業以後去了新疆工作，算起來和盧一萍已相處五年。這五年裡，和他一起去參加筆會，常聽到周圍的人毫不保留地誇他，說他是七零後風頭正健的作家，再看看他，照舊是咧開大嘴憨笑，末了不好意思地說哪裡哪裡。何止不像個作家，給他根扁擔，他就能挑起筐子上大集啦。

寫這些，無非是想說，盧一萍看起來不像個作家。而正因為這個，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作家。

與很多時髦的作者不同，他不是一個因為生活過分平靜，而像找尋稀有礦藏似的在藝術中尋求不幸的閑人。那種人對故事情節有一種愚蠢的敏感，但對生活中的事件卻完全麻木。相比書寫現實的苦楚，更願意在消遣的氛圍裡，為多愁善感的人們表演神經衰弱。而那真切的痛苦，如雅斯貝爾斯所說的“無望、無意義、傷心、赤貧和哀憐無助的不幸——大聲呼求著救助，但是所有這些平凡普通的痛苦現實，都被因超拔提升而障眼蔽目的心靈當作不屑一顧的東西推到一邊去了。

盧一萍常跟我說起他那家中的兄妹、磨難重重的童年，說起他學習的經歷，說起四川大巴山深處的棚屋和草木。他小時候種地、玩耍時沾上腳的泥巴、熏臘肉時染在衣服上的煙火氣，他從不刻意撣去。不管他日後去到新疆最西的群山，還是回到四川盆地，不管寫一名被打傷耳朵的營長，還是在戰爭中失去男性尊嚴的連長，那股土腥味兒都在。這種味道，既可以說成是對一種寫作口吻的偏好，也可以說成是他對其理解的生活本質所做的象徵性傳達。——這裡說到的生活本質，是一整套話語方式和言說口吻，它像一團霧氣，當它籠罩一個場所、一段景象，身處其中的人們很難發覺。惟有退後，隔開距離，那霧氣對人物面部、聲音、姿態、思想、靈魂所做的曝光、修改，才得清晰。

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的一段描述，集中、迅速地體現了這種口吻的絕妙：“在任何一出悲劇中，都有一些鬧劇的場面。在我的嶽父科津采夫醫生的家中，有一次闖進一個穿著軍官制服的身材高大的小夥子，他高聲喊道：‘耶穌給釘上了十字架，俄羅斯給出賣了！……’後來他瞧見桌子上放著一隻煙盒，於是鎮靜而認真地問道：‘銀的嗎？’”

如同那些給過盧一萍以豐厚精神養料的作家們一樣，他極善於在平穩、遠離禍事的生活流中，截出一個簡易場景，以溫柔質樸卻極端準、狠的口吻進行針對現實表象的愉快審判。他心靈中的災難景象，不是以洪水、地震、火災的自然方式出現，而是某一次談話，一頓午飯，在某個短暫而無奇的日常片段中呈現，人的扭曲、偏狹、怪誕，思想的卑劣以及精神的腐敗集中在一個瞬間裡展露無遺。他小說中的每一個文字，都如同凡人們每日展開的生活，含有作為悲劇而論的一切創痛。

前段時間，盧一萍把他前後寫了將近七年，六易其稿的長篇小說《白山》寄給了我。我收到後即刻開始看，卻直到現在也沒有讀完。只因為每看一行，都情緒翻攪，笑了一陣又想大哭一場。我跟在小說主人公凌五鬥後頭，看著他被命運扭成麻花，看著他和他成長的連隊被精神世界的雪崩一次又一次掩埋，仿佛看到了一個時代沸騰的大鍋裡，無數顆飽受煎熬的心在掙扎著想要爬出。一個時代過去了，留下一片說起來挺美的廢墟，一代人逝去了，留下一片無人著墨的慘白。這一切，不是沒有人見證，只是往往有勇氣說的人，沒能力寫，有本事寫的人，識時務地避而不言。

倒是盧一萍，這個經常自詡為鄉巴佬的有心人，選擇在這寂寞的地方下著最笨的功夫，執意以白紙黑字打掃戰場，以赤子之心重塑人心。對於他來說，作家最大的道德是書寫一切，而不僅是書寫正確的道德。真實即是善與美，他文字的真實一方面在於拒絕美化被貼上標簽的人、塑造善人偶像；另一方面，在於他善於嚴審人性，在凋敝的人心深處找尋無疑的真實。

英雄與貴族的故事，固然激動人心，然而能把螻蟻似的小人物一生寫得驚心動魄，震撼靈魂，也是一個作者應當用文字完成的分內事。

很多人都曾說過，文學是天才的事業，而天才也時常樂意把自己的工作說的輕巧。那些炫目的篇章，仿佛是順手拾得，一蹴而就的。相比那樣汪洋恣肆的才情寫作，盧一萍的寫作更像苦行。當年，他以一篇先鋒小說《激情王國》豔驚四座，作為七零後中倍受關注與期待的作者，他本能利用這聚焦的光圈，繼續做個常在文學刊物上拋頭露面的明星人物，然而，在之後很漫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卻走上了一條最為艱難和清冷的修行之途。

