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訪談錄：我的人物是劃船的奴隸

“許多為人所認可的作家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被刻在空洞洞的墳墓之上。他們的書是木乃伊，就我的閱讀口味來說，他們根本不存在。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對我來說絕無任何意義。”

納博科夫訪談錄

[美]納博科夫

佚名 譯

弗拉迪米爾·納博科夫同妻子維拉住在瑞士蒙特勒城的蒙特勒宮飯店。蒙特勒城位於日內瓦湖畔，是上個世紀俄國貴族最喜歡去的療養勝地。納博科夫夫婦住在一套相連的房間裡。像他們在美國的那些住宅或公寓一樣，這套房間似乎是用作逃亡時的暫且棲身之地。其中一間是為他們的兒子德米特裡的來訪準備的，還有一間是雜物室，存放著許多東西——土耳其語和日語版的《洛麗塔》及其它種類的圖書，運動器械和一面美國國旗。

納博科夫起得很早，然後開始工作。他在索引卡片上寫作，逐步謄抄，擴充，重新組織直至成書。在蒙特勒溫暖的季節裡，他喜歡日光浴並在飯店附近的一個花園游泳池裡游泳。68歲的納博科夫顯得笨重，遲緩，很有威勢。他很容易高興或生氣。但前者居多。他的妻子是一個非常忠實的合作者，密切注視著他的一切，替他寫信，照料他的業務，當她感到納博科夫講了錯話的時候甚至還會打斷他。維拉異常漂亮、整潔，有一雙沉靜的眼睛。納博科夫夫婦依然經常外出旅行去捕捉蝴蝶，但他們走的路程有限，因為他們不喜歡坐飛機。

本採訪人事先給納博科夫寄去了一些問題。到達蒙特勒宮飯店時，採訪人發現有一封信在等他——這些問題已經被組織成了一次採訪記。其中的幾個問答是後來在 1967年夏秋季號的《巴黎評論》登載這篇訪問記之前加上的。根據納博科夫的願望，所有的回答都是按照他的書面回答刊出的。他聲稱他需要寫出他的回答，因為他的英語不大熟練。他總是開這種嚴肅喜劇式的玩笑。他說一口惹人注意的劍橋口音的英語，僅偶爾帶很少一點兒俄語口音。事實上，說英語對他來講一點不成問題，然而他的話被人錯引倒是一種威脅。毫無疑問，納博科夫認為歷史的陰謀給他造成了慘重的損失——他失去了祖國，而且使他直到中年才開始用那並非當初夢想的語言開始了他畢生的事業。他不斷推托自己英語掌握得不好，這顯然是與納博科夫特有的那種令人悲傷的玩笑有關：他講的是那種意思，但又不是那種意思；他對他的損失感到傷心，但是如果有人批評他的文體，他會很惱怒；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可憐的，孤獨的外國人，其實他就跟“亞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樣，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

納博科夫現在正在寫作一本探索時代的神秘性及複雜性的長篇小說。一談起這本書，他便露出只有一個既高興又茫然的年青詩人在急著要去工作時才能表現出來的那種聲音和神情。

——赫伯特·戈爾德（以下簡稱記者），1967年

納博科夫登上《時代》封面

記者：早安，請允許我向您提出四十幾個問題。

納博科夫：早安，您開始吧。

記者：您深感亨伯特同洛麗塔的關係是不道德的，但在好萊塢和紐約，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同比洛麗塔歲數稍大一點的女孩子有這種關係是常見的。他們的結合僅會引起人們幾句輕輕的議論，而不會是什麽公憤。

納博科夫：深感亨伯特同洛麗塔的關係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亨伯特自己。他關心這點，而我不。我絲毫不在乎美國或其它什麽地方的公共道德，況且那些有關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同十幾歲或二十歲出頭的女孩子結婚的事情同洛麗塔沒有任何關係。亨伯特喜歡“小姑娘”——這不單單是指“年輕的姑娘”。漂亮的小姑娘是指孩子式的姑娘而不是小明星式的“性感的年輕女人”。當亨伯特遇到洛麗塔時，洛麗塔是十二歲而不是十八歲。您也許記得，到她十四歲時，亨伯特就稱洛麗塔是他的“衰老的情婦”了。

記者：一個批評家（普瑞斯-瓊斯）在談到您時曾經講過“他的感覺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樣”。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或許這句話的意思是您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感覺？或者這是指您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發現自己？或僅僅是您的經歷是獨特的？

