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玲兒》——老捨的文學創作起跳板

老舍（1899-1966）

《小鈴兒》，在著作等身、傑作頗夥的老舍文柯瑞，算不上是一部太惹眼的作品。論篇幅，它還不足四千五百字，只是個小短篇。論影響，多年來從不為讀者和研究界所注意，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重新被文學資料搜集者發現。如果說連作者本人生前也沒有把它當回事，恐不會離事實太遠，老舍曾在兩篇文章中不經意地說到過它：

“除了在學校裡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麽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有那身份願望。不錯，我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為了充個數兒，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

“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還是在南開教書時寫的；純為敷衍學校刊物的編輯者，沒有別的用意。……這篇東西當然沒有什麽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寫作經驗裡也沒有一點重要，因為它並沒引起我的寫作興趣。”

以往的各種現代文學史著作，談到老舍，大多說他的處女作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待終於發現這篇《小鈴兒》，便有人稱之為老舍文學創作的“處女作”，可是之後不久，舒慶春於更早一些時候發表在日本廣島中國留學生刊物上的小說和新詩被挖掘出來，它“處女作”的資格又給剝奪了。似乎，《小鈴兒》真的沒了地位和意義，只是一篇老舍作品積累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習作”。

當我們重新以一種細致檢讀的態度來觀照《小鈴兒》的時候，還是感到，這個短篇，在老捨的創作生涯中，並不僅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偶爾之作。我們發現在它的內裡，還包藏著若乾理應引起重視的、隻屬於老舍個人的文化“密碼”。當我們尚未更多地研討作者後來的許多重要作品之前，稍微認真地觀察和解讀一下這些“密碼”，不至於一無所獲。

這是一篇讓人能夠從作品主人公身上分明讀出作者影子的小說，描寫一個聰明可愛的京城小學生，本名德森，綽號“小鈴兒”，他的一段小故事。小鈴兒品學兼優，很得老師的好感與同學們的擁戴，連任多年的年級級長。他的父親，是在某場戰爭中戰死計程車兵，家裡只剩下母親和他兩個相依為命。他受到學校教師影響，有很重的愛國心，既恨日本侵略者，也恨李鴻章之流賣國賊。為了表達這種情感，他約幾個小同學，一道“弄一個會”，為的是“大家練身體，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準急，練這麽幾年，管保能打日本去”。由於幼稚和急於表現，沒過多久，他們就聚夥兒襲擊了從“北街教堂”裡出來的“一個小鬼子”——外國神職人員的孩子。事出之後，學校無奈，不能不把小鈴兒和他的小夥伴兒們除了名。

小說的情節挺簡單，作者也沒有在中間表達太鮮明的主觀理念。小鈴兒和他的夥伴兒都有一顆愛國心，還不懂得如何區別對待侵略者和無辜的外國兒童，這是一重含義；既然打了外國兒童，再喜歡小鈴兒的校方，也不得不迫於壓力，將他“斥退”，可見國際關係間的不公正，這是又一重含義；而“洋教堂”的社會形象究竟是什麽，作者卻沒有說，這重含義，是留給讀者去尋思的。舒慶春的童年，飽蘸著愛國情感，他的思想傾向當在小鈴兒一邊；可是，寫作這篇小說的時候，過往的舒慶春，已經成了信奉基督教的舒舍予，他仍舊要寫一個愛國兒童襲擊教堂裡的外國孩子的故事，卻是出於何種想法呢？

暫且留下這點疑問，先來看一看作品給讀者提供的另外一些內容。這些內容，有的並不很惹眼，有的還帶著年輕作者初寫小說時難以避免的取材不精和技巧不嫻。

首先，小說中的故事，可以說處處來自作者的生活經歷。故事一半出在小學校裡，作者當過小學的校長，另一半的故事，出在小鈴兒的家裡，他的家境又跟作者的家境如出一轍；小鈴兒上學的學校，是“京城北郊王家鎮小學校”，這是舒慶春當京師北郊勸學員所分管的地界；至於其中涉及的教堂，也剛好是他這段時間常去的地方。

其次，小說的主人公，本名叫“德森”，這個名字讓人咀嚼。德森是另有姓氏，而為人們所忽略了呢，還是就姓“德”？如果另有姓氏卻不常用，這種情形，只有在清末民初的京城旗人中間才會有；而如果是就姓“德”，那麽，我們知道，在差不多收入了漢族既有姓氏的《百家姓》裡，是沒有這個姓氏的，相反，北京城裡迄今尚存的一些姓“德”的人家，他們的身份證件上，則都明白無誤地注記著是滿族。——這個只有滿人才使用的姓氏，多出自辛亥年之後，部分原來以“德×”為名的滿人，為形勢所逼，便隻用了原來名字前面的一個漢字來作為自家姓氏。這種現象在當時常見。

與舒舍予發表《小鈴兒》同一年，1923年3月，另外有一位北京籍滿族作家叫作儒丐的，在《盛京時報》上發表了一部題為《北京》的長篇小說，其中有這麽一處描寫：“此時伯雍在車上問那車夫道：‘你姓什麽？’車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個固賽呢亞拉瑪？’車夫說：‘可不是，現在咱們不行了……’”這中間的“固賽呢亞拉瑪”，是個滿語詞組，即“旗人”。有趣的是，《小鈴兒》的作者也給自己的作品主人公以“德森”命名，留下這一道為常人不易覺察的“機構”，既不肯說透，也不願讓讀者過多地去琢磨，於是，便要再給德森啟用一個“小鈴兒”的綽號，而且在作品中一用到底。

