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這位詩人的作品，立刻就能看出來他是天才

布羅茨基：詩歌來自天意

本刊記者/劉遠航

發於2019.7.29總第909期《中國新聞周刊》

1970年，俄裔美籍小說家納博科夫在讀了一位蘇聯青年詩人的長詩之後，給這位作者寄了一條牛仔褲，這在當時的蘇聯還是稀缺品。流亡國外的作家索爾仁尼琴曾經表示，只要是這位詩人發表在俄語刊物上的作品，他從來不會錯過。英國哲學家以賽亞·柏林描述說，讀這位詩人的作品，立刻就能看出來這是天才。

詩人名叫約瑟夫·布羅茨基。一個出生在蘇聯的詩人，一位漂泊了半輩子的流亡者，一名猶太人，用俄語和英語寫作，並在1987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他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寫作者群體同樣有著不小的影響。

今年4月，《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冊）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出版，譯者是翻譯家婁自良。這是繼英語和俄語之後，全世界第三個語種的全集譯本。經過了幾輪討論，出版社最終確定選用布羅茨基研究專家列夫·洛謝夫編輯的學術注釋版，還有一篇長達七萬字的文學傳記作為序言。

“從國內讀者的接受程度來看，大部分人讀過他的散文，而且反應很好，但是對他的詩歌卻所知不多，這是非常遺憾的事，這個空白很有必要填上。”《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的責任編輯劉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布羅茨基的詩歌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著不盡相同的面目，又常常無法與時代和政治脫離，那些詩句如同鏡子，映照出充滿差異的世界。

“十字架”與“玻璃杯”

譯者婁自良87歲了，得空的時候，仍然是吸煙喝酒兩不誤。此前，他最重要的譯作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六年之前，布羅茨基的這本詩歌全集擺到面前，新的“戰事”由此打響。他一度成了傷兵，在醫院檢查出了癌症，幸運的是，後來身體恢復得不錯。他拾起譯筆，重新投入戰場。

有時候，婁自良也會工作到後半夜，感覺累了，就歇一下，打上半天的麻將。現在，手邊那部輔助翻譯的辭典已經翻爛。他的眼睛也出過毛病，換了人工晶體，字要是太小，就需要放大鏡。入夜之後，高高低低的三四盞燈同時打開，桌台通亮，像是在操作一台高難度的內科手術。

最重要的就是精確，尤其是布羅茨基這樣複雜的翻譯對象。“很多人可能覺得詩歌更重意，其實不然。尤其是布羅茨基的詩，往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責編劉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篇長達七萬字的文學傳記，前後修改了三遍，這還沒有算上一些小修小補。布羅茨基的詩歌涉及了許多哲學和歷史知識，還有玄學派詩歌的影響。

翻譯長篇敘事詩《戈爾布諾夫和戈爾恰科夫》的時候，婁自良注意到兩種聲音的對抗，它們源自同一種意識，並經過了擬人化。碰到隱晦的地方，仍然抓緊要點，借助彼此對立的內在脈絡，來確定具體的內涵。

文化差異也容易造成歧義。除此之外，還需要照顧到不同篇目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編者序言、詩歌原文和注釋之間的統一。婁自良舉了個例子，布羅茨基的一句詩裡出現了十字架和玻璃杯，兩個詞都有特定的含義。十字架指的是交叉形狀的監獄，玻璃杯指的是空間狹小的牢房。注釋部分已經給出解釋，所以只能直譯。

監獄和牢房見證了布羅茨基最難挨的一段經歷。60年代初期，他三次被捕，“三次讓利刀刮我的本性”，被關進精神病院，半夜被叫醒過來，然後浸到冷水浴盆裡。最終，布羅茨基被判處“寄生蟲罪”，流放到蘇聯的北部。1964年的那次審判後來經常被人提及，仍然能看出體制與個體之間的衝突。