納博科夫：我不記得那篇文章。但是如果一個批評家作出這樣的論述，那就一定意味著這位批評家在作出結論之前，至少研究了三個國家的幾百萬人的感覺。如果是這樣，我確實是一個稀有動物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僅僅研究了他家裡或他的俱樂部的幾個人之後就作出這樣的結論，他的這一論點就不好認真地討論了。

記者：另外一個批評家曾經寫道，您筆下的“生活是靜止的，它們可能因無法擺脫的情感而變得緊張，但卻不像日常現實中的生活那樣四分五裂”。您同意嗎？您對事物的見解是否具有一種靜態的成分呢？

納博科夫：誰的“現實”？哪裡的“日常”？讓我來說，“日常現實”這一概念才是完全靜態的，因為它預先假定了一個永遠可供觀察、基本客觀並且眾所周知的環境，我懷疑那個論“日常現實”的專家是你編造出來的。兩者都不存在。

記者：確有此人（說出他的名字）。還有一位批評家曾講您將您書中的人物“降格”稱“一出宇宙鬧劇中的小人物”。我不同意。亨伯特雖滑稽可笑，但同時他身上仍舊保留了在一個被寵壞了的藝術家身上所能發現的那種感人而固執的特性。

納博科夫：我願意換種不同的說法。亨伯特·亨伯特是一個虛偽、殘暴的卑鄙之徒，他竭力擺出一副“動人的”面孔。這個標簽，從其真正的、催人淚下的意義上來說，只能適用於我那個可憐的小姑娘。此外，我怎能將我自己創造的人物“降格”到微不足道或其它類似的地位呢？一個人能使一個傳記人物“降格”但卻不能使一個不存在的人“降格”。

記者：E·M·福斯特說，有時他的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能掌握並支配他的小說的進程，您有過這樣的問題嗎？或許您只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小說吧？

納博科夫：我對福斯特先生的作品的了解僅限於一本小說，而且是一本我不喜歡的小說。不管怎樣，關於控制不住小說人物的怪念頭並不是他第一個發明的，這種說法已經老掉牙了。儘管當作家筆下的人物不願受作家的指使而要竭力逃離作家要他們去的印度或其它什麽地方旅行時，作家當然會同情他們。我的人物是劃船的奴隸。

記者：普林斯頓的克拉倫斯·布朗曾指出您的作品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稱您“重複到家了”，並說你用多種不同的方法述說著實質上相同的事。他說命運是“納博科夫的繆斯”。您是否意識到您在“重複您自己”，或者，換句話說，您力爭使您所有的書成為一個自覺的整體？

納博科夫：我想我沒有見到過克拉倫斯·布朗的文章，但也許他有些道理。模仿別人的作家們看上去似乎多才多藝，因為他們仿效了許多過去和現在的作家。有獨創性的藝術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

《洛麗塔》

記者：從一般意義來講，或特別是針對您自己的著作來說，您認為文學批評說到底是有意義的嗎？它有過什麽指導作用嗎？

納博科夫：批評的目的是就批評家看過或沒有看過的一本書發表一些看法。它提供給讀者，包括書的作者，一些有關批評家的智力或誠實這兩方面都在內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上，批評是有指導作用的。

記者：編輯的作用呢？他們有誰提出過文學方面的建議嗎？

納博科夫：說到“編輯”，我猜想您是指校稿人吧。在我認識的這些人中確有一些明察秋毫，既有耐心又會見機行事的精細的家夥。這些人會同我討論一個分號，似乎它關係到榮譽。確實，它經常同藝術有關。但我也碰到過幾個妄自尊大，以長輩自居的蠻子，他們總是試圖“提些建議”，對此，我總是大聲回敬一句：“毋須刪改，仍用原文！”

記者：您是一位常常潛進您的獵物的蝴蝶收集者嗎？如果是這樣，您的笑聲不會驚嚇它們嗎？

納博科夫：恰恰相反，這會誘使它們進入一種麻木的安全感狀態，如同一隻昆蟲把自己裝扮成一片枯葉的感覺。雖然我對評論我的東西的文章毫無興趣，我卻碰巧記得一個年輕女士的一篇文章。這位女士試圖在我的小說中尋找昆蟲的象徵。如果她真的懂一些鱗翅目昆蟲學的話，這篇文章也許還有趣，可她卻透露出完全的無知，她所使用的術語的混亂只能說明這篇文章是粗糙而荒唐的。