在寫《八千湘女上天山》時，他找機會遍訪那段歷史的親歷者，搜集了堆滿房間的素材資料，只為盡量客觀與完整地錄下他們行將掩埋的生命軌跡。待書出版後的許多年裡，每逢有湘女的聚會和故人離去的告別儀式，他都會接到邀請。而這些時候，他也從不推辭，常帶上鮮花與一份真心前去。離烏魯木齊人民廣場不遠處，有一家湘女開的飯館，盧一萍常想帶朋友去給老兵捧場，而滿頭白發的老兵，卻時常堅持不收菜錢。如此情意，便是因他那份執意還人以尊嚴的深情與果敢。

盧一萍平日裡穿衣服，從不見西裝革履，哪怕鞋子，也多是部隊裡發的製式皮鞋。有時候下班路過街邊店鋪，他也隻盯著那些戶外店，買出來的東西，不是打折的戶外鞋，就是防水抗風的衝鋒衣，無非是跟以前穿破了的那些衣服顏色不同而已。他家裡的牆上，掛著一隻馬頭骨，是他從荒原上撿回來的。空落落的眼窩，常年瞪著窗外。盧一萍和這馬也相似，鍾情荒野，他常年穿著戶外服，一有機會便挎上背包，跑向高原荒漠。苦寒淒冷的邊塞之地，他已用雙腳踏遍。他信奉波斯詩人薩迪的漫遊，並長期踐行，利用各種機會，走遍了新疆，藏北、河西走廊、川西和雲南。接近十年的漫遊，把這個廣闊的、山脈縱橫的、帶有傳說色彩的地域變成了他視野和內心的“小世界”。在這裡，“踏遍”不單是字面含義，盧一萍雖年輕，卻像一位懷有最虔誠信仰的老者，以無畏的平常心，一步一叩，丈量了從凡心到聖境的全部路程。走過多少裡地，喝過多少碗奶茶，聽過多少次草原上的雷鳴，和多少位智者共飲，這些信息都會在文字裡有所昭示。文學固然是虛構，但虛構，不等於閉門造車和信口雌黃。只有親手撫過孩童的臉蛋，親眼見過老人的眼淚，才能將文字捂熱，讓其有人心的溫度。是在這漫遊途中，盧一萍找到了人類心中的愛與善良——這個世界的基點。

在我進疆之前，盧一萍已在新疆待了將近二十年，多少次將性命拴在挎包上，登上高原，從車禍和高原病裡死裡逃學生。在那裡，他不再是一個為世俗功利牽絆的人，不再是一個搜集一些新鮮的異域故事以圖引人注目的文字販子。他用滿心的熱望與愛，撿拾那些平凡人的命運碎片，織補成一段段的傳奇史詩與美麗天地的牧人挽歌。

有人說，要想在寫作上有所突破，必須學會傾聽內心的聲音。可是廣闊天地，那麽多嘈雜和聲，有多少機會靜下來，一五一十地面對自己呢。為了心靈的安寧，盧一萍把自己隱藏在灶台之前，能在家做飯，就不出去吃喝；將自己安頓於書架之間，讀書一日，勝過日進鬥金。這不是為了躲進小樓成一統，卻是為了繞開心口不一、口是心非與言不由衷的陷阱，創造出帶領人們的靈魂飛升的梵音。盧一萍曾如此描述一個理想的心靈鏢師：

它是一個隱修者，而不是大街上的招搖者，更不是任何一群舞秧歌者的人，也不是老年交誼舞大賽上的頻頻獲獎者。它是一個騎著快馬的刀客，它所到達的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後來者趕上去後才明白——哦，他媽的，早在很久以前，那家夥已經到達過這裡了——那時，他們開始在這裡尋找啟示錄。

這段話，道明了他的文學理想，也表明了他的內心所求。他希望在自己的筆下，呈現出人類文明歷程中經受的苦難與歡笑的結晶，這堅硬的晶體，能扛過時間的侵蝕，抵擋潮流的更替，與人類綿延的生命一起共存下去。讓每一代人，都能在這些文字裡，找到“休戚與共”。這是太灼目的野心與願景，以至於他願意以最樸實的心靈狀態，去負擔與承受這終生踐行的辛勞。至此，他已從先鋒走進世俗生命，已從荷爾蒙走向沉思。故事的荒誕，已非炫技，情感的洶湧之勢，也不再是氣血衝動的宣泄和嘩眾取寵。沉寂如灰，於熱灰中，煉出了一副為他人命運沉浮而歌哭的熱心腸。

在我心裡，盧一萍是一個入殮師似的作家。用他的文字，整飭那些因為時代、命運、欲望而受難的模糊面容，還遇難者尊嚴與體面。入殮師憑一己的慈悲與想象，將那些一塌糊塗的面目重新塑造，形成一個已非其本來模樣的新樣子。好的文字，究竟是為了對抗“面目全非”而存在的，在被踐踏與毀壞過的生命跟前，許下拒絕遺忘和草草掩埋的承諾。這承諾，讓再卑微的生命，再血肉不清的死亡，都有了光。

董夏青青

董夏青青，1987年生於北京，祖籍山東安丘，在湖南長沙長大。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研究生，新疆軍區創作室創作員。九年間，前往南、北疆六十餘個邊防連隊采風蹲點。2007年出版隨筆集《胡同往事》，2018年出版小說集《科恰裡特山下》。小說、隨筆發表於《人民文學》、《十月》、《當代》、《解放軍文藝》、《芙蓉》、《青年文學》、《青年作家》、《思南文學選刊》、《南方周末》等報刊雜誌。曾獲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獎；華語青年作家短篇小說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