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書法是如何成為古代科舉考試中的“加分項”

古代科舉是讀書人的大事，比現在的高考還要重要，三年才有一次機會參加“會試”，只有會試錄取的才有做官資格，錄取的稱之為“貢士”。“貢士”參加殿試通過者乃為“進士”。而殿試前三名，分別叫做“狀元”、“榜眼”、“探花”。

在中國科舉史上，曾經湧現了數以百萬計的舉人和十多萬名進士，而作為這個龐大知識分子群體之巔峰的“狀元”郎，則更是屈指可數。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舉狀元孫伏伽（山東德州人）開始，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止，在這1283年間，科考的榜數為745榜，共約產生了500多名狀元。

殿試

而縱觀歷代“狀元書法”，其中不乏精品。如唐之柳公權（唐憲宗元和三年戊子科狀元），宋之宋庠（仁宗天聖二年甲子科狀元）、文天祥（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科狀元），明之楊慎（明正德六年辛未科狀元）、吳寬（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科狀元），清之翁同龢（鹹豐六年狀元）、劉春霖（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狀元）等的書法作品都令人讚歎不已。史載古代吏部以“身、言、書、判”擇人，其中“書”就指的是書法。在古代科舉中，要想蟾宮折桂，除了具備深厚的經史功底、卓越的屬文能力外，還必須具備相當的書法造詣，否則是不可能高中的。因而，書法可以說是科舉考試“加分項”。

書法好直接影響到科舉考試的成績。據史料記載，順治九年的鄒忠倚、十五年的孫承恩都是用歐陽詢的書法字體寫的考卷，結果被喜愛歐陽詢書法的順治皇帝看中，選為了狀元；康熙十八年的歸允肅、二十一年的蔡升元、三十九年的汪繹等人長期臨摹王羲之的《黃庭經》《樂毅論》，參加考試的時候，其三人都是模仿王羲之的書法字體寫的考卷，結果被康熙皇帝看中，都成了狀元；更為傳奇的是，在康熙三十年殿試中，考官們原先擬定第一名為吳昺，第二名是戴有祺，但卷子呈送康熙皇帝禦覽時，康熙帝卻被戴有祺一紙漂亮的書法折服，於是朱筆一揮，將戴有祺定為第一甲第一名。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幾份科舉考試的試卷，去感受和學習古代讀書人的書法之美。

首先是院試中得第一名的試卷：《超等第一名劉已千考卷》，作者為番禺學附生劉已千，此卷書法飄逸遒勁，可以說是考卷中之精品善本。

《超等第一名劉已千考卷》

然後是進士及第的考生試卷，此卷為殿試第二甲第四名的考卷。

最後是明朝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的狀元趙秉忠的試卷。此卷是目前大陸唯一的殿試狀元卷真跡（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宮廷檔案中含有幾份清代狀元卷）。字跡雋秀，工整嚴謹。它填補了我國宮廷檔案空白，是研究我國科舉制度和明史的重要文獻。

漂亮的試卷字跡背後不禁人們聯想其考試時的場景：考生如何進入考場？考場環境又如何？等等。

趙秉忠狀元卷

事實上，古代的每個考生和今天的考生一樣，考試時要被確認身份，要攜帶“準考證”。不過當時的科技不發達，沒有照片，畫像也比較困難，“準考證”上只好使用語言來描述。而但是它不叫“準考證”，叫“浮票”。例如，這張“浮票”就是一名叫“賴以尊”同學的準考證。

有了這張準考證，考生們才得以進入考場，然而考場的環境著實令人失望。我們現代考試的考場，空間一般很大，光線充足，有門有窗，是為了給考生一個很好的考試環境，有利於發揮。但古代科舉考試時的考場環境與現在相比，就相差很遠了。明清時期的考場叫作貢院，貢院裡不是一個個座位，而是成千上萬個房間，都是單間，由此可知當時考試競爭的激烈程度。雖然是單間，但大小結構跟環境都很磨煉人。這種單間叫號房，很小，長五尺，寬四尺，高八尺，按照換算，一尺等於33.33厘米，那就是大約長1米65，寬1米32，高2米64.。考生若要躺下來都不能伸直身子，只能蜷縮著，可見當時的考場很小。考生進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帶著書具和燈具，每人發三根蠟燭，其他的東西一律沒收。有些地方比現代還要嚴，“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個小格子裡，甚至進去前還要脫光搜身。進去之後，號房立馬關閉上鎖，考生就在裡面答題，晚上在裡面睡覺，由於房間狹小，加上還有一些其他物品，睡覺的時候一般都是蜷縮著睡，要多難受有多難受。

如此艱苦的考試環境，廣大考生還能寫出如此優秀的文章與漂亮的字跡，實在是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