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文學如同俄羅斯方塊，是個必輸的遊戲

經歷了漫長的蟄伏與跋涉，年少成名的張悅然終於從“新概念”、“青春文學”、“80後”、“美女作家”的標簽中突圍，作為“張悅然”被重新指認。

相比於二十來歲時“一年出版四部作品”的高產，她如今的書寫可謂“緩慢”，十年不過一部《繭》、一冊《我循著火光而來》。但與這種“緩慢”相對的，是思考的迅疾，“有時甚至來不及寫完一個短篇小說”。

無論是最初對孤獨和愛情的描摹，還是後來對歷史與父輩的撫觸、對階級與社會的刻畫，她真正關心的，始終是“受困的人心”。所以她永遠站在自己的主人公一邊，在對他們傾注愛和同情的同時，也折磨他們、和他們一起承受痛苦，做一個“感同身受的見證者”。

就像玩俄羅斯方塊時，螢幕總有被磚塊填滿的一刻，但終歸還有牆壁倏然下落，豁然開朗。在張悅然的筆下，哪怕微茫的希望總免不了被再次褫奪，主人公卻依然循著火光，向死而生。“我相信一切都還不晚，所以我應該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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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事物的看法不斷改變，有時迅疾得甚至來不及寫完一個短篇”

文學獎：《我循著火光而來》的時間跨度有十年，可以視作你在這段時間創作實踐的樣本。這期間發生了很多變化，作為寫作者，會不會突然發現迎來了新的命題，之前的一些思考已失效？這種變化之下，你對文學的理解有什麽改變，又是如何反映在創作裡的？

張悅然：這十年對我來說，是漫長的跋涉，也是靜謐的蟄伏。隨著在北京安頓下來，生活漸漸有了固定的形狀，最初的那個寫作時期也結束了。我對曾經感興趣的事物厭倦，對從前隔絕在外面的世界產生了興趣。我寫得很慢，卻想得很多，對事物的看法不斷在改變，有時迅疾得甚至來不及寫完一個短篇小說。

寫於2010年的《家》和寫於2017年的《天鵝旅館》，都是關於保姆的故事，後者是前者的延伸，主人公從被啟蒙到承擔起責任。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家》的背景是汶川地震，作為當時的一名志願者，我從離開汶川的那天就開始思考，志願者因為精神空虛，試圖在重大災難中完成自救的問題。

那次經歷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我看到的人，不再是那麽孤立和隔絕的。到了《天鵝旅館》，涉及到的社會問題有所變化，比如階層差異的固化、貪腐官員的落馬，但是我真正關心的事物沒有改變，那就是受困的人心。

2018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作品

文學獎：《火光》這本集子，遊移於富人迷宮般的別墅和畫家透風的工作室之間，溫柔的忍辱負重者和決絕的個人奮鬥者之間，場景轉換是很明顯的，那寫作者本身是站在什麽位置來書寫的呢？她是有立場的嗎？

張悅然：我永遠站在我的主人公一邊，不管他們多麽可惡，多麽懦弱，我都會對他們傾注愛和同情。我折磨他們，我也在和他們一起承受痛苦。但是就像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會聽到不同的聲音，遭遇價值觀的衝突，這會帶給我們省察和思考。

所以在小說裡，我也不會關閉這些聲音，而是把它們放進來，讓它們去撞擊主人公的內心。在《繭》裡，我寫了一個人物叫唐暉，在他離開女主人公的時候，對她有一番頗為有力的詰難，指責她鑽進父輩的歷史裡其實是對現實的無力和逃避。這段話出現在很多評論文章裡，因為這個人物所站的地方，正是那些清醒、理智的讀者所站的地方。

他們在忍耐了幾百頁主人公的分裂和扭曲之後，終於來到了這麽一小塊正常的甲板上。那個正確的聲音，在整部小說裡顯得振聾發聵，會贏得很多支持者，但是我依然站在錯誤的主人公一邊。小說不為那些正確的人而做，它本身就是關於罪和錯的。

文學獎：很多篇目都故意做了一些“給人希望又毀滅”的事。為什麽會做這樣的設定？您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嗎？