記者：您怎樣解釋您同所謂的白俄難民的疏遠呢？

納博科夫：嗯，從歷史上看我自己也是個“白俄”。像離開俄國的一切俄國人，從廣義上，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白俄。這些難民已分裂成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或政治派別。我既不和“黑色百人團”白俄混同，也不和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公民派”即“粉紅色分子”混同。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在那些擁護君主立憲製的知識分子以及社會革命黨人的知識分子中都有朋友。我父親是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如果別人這樣稱我，我也不會介意。

記者：您現在對那些在您離開俄國以前就從事寫作的詩人勃洛克和曼傑利什塔姆以及其他作家怎麽看？

納博科夫：我在童年時代讀過他們的作品，這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從那時起，我對勃洛克的抒情詩一直抱有極大的熱情。但他的長詩卻沒有生命力，那篇著名的《十二個》則糟糕透頂。它故意採用一種假的“原始”語調，結尾又附上一個有進步傾向的耶穌基督做裝飾。至於曼傑利什塔姆的作品我同樣也能背誦，但他沒能激發起我太高的熱情。今天，經過一個悲慘命運的轉折之後，他的詩歌倒顯得比實際的偉大程度更偉大了。我偶然注意到文學教授們仍將他們兩個詩人分成不同的流派，我認為僅有一個流派，那就是天才的流派。

記者：我知道您的作品在蘇聯一直擁有讀者，但也受到了攻擊。如果您的著作在蘇聯出版，您會有何感受？

納博科夫：噢，我不反對他們這樣做。事實上維克多出版社正在再版我的一九三五年俄文原著《斬首的邀請》。一個紐約出版商（費得拉）正在印刷我的《洛麗塔》的俄譯本。我敢肯定，蘇維埃政府將會高興地正式承認一本看起來是預言了希特勒政權的小說和一本嚴厲地譴責美國的汽車旅店制度的小說。

記者：您接觸過蘇聯公民呀？他們是哪類人？

納博科夫：我同他們沒有任何接觸，儘管出於好奇心，我在三十年代初和二十年代末的確曾與一位從布爾什維克俄國來的代表會面。他竭力要把流亡在外的作家及藝術家勸回國去。他有個複姓，叫列別捷夫什麽的曾寫過一本題為《巧克力》的中篇小說。我想我也許可以同他開開玩笑。我問他是否允許我自由寫作，如果我不喜歡俄國是否還可以離開。他說我將會喜歡得無暇再去夢想出國的事，還說我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蘇維埃俄國允許作家涉及的眾多題目中挑選任何一個，如農莊啦，工廠啦，法基斯坦森林啦——噢，還真有許多迷人的題目呐！我跟他說農莊之類的題目使我厭煩。那人很快就把我放棄了。在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那裡，他運氣不錯。

1969年，納博科夫與夫人薇拉

記者：您認為您是一個美國人嗎？

納博科夫：是的，我就像“亞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樣，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西部地區的植物、動物及空氣是聯結我同亞洲及北極地區的俄國的紐帶。當然，俄羅斯的語言與風土對我影響之大使我無法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完全溶合到像美國的地方文學、印第安舞蹈及南瓜餡餅之類的事物中去。但是，當我在歐洲邊境出示我的綠皮美國護照時，我的心裡的確會湧起一股令人輕鬆愉快的自豪感的暖流。對美國事物的無情批評會使我感到憤慨和苦惱。在國際政治方面，我是一個激烈的反種族隔離主義者。在對外政策上，我絕對站在政府一邊。當我產生疑問時，我總是遵循一個簡單的作法，即選擇使蘇維埃人感到不快的方式去行動。

記者：可以講講您的工作習慣嗎？您是否按預定方案寫作？寫作時是否從一部分跳到另一部分，或是從頭一直寫到尾。

納博科夫：小說的構架先於小說，然後就是替這張填字迷圖示上的人尋一個空白填充。我把這些零散的東西寫在索引卡片上，直到小說最後完成。我的日程表是靈活的，但我對寫作用具則相當苛求，要有優質紙板做的條格卡片及削好的、不太硬的、帶橡皮頭的鉛筆。

記者：關於世界您是否有一副您希望它發展成什麽樣子的特殊圖畫？過去在您看來就是現在，這一點甚至表現在您描述“將來”的小說中，如《從左邊佩戴的勳帶》。您是一位“懷舊主義者”嗎？您喜歡生活在什麽時代？

納博科夫：我願生活在將來有無聲飛機、優雅的空中飛車及無雲的銀白色天空的時代，那時，在地下則有一個帶軟墊的宇宙公路網，在這個公路網裡，卡車像莫洛克一樣被取締。至於過去，我會不介意從不同的宇宙時間的角落裡找回一些失落的使人感到舒適的東西，如寬鬆的褲子，又長又深的澡盆。