當時，輿論的口袋一度松開，連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也有機會發表，這是一部描寫史達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小說。不過，自由化的政治氣候很快被收緊的意識形態所取代。那段時間，布羅茨基沒有固定的工作，靠寫詩和翻譯過活。按照法庭的說法，他換過13次工作，有時候能歇上大半年。

布羅茨基倚著牆壁，法官質問他，為什麽會歇這麽久，不參加生產勞動。布羅茨基回答說，他在勞動，詩歌寫作和翻譯就是他的工作。你都沒有接受過高中教育，法官繼續追問，誰承認你是詩人？布羅茨基回答說，學校並不能教一個人成為詩人。那詩歌來自哪裡？法官沒有罷休。我想，布羅茨基給出了答案，它來自天意。

最終，布羅茨基不得不從現在的聖彼得堡流放到北冰洋附近的村莊，從事五年的義務勞動。不過，在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等社會名流的斡旋下，最終的勞改期限減少到了18個月。這段牢獄的經歷讓布羅茨基在西方的知名度大幅增長，許多人將他的遭遇視作帕斯捷爾納克之後蘇聯高壓政策的又一證明。

布羅茨基本人並不希望自己被描述成體制的受難者，但有意或無意間，他的詩歌和生活總是與政治牽連在一起。

水印

算起來，婁自良比布羅茨基還大八歲。當布羅茨基被流放到蘇聯北部的時候，被劃為“右派”的婁自良已經從新疆石河子的一所中學辭職，獨自回到了上海，成了一個無業遊民，整日泡在圖書館，看外文書，後來才找到工作，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繼續看書。到了1969年，他被誣陷為“反革命”，在監獄裡待了三年，從事體力勞動。

對於布羅茨基的政治傾向，婁自良並不太認同，但是在自我教育方面，兩個人卻有很多共同點。從監獄出來之後，婁自良仍然不肯丟下俄語。那時候蘇聯的東西仍是禁忌，婁自良就看德國哲學的俄語譯本，包括馬克思和黑格爾。自我教育不僅僅是自學成才，婁自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意味著你需要為自己設定方向，選擇教材。

布羅茨基的經歷同樣罕見，他15歲從學校退學，卻通過自學，熟練掌握了英語和波蘭語，後來能用詞典閱讀拉丁文和法文，甚至學過中文。他的身邊有許多專業人士，包括語言學家、音樂家和文藝學家。他從蘇聯官方的教育體制中逃逸，在詩歌語言中，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屬地。

離開蘇聯之後，布羅茨基遊歷過許多地方，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他最喜歡的地方不是美國的安娜堡和紐約，而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記者查爾斯·費尼韋希記錄了他與布羅茨基在水城威尼斯的短暫交往。那是在1978年，布羅茨基剛剛在一個破舊的電影院參加完朗誦活動，和大約20位仰慕者一起，來到附近的蒼蠅館子聚餐，幾個小桌子拚在一起，變成了四方形。

布羅茨基邀請費尼韋希坐在他身邊，因為這位記者的面孔跟布羅茨基的一位朋友很像，那個朋友住在列寧格勒，也就是現在的聖彼得堡，是一位小提琴手。六年前，布羅茨基被驅逐出境，離開了蘇聯，定居美國。

一位在場者向布羅茨基問起那18個月的勞改生涯，他描述了那裡的凍土、沼澤和奇特的光照，還提到史達林那種歡樂又怪異的笑容，以及莫斯科政府舉行葬禮時的盛大排場。聚餐結束後，布羅茨基跟費尼韋希提議去外面散步，邊走邊聊。有時候布羅茨基會說俄語，然後迅速翻譯成英語。有時候，他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布羅茨基喜歡威尼斯的冬天，偉大的詩人但丁也曾遭遇常年的流放，在威尼斯停留過很久，布羅茨基在這裡感覺就像是在家裡一樣，儘管他並不懂意大利語。這是為數不多能讓他覺得自在的地方，前後來過17次，經常來這裡過聖誕節。

