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是一個遊戲玩家

法國著名攝影師馬克·呂布鏡頭下的納博科夫（1959）

在文學遭遇市場和新媒體壓力的今天，納博科夫堪稱異數，影響力蒸蒸日上，而且對於雅俗和學院內外的閱聽人都有長久的吸引力。我最早接觸的是他的《洛麗塔》，還是讀研究生的時候，室友屠友祥向我介紹的。我們當時把它當禁書看。其實從通俗文學的角度來看，把《洛麗塔》當禁書來閱讀是會失望的。我後來看了幾遍，感受就不一樣了，這是一部了不起的純文學傑作，日久彌新，越讀越有滋味。這就是納博科夫吸引我們的地方，我們要超越作品的表象，一切都不是看上去的樣子。

作為遊戲玩家，我覺得跟納博科夫有一種特別的契合。我喜歡玩遊戲，於是發現納博科夫也是一個遊戲玩家。他喜歡抓蝴蝶，喜歡在作品當中跟讀者玩遊戲，就像是捉迷藏。他設定很多謎題，也留下很多線索，而這些又是故布迷陣，虛虛實實，猶如兵法。這樣說來，納博科夫的走紅就順理成章了，他的作品跟我們這個時代有一種奇妙的兼容性。這個兼容性，就是一種遊戲性。遊戲的特點是互動性、參與性、沉浸感，這些在納博科夫的作品當中都可以找到。

他的作品特別像一種特定類型的遊戲，就是冒險解謎遊戲。這遊戲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標誌、蹤跡、物品，你需要不停地去翻找和察看，還需要選擇不同的路徑。就像《洛麗塔》，我每次重讀都能夠發現新的意義。他很多作品當中都有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所以你千萬不要相信《洛麗塔》中的亨伯特。很多人都會同情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中年的悲哀，無助的欲望，無法擺脫的記憶。但這只是非常表面的東西。亨伯特毫無疑問是一個惡棍、騙子、罪犯，整本書就是他對自己的辯白，對自我的吹噓和迷戀，當然也包含了真真假假的懺悔，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有的人認為納博科夫怎麽寫了這麽一個傷風敗俗的作品，美化這個罪犯，其實沒有的，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呈現。我們實際上是法官和陪審團，亨伯特在向我們呼告，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語迷惑，他是高智商、高情商，很可怕的罪犯。

納博科夫高明的地方，在於不是一開始就把判決書給你：亨伯特是怎樣的一個罪犯，他做了哪些壞事。不是這樣簡單的。這個結論要由我們做出來，我們是陪審團，我們是法官。我們能不能經受一場挑戰，智力、道德和文化的挑戰。我們甚至能夠在他這一番陳詞當中，發現我們自己的投影，這又會影響到我們對亨伯特的判決，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相對來說，納博科夫的短篇小說更容易上手一些。這些短篇小說既有他後來的作品的風格特點，又比那些長篇更加清晰好讀，更富有詩意，裡面的情感也更單純。當然一說到單純，我們也要非常小心，對於納博科夫來說，很可能這是一個圈套。

納博科夫的短篇小說中，我特別想向大家推薦的一篇名叫《符號與象徵》。這大概是他最短的小說，也就是五六頁，但是包含了很多納博科夫式的謎團、線索和鑰匙。小說講一對流亡柏林的俄羅斯老夫婦，生活困頓，他們的兒子住在精神病院裡。這一天他們要看兒子，老太太準備了十種果凍。到了精神病院，卻被告知他兒子不能見他們，因為剛剛自殺未遂。作品寫的當然就是人類的痛苦、絕望還有記憶，但卻是以納博科夫那種設謎和解謎的方式展開。

老夫婦對於精神病院非常絕望，他們就做出決定，要把兒子接回來。這時候響起了電話鈴，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問查理在嗎。老太太說打錯了。過一會兒又響了，還是問查理在嗎，老太太說你還是打錯了，你把O當成0了。這個電話鈴是什麽意思？又是一個謎。最後電話鈴又響了，我看到這裡汗毛都豎起來了。然後小說就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結局。

我這個遊戲老玩家一看到這就明白這裡面的遊戲精神：玩家（讀者）決定這個遊戲的走向，每個走向可以有無數的解釋。你可以說最可怕的解釋就是精神病院打電話來說他們的兒子死了，因為第一次鈴聲響的時候，老太太就很害怕，小說沒有直接說出來，到最後也沒有說，這就是典型的納博科夫式的手法。

我最佩服納博科夫的，是在這小說中替兒子編造了一種精神病，叫聯想狂，就是他能夠在任何東西中看出跟他人生命運相關的意義。納博科夫想出這種精神病來，把它作為那對老夫婦兒子發瘋的原因，這真的太厲害了，因為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是聯想狂。你只要到網上去看看，有很多的陰謀論，每個東西都被解釋到死，什麽東西背後都有一個因果關係。這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和想象的方式，而納博科夫用一個術語就把它涵蓋了，而這又很自然變成那兒子的宿命。

這篇小說最厲害，也是最像遊戲的地方，是裡面弄出很多遊戲元素，讓我們來思考。比如說一開始草莓什麽意思，鈴聲什麽意思，路人塗的紅指甲什麽意思。當我們開始探索這些符號和象徵背後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老太太的兒子，變成瘋子了。我們本來是讀者，當納博科夫誘使我們尋找小說裡每個東西的意義的時候，我們變成了聯想狂。我們被拽到作品裡面，變成裡面的人物。文學世界和生活世界就這樣被打通了，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那堵牆轟然倒塌。這是文學最了不起的時刻，也是納博科夫最閃亮的地方。

本文刊2018年5月16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