記者：除了寫小說，您最喜歡，或您最願意幹什麽？

納博科夫：噢，當然是捕蝴蝶，並對它們進行研究。同在顯微鏡下發現蝴蝶身上的新器官或在伊朗、秘魯的山坡上發現一種尚未被描述過得新種類所帶來的狂喜相比，藝術靈感帶來的喜悅和獎賞就什麽也算不上了。如果蘇聯沒有發生革命的話，我會完全獻身於研究飛蛾與蝴蝶的昆蟲學，而根本不會寫什麽小說，這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

記者：在當代文學作品中，高雅欲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麽？這種高雅欲對您有誘惑力嗎？您是否曾被誘惑過呢？

納博科夫：“高雅欲”或最好稱之為“高雅迷”，有許多內涵。如果您認為可以問某人是否曾被其誘惑過，那我顯然沒有在我那本關於果戈理的小冊子中把這個詞解釋清楚。迂腐的劣等作品，粗俗的陳詞濫調，絕對的低級趣味，模仿的模仿，假冒才學的深度以及粗俗的，低能的不誠實的偽文學——這些都是明顯的例證。這樣，如果我們想約束住當代作品中的高雅迷，那麽我們就得在這些東西裡去找它，弗洛伊德式的象徵主義，老掉牙的神話，社會評論，人文主義的訓誡，政治諷喻，對階級或種族的過分關心以及眾所周知的新聞概念。“高雅迷”慣用這樣的概念，如“美國並不比俄國好到哪兒去”，或“德國的罪惡我們都有身份”、“存在主義的”（嚴肅加以運用的）、“對話”（用於國家之間的政治會談）、“詞匯”（用於某個拙劣的畫家）等這樣的短語或詞匯之中。一口氣列出奧斯維辛，廣島，越南，是煽動性的高雅迷。參加某個選擇會員極為嚴格的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炫耀某一位猶太人的姓名——富翁的名字）是附庸風雅的高雅迷。雇傭書評往往都是高雅迷，但它有時也潛藏在某些高級知識分子的論文中。高雅迷稱“空洞先生”為大詩人，稱“唬人先生”為大作家。藝術展覽會一直是最適於高雅迷滋生地之一。那是由那些手持破壞分子的工具的所謂雕塑家製造的，他們在那兒製造了不鏽鋼的曲軸白癡，禪宗立體照片，聚苯乙烯材料製作的臭鳥，公廁裡“發現的”東西，炮彈，罐裝的球。我們在那兒欣賞一些所謂的抽象派藝術家的實驗室的牆面裝飾圖形，弗洛伊德的超現實主義，露水般模糊不清的一堆汙跡，羅爾沙赫的墨跡——所有這一切就其本質來說都同半個世紀前那些學究氣的“九月的黎明”及“佛羅倫薩賣花女郎”是一樣的陳詞濫調。當然這張表很長，在這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bete noire（法文：最討厭的東西）。我最討厭的東西是那種航空廣告：一個諂媚的少婦服侍一對青年男女吃快餐——女的欣喜若狂地盯著炸麵包片加黃瓜而男的則以親切的眼神愛慕地望著女服務生。當然，還有《死於威尼斯》，您知道這個範圍了吧。

納博科夫與他的蝴蝶標本

記者：在當代作家中有您特別欣賞、他的每部作品您必讀的作家嗎？

納博科夫：有幾個這樣的作家，但我不想說出他們的名字。不說出名字誰也傷害不了。

記者：有您不喜歡而又不得不看其作品的作家嗎？

納博科夫：沒有。許多為人所認可的作家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被刻在空洞洞的墳墓之上。他們的書是木乃伊，就我的閱讀口味來說，他們根本不存在。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對我來說絕無任何意義，而且，當我看到批評家和作家朋友們把恰特萊夫人的愛的描寫或龐德先生的那些全都是裝模作樣的造作的胡言亂語乏味地看成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之後，我不得不去努力排除對一場弄混我的頭腦這樣一個陰謀的疑心。我注意到龐德在一些家裡已取代了施韋第博士的位置。