張悅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傾向於把期望降到最低，因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不太允許自己陷入那種巨大的失望，因為那會讓我懷疑自己對事物的判斷，進而否定整個自己。

在我看來，無論因為什麽而感到失望，都不應當遷怒於他人，因為那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是自己預支了希望和憧憬所帶來的喜悅，有點像使用信用卡揮霍一番，就得承擔還账時的痛苦。

但是生活是無常的，誰也不能避免失望的存在。而我們得承認，“失望”是一位很好的老師。它讓我們看清世界和周圍的人，也讓我們看清自己。在那些小說裡，“失望”正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主人公置身於困境之中，重新打量世界，獲得了全新的認識。畢竟，一切都還不晚。嗯，我相信一切都還不晚，所以我應該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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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種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就算有，也一定比‘虛假’更恐怖”

文學獎：“吹吹尺八，學學茶道，看看書和展覽，你以為這就是生活了嗎？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麽樣。” （《我循著火光而來》）一個高校裡的寫作者，也往往被人認為是象牙塔裡的人。您是從哪裡獲取的對別人的“生活”、對“外面是什麽樣”的了解的？

張悅然：作家無論身處什麽位置，他直接了解的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獨特的一手經驗可以造就出色的作品，比如格林厄姆?格林和勒卡雷早年的間諜生活。但是對更多的作家來說，寫作不可能隻來源於一手經驗。

了解“別人的生活”所憑靠的是作家的理解力和感知力，同時還需要一定的個人生活經驗。從早年小說到《我循著火光而來》，可以感覺到現實的質感在變得更強，我想這主要仰賴時間。時間是作家的朋友。

文學獎：《大喬小喬》裡的階級隔離、生育、婚姻等問題，現在看來可能比當年都更有現實意義。你會怎麽理解這種“現實意義”？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作品與社會痛點的緊密結合，是文學的成就還是挫敗？怎麽把握“現實主義”與“現實”之間的度？

張悅然：小說涉及到社會問題，是很自然的事，但並非必須，它既不是成就也不是挫敗。所有題材的問題，都並不決定文學品質的高下。現實如何進入小說，是審美的問題，也是看待事物角度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所決定的。對我個人來說，我必須在現實裡找到情感的支點，才能獲得闡釋它的權利。作家不是新聞觀察員，也不是法官，他只是一個感同身受的見證者。

文學獎：《火光》中反覆提到“虛假”：“世界本來就是虛假的”；“對現在所身處的虛假生活供認不諱”；“做愛也沒什麽意思，做來做去，的確多數都是虛假的”……描摹出了一種自我和生活之間的隔閡狀態，似乎人物普遍喪失了感知真實的能力。怎麽理解這種“虛假”？我們應該追求的是怎樣的“真實”？

張悅然：生活中總有一些虛假的東西。虛假的表達，虛假的舉動，它們有可能是社會得以運行的潤滑劑。在那些小說裡，那些失去感知真實能力的人物突然從“虛假”中驚醒了，決意追求一份“真實”，但這份“真實”是否是他們能夠承擔的重量呢，它有可能是毀滅性的。

沒有一種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就算有，它也一定比“虛假”更恐怖。如果說對“虛假”的接納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那麽對“真實”的追求就是一種未泯的天性。二者的角力和搏鬥，是那些小說人物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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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的小說裡，人物是封閉的器皿；現在，那些人物是廣口瓶”

文學獎：您之前說自己的文學標準是由私人的閱讀史構建的，可不可以展開聊一下，究竟是哪些作家形塑了您對文學的審美和判斷？

張悅然：我有一個很長而且總會有出入的閱讀清單，可能包括伍爾夫、納博科夫、尤瑟納爾、托尼?莫裡森、安吉拉?卡特、塞林格、奧康納、理查德?耶茨、弗蘭岑、珍妮弗?伊根、波拉尼奧等。我曾經或正在為他們著迷，他們影響著我的審美，改變著我對文學的理解。

文學獎：之前有評論家談《繭》的時候說，“一個人其實是帶著他的過往到世界上來的，有一段歷史是沒有辦法繞過的”。從更廣義的寫作看，這個“過往”對你來說是什麽呢？可能不只是歷史、父輩或者個人經驗，似乎有一種更廣闊的東西，不斷地成為你寫作的質料。

