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金：和解的虛妄與沉重 | 聚焦文學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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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和解的虛妄與沉重

文 | 徐勇

鬼金，1974年出生。2008年開始中短篇小說寫作。出版有小說集《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長在天上的樹》、長篇小說《我的烏托邦》。曾獲第九屆《上海文學》獎、遼寧省文學獎等。

鬼金的小說，靠的是情感的邏輯和想象性的線索結構。小說中，突兀性的情節很多，事件來龍去脈的鏈條往往缺失，這說明他的小說並不完全屬於現實主義小說風格，具有文體上的不穩定性。

鬼金的小說很容易讓人想起“多餘的人”的形象，他的主人公多是些與社會格格不入、若即若離的人，或耽於幻想落落寡歡（《對一座冰山的幻想》中的“鬼金”），或封閉自己以反抗世俗意義的進取（《芝英》中的生子、《秉燭夜》中的“你”），或是鬱鬱不得志式的自我放逐（《李元怵》中的李元怵、《形同陌路的時刻》中的鬱夫、《去燈塔船旅館》中的邛與和《破浪》中的主人公“他”），或以自殺表明自己的抗爭（《明莉莉》中的韓全、《曠夏》中的曠夏和《向南方》中的斯棟），或被視為精神病人關進精神病院（《另一半》中的陳河）等等。他們也曾想到放棄、和解或妥協，但這裡的和解毋寧說是另一重抗拒。比如說《朱弭》中的主人公“我”把自己的書籍賣掉以表明自己的和解姿態，但其實是以放逐精神的方式墮入到形而下，沉淪放縱於肉體的狂歡中去。這就是鬼金的悖論，或者拒絕，或者放縱。他們難以做到與現實真正的和解。

《長在天上的樹》

表面看來，這樣一種悖論源自於他的主人公的身份認同的危機。他們很大一部分都是工人（大多是軋鋼廠工人或吊車司機），他們手上做著最切實的體力活的時候，心裡想著的卻是形而上的命題。他們的內心分裂和心思活泛顯然是因為看多了書籍的緣故。但若做一“考古學”式的分析便會發現，這裡的書籍，並不象徵抽象意義上的知識，而是有其具體所指，它們大部分都是現代主義文學書籍，其中尤其以荒誕派和存在主義類居多，諸如《懸崖》《局外人》《卡夫卡文集》《在路上》等。也就是說，鬼金主人公的內心不安分並不是因為書讀多了，天天想著更高的理想或追求而不安心生產，而是因為他們讀了太多的現代主義文學書籍，這讓他的主人公不滿於現狀，而不是想著怎麽介入現實。也就是說，它們的不滿只是空洞的不滿，沒有多少積極意義。他們對工廠不滿，並不是針對工廠本身。可見，工廠在這裡只是一個語言學上的牢籠之隱喻，呼應著作者吊車司機的身份。鬼金的小說中，真正寫到工廠生活的並不多，大多是寫那些處於邊緣的工人，或者就是那些工廠周邊的與工廠有關的居民。鬼金的小說，很難說是工廠小說或工人文學。他的主人公雖大多是工人，但工人只是一個沒有具體意義的符號，對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並不具有規定性內涵。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身份對鬼金來說就不重要，恰恰相反，這一身份標識構成了鬼金小說的獨有魅力。鬼金小說的堅硬生冷的質地，與他的工廠背景密不可分。或者還可以說，主人公的工人身份及其對工人身份的掙脫，構成了鬼金小說的獨有張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工人題材一度被作為底層寫作的重鎮，但在這些作品中，敘述者/作者悲憫的情懷照耀下，工人身份是被賦予的，工人很少有自己的主體意識。鬼金雖然竭力表現出對工人身份的掙脫，但他其實是以對工人身份的否定的方式強化了自己的工人主體意識。他把工廠比喻成“牢籠”，說自己是“軋鋼廠的囚徒”，是因為他強烈地感受到工廠導致的“人”的異化和“人”的牢籠命運的不可掙脫。也就是說，鬼金通過他的小說所完成的存在主義式的哲學思考，都是基於他的工人經驗和工廠隱喻。沒有工廠生活的根基，不可能完成他的哲學上的形而上思考。另一方面，工人身份和工廠經驗使得鬼金的小說寫作始終保持堅硬的質地，而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即是說，工廠經驗使得鬼金小說具有了日常生活性。