此外，作品有關小鈴兒家裡情景的描述，也值得留意。“父親”作為一名士兵，死於兒子出生後不久的一場戰亂，母子二人對他的死念念不忘；母親是靠著“替人家作些針黹”維持一家的生計，還對兒子說：“要不是為你，我還幹什麽活著？”同時，沒有必要地，作品在故事發展線索外，還提到小鈴兒有一位“大舅”常與他家來往，以及有一位已經故去了的“姑母”曾經與他們共同生活。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都能從作者自身的幼時家庭生活中，找出原型，作者自己是由寡母辛辛苦苦拉扯成人，而且他家也有過重視內親（大舅）和贍養姑母等頗合滿洲習俗的經歷。

還有，小說的語言，是相當標準的“京腔兒”；作品中的某些描寫，也凸現出作者傾向於輕鬆調侃的筆法。例如：“幾個小女孩子，都用那炭條似的小手，抹著眼淚。”這樣的語言特徵，後來恰恰被老舍澆築成了他個性化的語言成功之路。

綜上幾項，起碼說明了以下的問題：

《小鈴兒》的寫作，已經顯露出老舍創作現實主義風格的端倪，他在日後幾十年的創作生活中，凡屬成功的作品，無不閃現著極為充實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光彩。是生來具有的篤實誠信的人品，規定了他的寫作路線和藝術風格，他的所有上佳的文學構思，都不曾遊離開個人經歷與見聞的記憶庫。

滿族的社會文化內涵，在作家開啟創作之門以前，就細雨潤物般地融入了他的個性藝術感覺之中，一旦為文，這種素質，就會在自決或毋須自決之間體現出來。在民族歧視現象還相當嚴重的社會條件下，他所要注意的，常常並不是要把這種有價值的民族蘊涵發揮到淋漓盡致，相反，他得不斷提醒自己，讓這種特徵稍稍地收斂些，隱蔽些，以防止招來非議。

銘心刻骨的童年家庭生活場景，在作者心頭，早就系成了一個解也解不開的死結，他的心中所營造、筆端所描述的故事，常要圍著這個死結打轉轉。幼年的失怙、孤兒寡母的相依度日、母親為了養活弱小的孩子而沒日沒夜地給別人苦苦地乾活、孀居的姑母與自己家同住、母系的親戚跟自己家過從密切……這一個個情節單元，簡直就類似於民族民間故事的“情節母題”一般，在老舍後來寫下的不少重要作品，譬如《月牙兒》、《小人物自述》、《正紅旗下》等等中間，或拆開或拚合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進去，並且每寫一回，就總要比上一回更顯出作家再次經過反覆沉澱所獲得的深厚意味！

我們還聯想到，舒家舊居小院—小羊圈胡同—北京城裡西北角─京城外的西北部，這樣層層外擴的地理區域裡的人文故事，好似縷縷經絲，而清末民初京師旗族社會的文化藝術基因，則猶如條條緯線，二者被作家掌握得越來越得心應手，從《小鈴兒》這篇早期“習作”開始，直到《老張的哲學》、《離婚》、《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四世同堂》，再到《茶館》、《正紅旗下》，竟能編織出來老舍文學世界中何其多的力作！肯定地說，點燃這一切的那個“熱點”，還是他的童年時代、少年時代，以及青年時代起初幾年內扎實的人生體驗。這樣一些招之即來、揮之難去的人生體驗，在一篇還遠夠不上成熟的前期小製作──《小鈴兒》當中，曾經伏下了如此之多的誘導“密碼”，對這篇習作，還不值得另眼相待嗎？

老舍在發表了《小鈴兒》之後一年半，便離開祖國，離開他的“熱土”北京。雖說過了幾年之後，他又回到國內，我們差不多仍然可以說，直到二十多年後的1949年年底，他才真的又有幸重新開始長期享有一個北京居民的生活。人人盡知，老舍是一位寫北京故事的聖手，可是，人們又很容易忘掉的恰是，他在五十歲之前，寫北京已經取得了那麽巨大的成功，卻幾乎只是在吃這二十幾歲之前墊起的老底兒！

讓我們再折回到本節前面留下的那個小疑問。舒舍予這位基督徒，在《小鈴兒》裡面，竟叫他所喜愛的小主人公去襲擊“洋教堂”裡出來的外國孩子，作者的心理狀態似乎有點難以把握。如果用作者反對外國傳教士而讚同由中國人自主傳教的理由，來解釋這個現象，恐怕還是多少讓人有些難以接受。其實，這一描寫，可能正反映著作者彼時的矛盾心態。在寶廣林朋友式的勸導下，舒舍予不但領洗成了教徒，也為他們共同倡導的社會理想而努力著，但是，很可能，每想到自己“信了洋教”，心裡就會漾起幾分不安。《小鈴兒》悄悄披露了作者心頭的苦衷和秘密。老舍並不是一位思想家或者革命家，他只是一位作家，他的思想矛盾，從《小鈴兒》開始，將不斷地通過作品（哪怕是很了不起的作品）傳遞出來。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蠻正常的一樁事情。

可以說，《小鈴兒》，是作家老舍投身於文學創作事業一方得力的起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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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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