張悅然：在《繭》裡面，兩個主人公大雪夜交談了一個夜晚，他們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是那些塑造、影響他們的歷史，追溯到1990年代、1980年代、1960年代，甚至1930年代，但那些歷史是落在個人肩上的塵埃，是打在個人臉上的一道光。

在從前的小說裡，人物是封閉的器皿，一切化學反應仰賴他內部的空氣，但是現在，那些人物是廣口瓶，他們和歷史，和更廣闊的空氣發生著化學反應。

文學獎：你似乎對兩個女性之間的關係尤其著迷，近年來，這種關係也越發為人所關注，國內有《七月與安生》的熱播，《大喬小喬》電影版也正在製作，還有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的風靡。您覺得這種關注從何而來？

張悅然：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採訪者提到，《櫻桃之遠》中兩個緊密相連的女孩和《大喬小喬》裡的姐妹構成一種呼應，也是一種延續。《櫻桃之遠》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現在已經想不起當時為什麽會選擇這個主題，但是作家最初的小說裡，一定包含著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

“雙生”的主題背後，可能隱藏著我渴望尋求依靠的天性，因此期盼能有一種更深、更確鑿的生命連接，也包含著我對自己的不滿，我希望我成為“另一個我”，或者說希望有“另一個我”來添補我的殘缺。

文學獎：王德威老師這兩年出版了一本《華夷風》，提出了“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你有在新加坡的求學經驗，《誓鳥》的背景也是在南洋，是不是早在十幾年前，就對海外華語文學有了自覺的關注？你是如何看待和理解這種離散的華語的？

張悅然：在新加坡讀書那幾年，“華”比“中國”使用得更多，新加坡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網站，生活指南、學習交友、租房找工作，一切問題都能在那個網站上解決。那個網站叫“華新網”。

我也是“華新網”的一員，也是海外華人的一員。因為切身的處境和當時的立足點，在那個時期，我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文學，也包括更大範圍的海外華語文學有了一些了解。

我覺得“華語語系文學”的提法很有必要，因為僅就新加坡而言，就有很多華文創作者，他們缺乏更廣泛的讀者和認同。但是我也必須承認，他們所使用的漢語，所秉持的小說理念，所書寫的主題，都和大陸作家有很大的區別。所有使用大陸作家的評價體系來談論他們的作品，是不合適的。應該建立一個更寬廣的評價體系，才能將他們的聲音納入其中。

文學獎：《鯉》已經做了十年了。現在又在肉眼可見地做一些創新，比如今年進行的“匿名作家計劃”的文學競賽。回頭看來，這十年裡有什麽是一以貫之的？想挖掘和鼓勵是是什麽樣的作者？作為雜誌的主編，你覺得這些年來文學的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悅然：《鯉》一直致力於尋找和支持給文學注入新鮮活力的年輕作者。十年之中，很多獨立的文學刊物紛紛停刊，留給這類文學雜誌的生存太空變得越來越小，留給文學的領地也在不斷縮小。

在這樣的潮流下，《鯉》可以說是逆勢而為，頑強堅持。也許這種堅持不過是徒勞，就像俄羅斯方塊的遊戲，最後終會結束於磚塊填滿螢幕。但是，當磚塊被放在恰當的位置，壘高的牆壁倏然落下去，面前豁然開朗的感覺真的很棒。那就是一次短暫的新生。我們都很享受這種成就感，會竭盡所能讓這本雜誌堅守領地並煥發新生。

首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自2018年3月正式啟動以來，歷經長、短名單的兩輪選拔，將於9月19日由閻連科、金宇澄、唐諾、許子東、高曉松等五位評委決選出最終獲獎者，並在當日舉辦的頒獎典禮現場揭曉。

入圍決選名單的五位青年小說家：雙雪濤、王佔黑、阿乙、張悅然、沈大成，乃是五位風格迥異的寫作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時代青年小說家的代表。因此，文學獎委員會近期組織了對五位青年作家的訪談，希望能在短名單的群像之餘，呈現這些優秀的青年小說家各自的面貌。

正如寶珀·理想國青年文學獎所揭示的那樣：“青年”與“文學”，永遠在“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