在這座伊甸園一樣的城市，他看到了“自水中誕生的時間”。國外的生活很苦悶，但是布羅茨基並不喜歡周圍同樣境遇的流亡者的抱怨。十年之後，布羅茨基出版了以威尼斯為主題的散文集《水印》。二十年之後，他被安葬在這座水城。

散開的倒影

1987年，布羅茨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那年他剛剛47歲。他的詩歌開始出現在蘇聯的刊物上。當時的蘇聯社會，已經出現了種種松動的跡象，許多以前被封禁的作家浮出地表，一些流亡海外的寫作者也選擇回到國內。

與此同時，布羅茨基也被譯介到了中國。翻譯家孫越是最早翻譯布羅茨基的人之一，當時國內並沒有獲獎的消息，孫越從國家圖書館借了一本布羅茨基在美國出版的俄語詩集，翻譯了幾首，發表在《當代蘇聯文學》上。

“我個人覺得，布羅茨基的詩歌在西方產生影響，主要不是因為俄語，而是因為英語創作，以及他的政治色彩。他後來去了西方。而在蘇聯，引起爭議的主要是布羅茨基的寫作技巧和寫作方式，還有裡面的價值觀，很多人本來不知道他。”孫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蘇聯解體之後，許多人對回歸的僑民作家有期待，也包括布羅茨基。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語文系，就有不止一位研究布羅茨基的教師，學習討論課上也會有布羅茨基的專題。

不過，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對布羅茨基的態度仍然有些分化。詩人庫伯拉諾夫斯基在80年代初流亡歐洲，蘇聯解體前夕，回到了莫斯科。他同意一種說法，布羅茨基是俄語詩人裡的異類，被認為是最拉丁化的一位俄語作者，但和許多受歐洲詩歌傳統影響的俄羅斯詩人也不一樣。

印象中，布羅茨基總是很忙，身邊總是有人圍著，他需要這些，就像是毒癮一樣。但另一方面，布羅茨基又常常覺得壓抑，試圖從公眾的視線中逃離。他到世界各地遊歷，將那些見聞融進自己的創作，庫伯拉諾夫斯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頻繁的遊歷讓布羅茨基後來的創作出現了自我重複的跡象。

另外，政治將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區分開來。庫伯拉諾夫斯基提到，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布羅茨基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認為這是不道德的行為。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北約出兵南歐的時候，布羅茨基的態度變了，庫伯拉諾夫斯基不理解，問布羅茨基為什麽這樣。

“90年代他的作品非常流行，大家覺得他是俄羅斯詩歌的巔峰。但實際上，我覺得他並不愛俄羅斯，他並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應該說，後來他對俄羅斯的態度非常冷淡。”庫伯拉諾夫斯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在美國，布羅茨基的英語創作有很高的接受度。他在1991年成為了美國的桂冠詩人，經常受邀參加演講，他的評論和隨筆被認為是英語散文的典範，《小於一》獲得了美國國家書評獎，《悲傷與理智》也成為經典。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布羅茨基在中國的影響同樣深遠。在種種價值體系重新洗牌的90年代，知識分子群體將布羅茨基引為知己。他在詩論和隨筆中將詩歌的地位提升到文明的高度上，重新刷新了許多人對於詩歌語言的認識。他被認為是繼承了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衣缽，同時人們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對歐美詩歌傳統的回應與接續。

詩人西渡經歷了理想主義的80年代，一開始的時候，將布羅茨基看做是一位文化英雄，因為他做過斂屍工、探險隊員等各種工作，又常年流亡國外，在顛沛流離中，努力維護詩歌和生命的尊嚴。

詩人臧棣讀到布羅茨基的詩歌時，在他的身上發現了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如何在命運多舛的時代獲得理智”。他覺得，布羅茨基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力量，打破古今文學之間的界限，那種生命精神和命運意識讓人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