記者：作為博爾赫斯與喬伊斯的崇拜者，您似乎像他們一樣喜歡用一些小計謀、雙關語以及難題戲弄讀者。您認為讀者與作家之間應該有一種什麽樣的關係？

納博科夫：我想不起來博爾赫斯的作品中有什麽雙關語，當然，我僅讀過他的作品的譯本而已。不論怎樣，他那些精美的短篇以及小型的彌諾陶洛斯與喬伊斯巨集大的布局毫無共同之處。我也沒在那本最明了的小說《尤利西斯》中發現任何難題，另一方面，我討厭《為芬尼根守靈》，在這部小說中，癌變般的花哨詞匯組織的增長也不能挽救這一民間傳說的過分淺薄以及簡單的、過分簡單的寓言。

記者：您從喬伊斯那裡學到了些什麽？

納博科夫：什麽也沒學到。

記者：噢，還是談談吧。

納博科夫：詹姆士·喬伊斯不曾以任何方式對我產生過任何影響。我最初短暫地接觸到《尤利西斯》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劍橋大學的時候。當時，有位朋友彼得·莫洛佐夫斯基從巴黎帶回一本《尤利西斯》。他在我的住處上上下下跳著頓足爵士舞時偶爾給我念了一兩段莫莉的猥褻獨白，這是這本書寫的最差的一章，當然，這話也就是在你我之間說說而已。但在過了僅僅十五年之後，在我已經成了一名有地位的作家而不願學或不學什麽的時候，我看了《尤利西斯》並且非常喜歡它。我對《為芬尼根守靈》像對所有一切用方言寫成的地方文學作品一樣持無所謂的態度——即使它是天才的方言。

記者：您是否在寫一本論述詹姆士·喬伊斯的書？

納博科夫：是，但那不僅僅是論述他一個人。我的計劃是發表數篇長短約十二頁的論文，論述幾部作品——《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變形記》、《堂吉訶德》等等——這些都以我在康奈爾和哈佛的授課題材料為基礎。我高興地記得在紀念堂裡，面對六百位學生，我撕毀了《堂吉訶德》這本殘酷、粗俗的書，這使我的一些比較保守的同事感到吃驚和窘迫。

記者：其它影響呢？如普希金？

納博科夫：有那麽一些，但不必托爾斯泰或屠格涅夫他們那樣受普希金藝術的精華及純潔的影響更大。

記者：果戈理呢？

納博科夫：我特別注意不向他學任何東西。作為師長，他既可疑又危險。他最糟的時候，如關於烏克蘭的那些玩意兒裡所表現出來的，他是一位一錢不值的作家，而他在發揮最好的時候又是無可比擬，無法模仿的。

記者：還有其他人嗎？

納博科夫：赫·喬·威爾斯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是我童年時代最喜歡的作家。《親密的朋友》《安·維羅妮卡》《時間機器》《盲人國》這些故事比本涅特、康拉德或者說實際上比任何一位與他同時代的作家所寫的東西都要好得多。當然可以完全不理會他的社會思想，但他那浪漫與幻想純屬上乘。有天晚上在我們聖彼得堡的房子裡舉行的晚宴上曾有過這樣一個可怕的時辰：威爾斯作品的譯者齊娜依達·萬吉洛夫把頭一搖，告訴威爾斯說：“您知道嗎，在您的作品中我最喜歡《失敗的星球》。”我父親趕緊說：“她是指火星人被打敗的那場戰爭。”

赫·喬·威爾斯，1866-1946，英國科幻小說家。

記者：您從康奈爾大學的學生那裡學到過什麽嗎？這次任教經歷僅是為掙錢嗎？教書是否也教給了您有價值的東西呢？

納博科夫：我的教學方法阻礙了我與學生的真正接觸，他們充其量是在考試時還給我一點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我的每一份講義都是課前經過認真仔細，充滿愛心地書寫並列印出來的，課上我慢慢地將它讀一遍，有時停下來重寫一個句子，有時重複一個段落——這是一種促進記憶的方式，但這卻極少能使那些做筆記的手腕的節奏產生任何變化。我對聽我講課的一些速記專家表示歡迎，並希望他們能將貯存起來的資訊傳給他們那些不太幸運的同學。我曾試著在學院廣播站裡用錄音重現我在講桌前的形象，但這僅是徒勞。另一方面，我在講課中聽到從教室的這個或那個地方傳來對講課中的這點或那點表示讚許的歡笑聲時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得到的最好的獎勵是以前那些學生在過了十年或十五年後給我來信說，他們現在明白了我當時要他們想象愛瑪·包法利被譯錯的發式，或者薩姆沙的格局，或者《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兩個同性戀者時，是要他們知道什麽。我不知道我是否曾從教學中學到過什麽，但我知道，通過為我的學生分析十幾部小說之後，我積累了大量極其珍貴的令人興奮的資訊。正像您恰好知道的那樣，我的工資收入並非十分可觀。