《我的烏托邦》

毫無疑問，鬼金的小說帶有極強的存在主義氣質，但事實上，他的主人公們（比如說那些軋鋼廠的工人們）的困境，更多是物質上的困境。比如說工廠效益不好，生活困頓，妻子嫌棄丈夫而憤然離去，父母離異，或者單親家庭出身，等等之類。某種程度上，一個陷於物質生活困頓中的主人公是很難做到存在主義式的超脫的。或者換句話說，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存在主義式的困境，他們內心的陰暗、絕望，首先源自於生活上的困頓，其次才是精神上的苦悶。鬼金的存在主義應該放到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加以考察。因為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大都是中下層，這是中下層百姓的存在主義，因而某種程度上也只是鬼金式的存在主義。

鬼金曾把“他本人就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作為自己的寫作目標（《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前言》），他的幾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鬼金的影子和鬼金的氣息。比如說《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中的生子、曠夏、李元怵、老朱等等軋鋼廠的工人形象，如果不是作者的情感投射，很難想象一條街或一個廠裡會有這麽多“多餘的人”出現，而且彼此性格上是那麽地相似。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鬼金小說的主人公彼此之間的辨識度不高，而鬼金也顯然無意於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

《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

有研究者從“零余者”或“多重人格”的角度探討鬼金的小說，但這些並不足以全面概括鬼金小說主人公們的精神內核。就鬼金式的主人公如李元怵、曠夏等人而言，前面的指認當然沒有問題，但對於那些非鬼金式的主人公，諸如彩虹（《彩虹》）、二春（《二春》）、芝英、朱河（《憤怒的河》）、土豆（《長在天上的樹》）、金子（《金色的麥子》）等人，卻與“零余者”無涉。兩類主人公之間是否有其共同點？答案無疑是肯定的。雖然這兩類主人公的命運彼此各異，但同是生活的失敗者這一點是共通的。也就是說，鬼金的小說寫的大都是中下層民眾及其他們的失敗人生。這是鬼金的小說的力量所在，也是其沉重之處。鬼金小說的真正力量在於給失敗者立傳——這是失敗者的精神傳記，而不僅僅因為他們大多是“多餘的人”。

但也帶來一個敘事學上的問題，即情緒表達大於敘事，鬼金在專注於情感表達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對敘事的經營：情節之間的邏輯關係不明，跳躍性很強。比如《長在天上的樹》，其中有一部分是這樣的：“反正，我開始了我的城市生活，我不能再光著腳丫子在麥田裡奔跑了??//我不能再去那個舊的磚窯玩了。//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那個舊的磚窯住著一個瘋女人??”按照行文邏輯，不能再在麥田裡奔跑和不能再去那個舊的磚窯，作為兩個結果，是並列關係，其原因只有一個，即開始了城市生活，但作者卻說，是因為裡面住了一個瘋女人，所以才不去磚窯。這裡的邏輯關係顯然是混亂的。再比如說《一條魚的葬禮》中，小說主人公朱河為什麽要殺死水族館裡的大魚，其起承轉合，具體怎麽做到的，這些都沒有交代，始終給人一種雲裡霧裡的感覺。小說中有一句話，“但魚頭館老闆的囂張氣焰很快就會被一個人給滅了，那個人還沒有來，馬上就要來了，而且是開著汽車”，讀到後來，讀者並不知道這個人是誰，這是一種典型的語言學上的“指稱”模糊現象，我們只能猜測，這個人可能是鎮長，但小說並沒有提到他是不是坐汽車來的，雖然這種可能性很大。

鬼金的小說，靠的是情感的邏輯和想象性的線索結構。小說中，突兀性的情節很多，事件來龍去脈的鏈條往往缺失，比如說《朱弭》中的朱弭為什麽會在失蹤兩年後回到主人公“我”的身邊而後重又離開。這說明，鬼金的小說並不完全屬於現實主義小說風格，他的小說具有文體上的不穩定性。而事實上，鬼金的小說還有另一脈絡。比如說長篇《我的烏托邦》（2017）和更早的長篇《血畜》（2004）。雖然前一作品比後一作品顯示出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可能和更廣闊的太空，但兩者的天馬行空及其“拒絕闡釋”讓我們明白，現代主義的奇譎生怪終究只是文學史的“異類”，如不能耦合到其所屬時代的規定性和時代精神中去，便難產生力量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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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談