記者：關於您夫人為您提供的合作，您有什麽要說的嗎？

納博科夫：在二十年代初，她是我的第一部小說創作的建議者與鑒定者。我把我所有的故事或小說至少給她讀兩遍。經過打字，刪改校樣，校讀好幾種語言的翻譯後，她就又把我的作品全都重讀了一遍。一九五〇年有一天在紐約州的伊薩卡，我在寫作《洛麗塔》頭幾章時遇到了種種技巧性的麻煩，產生了各種疑慮，正準備把它們投進花園裡的燒紙爐，這時候，是她阻止了我，要我先別放棄，再好好想想。

記者：您怎樣對待您的作品的譯本？

納博科夫：在我妻子和我掌握的，或可以閱讀的語言中，如英語、俄語、法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德語和意大利語，我們的程式是嚴格校對每一個句子。至於日語或土耳其語版本，我則設法不去想每一頁都可能布滿的災難性的錯誤。

記者：您對將來創作有何計劃？

納博科夫：我正在寫另一部小說，但關於這部書我不想多談。另一項計劃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了，我想把我為庫勃裡克寫的《洛麗塔》劇本全文發表。雖然電影改寫本從中採用的材料剛夠證實我這個電影腳本作者的合法身份，但這部影片只是我想象中的那部奇妙電影的模糊而又短暫的一瞥，它是我在洛杉磯的一個別墅中工作的六個月的時間裡一幕一幕想象並寫下的。我並不想影射庫勃裡克的電影平庸。電影本身是一流的，但卻與我寫的不同。電影往往會通過它那可以使事物扭曲的鏡片使小說變得畸形並粗略，給這部小說帶來一股高雅迷的味道。我認為庫勃裡克在他的改寫本中避免了這種錯誤，但我永遠也弄不懂他為什麽沒有按照我的指使與願望行事。這非常令人遺憾；但我至少應該讓人們讀到我的《洛麗塔》劇本的原作。

記者：如果讓您選擇一本，隻選擇一本使您留名後世的書，那將是哪一本呢？

納博科夫：我正寫一本或不如說正在夢想著要寫這麽一本書。實際上，使我留名後世的書是《洛麗塔》與我論述《葉甫蓋尼·奧涅金》的作品。

記者：作為作家，您是否感到您有什麽明顯的或隱秘的缺陷嗎？

納博科夫：缺乏自然的詞匯。承認這一點令人很奇怪，但這卻是真的。在我所掌握的兩種工具中，一種——我的母語——我已經再也不能使用了。這不僅是因為我缺少俄語讀者，而且還因為以俄語為媒介的語言探險所能帶來的興奮自從我在一九四〇年轉向用英語寫作之後已經漸漸消失。英語，這個我一直擁有的第二種工具卻是個生硬人為的東西，用它來描述日落或昆蟲可能還行，但一旦我需要在貨棧與商店之間找到一條最近的途徑時，就無法掩藏句式的貧乏與地道的英語詞藻的欠缺。一輛破舊的羅爾斯·羅伊斯汽車並不總是比一輛普普通通的吉普車好。

記者：您對當代作家帶有競爭性的排列順序是如何看的？

納博科夫：是的，我已經注意到了。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專業書評家看成是名副其實的造書者。誰上來，誰下去，去年的名人如今在哪兒。這一切都挺有趣。我對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有些惋惜。誰也不能斷定我究竟算中年美國作家，還是一位老年俄國作家——或者是一個沒有年齡的國際怪物。

記者：您生涯中最大的遺憾是什麽？

納博科夫：是我沒有早點到美國來。我希望我曾在三十年代的紐約生活。如果我的俄語小說那時就被翻譯過來，它們會給那些熱情的蘇聯擁護者一次衝擊和教訓。

記者：您眼下的名望是否給您帶來了很大的不便？

納博科夫：有名的是《洛麗塔》，不是我。我是一個無名的，雙料無名的，有著一個無法讓人讀出的姓名的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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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博科夫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20世紀傑出的文學家、批評家、翻譯家、詩人、教授以及鱗翅昆蟲學家。1899年出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他在流亡時期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俄語小說，包括最偉大的俄語文學《天賦》，但真正使他成為享有世界級聲譽偉大作家的是他用英語完成的《洛麗塔》。他同樣也在昆蟲學、國際象棋等領域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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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稿：杜綠綠

本期編輯：張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