在小說中相遇

文 | 鬼金

有人說一個好的小說家是雌雄同體的，我再加一條，一個好的小說家也可能是南北方同體的，好的文學是雜交的。這是相對於環境和語系來說的。我的小說最開始發表的時候，也是被南方接受的。為什麽這樣？我也不知道。是我骨子裡的柔軟更貼近南方嗎？還是受先鋒文學影響寫作而遺留下來的症候？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表達，我用文字磷火照亮屬於我的黑夜，屬於時代的黑夜，我借著那一絲微光去發現人性的肌理骨骼，生命的底色，以及夢的翠綠的結晶，超越時光和世俗的別樣的歌哭、纏綿與愛。我的靈魂在屬於它的舞台上舞蹈，是的，舞蹈，可能也戴著鐐銬，但那個黑暗中的舞者，心中有光，有世界，有南方，有北方??有星空??

我，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向命索取小說的人，就這樣在這個世界上像堂吉訶德對著風車揮舞著他的長矛。一個寫作者的精神理想就是在黑夜中點亮一支蠟燭，可以照見肉身，照見靈魂，照見宇宙??那燭火是可以大於宇宙的，而我就期冀做那樣的一個秉燭之人。我需要這樣的燭火，這個世界需要這樣的燭火，這個燭火就是寫作。用我內燃的文學之火，點亮通向筆下人物晦暗內心世界的燈盞，或者以自我的告白是“一縷微光”。 我是一個與黑夜相熟的人，也同樣知道很多黑夜的秘密，我想在小說裡說出來。

在小說裡，我自我審視、自我糾結、自我尋找著屬於我的人生之路，寫作之路。小說作為我人生履歷中的一段記錄和存在，不僅僅是我的，而是一個時代中的卑微者的掙扎和呐喊，以及對時代迷惘的惶然錄??我是否就是赫拉巴爾所寫的那種“底層的珍珠”呢？也許不是，我只是一個現實中的失敗者，一個懦弱者，但我向往精神的強大，向往靈魂的豐盈。

我不求富貴，只求活的有意義一些，在世俗之上，找到一個屬於我的太空。《肖申克的救贖》裡面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棄自己了，還有誰會救你？每個人都在忙，有的忙著生，有的忙著死。忙著追名逐利的你，忙著柴米油鹽的你，停下來想一秒：你的大腦，是不是已經被體制化了？你的上帝在哪裡？懦怯囚禁人的靈魂，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強者自救，聖者渡人。”

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在小說裡企圖渡人和自我救贖。

一個夜晚，你看到一個人舉著蠟燭。那個人也許是我，也許是更多的寫作者，在那更多的寫作裡，有我??

這些年，我的寫作越來越自我，在自我中虛構，在虛構中自我。這是一種彼此依托的關係。我喜歡把這種方式叫作偽自傳的寫作。很多時候，這樣的小說比完全的虛構更能抵達這個世界和時代的痼疾，或黑暗，以及微光。在現實生活中，我感到無力的時候，也無力抵抗的時候，我回到小說，回到虛構和自我結合的小說之中，在那裡的真實要大於生活的真實。以這樣的小說去呈現、去抵達、去發聲、去揭露人性。小說本來就是寫人，我更在意刻畫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和精神面貌。我寫的人物更多是精神映像，是靈魂映像。同時，偽自傳的寫作也更接近靈魂的寫作。世相是蕪雜的，我在小說裡尋找靈魂的那部分，以及處理自我與這個世界和時代發生的微妙關係。

石黑一雄說：“如今世界的所有作家中，能在所謂的現實主義風格之外進行創作且能寫出好作品的作家已經為數不多了。”我也期冀這是一個多元化、多樣性的文學世界，而不僅僅是現實主義。作為一個寫作者，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點亮屬於我們的燭火。我分裂成鬼金和那個父輩的命名而存在，存在於這個世界，並筆耕不輟，砥礪前行，用漢字挖掘著我逃離的“地道”。

每經歷一個夜班後，我會在小說中復活。在小說中與肉身與靈魂相遇，猶如那些星辰，照耀著我；猶如人生暴雨中，打開一條閃電的路線，在這夜之上復活夜，來到白晝。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9月7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