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流浪地球》大獲成功，很多人歡呼“中國科幻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暑期檔科幻電影《上海堡壘》票房不如預期，又讓不少人心生悲觀，覺得科幻片前路漫漫。悲喜之間，既反映出人們對科幻文藝的高度期待，也折射出中國科幻文藝離“高峰”尚有距離。

自古以來就有想象的傳統

文學、藝術是展示人類想象力的絕佳媒介，而幻想類文藝則將人類想象力推向了極致。可社會上長期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缺乏想象力，理由是美國拍出了大量科幻大片，經常能大膽想象未來，而中國的科幻大片卻屈指可數，熒屏上到處是古裝劇，多是追溯過去，而不是想象未來。

這種觀點似是而非！雖然中國科幻文藝起步較晚，與一些國家存在差距，但中國人從不缺乏想象力，中國文藝更是自古就有想象的傳統。

居住在華夏大地上的各族人民世代沿襲著“萬物有靈”的神話思維，這種思維不僅反映在有文字記載的文藝作品中，形成了從《山海經》到魏晉志怪小說、唐傳奇、明清神魔小說的基本脈絡，更滲透在“嫦娥奔月”等經由口頭傳播的民間故事、地方戲曲、說唱文學中。

新時期的文學更是一邊吸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精髓，一邊翻刨中國古代文學及傳統文化的沃土，最終形成了以尋根文學、西藏小說、新筆記小說為主線，以韓少功、莫言、賈平凹、扎西達娃等作家為主將的獨具民族特色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其主要特徵便是打破現實與虛幻的界限，將神奇、怪誕之事當作“真實”來寫，以此反映“神奇現實”。

科幻文學自晚清傳入中國以來，在螺旋式發展的過程中一直艱難地尋求“本土化”策略。1993年，《科幻世界》雜誌的再次改版，標誌著中國科幻文學的“跨世紀20年”正式開啟。在這20年裡，“何慈康松”（何夕、劉慈欣、王晉康、韓松）作為領軍人物，引領著中國科幻文藝的走向。2015年，劉慈欣的長篇科幻小說《三體》斬獲“雨果獎”，這是中國人乃至亞洲人首次獲得世界科幻文學界最高獎項。

“四大天王”之外，以星河、潘天海、柳文揚為代表的70後科幻作家群憑借多樣化的題材創新，拓寬了中國科幻文學的邊界。2005年之後，80後作家群更是以自信的姿態接替70後科幻作家，開始真正“中國化”的科幻創作，代表人物陳楸帆、飛氘、夏茄等都致力於尋求中國傳統文學、民間神話與現代科幻小說的融合。

中國科幻電影尾隨著科幻文學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從20世紀30年代的生澀嘗試，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勇敢探索，直至1980年，上影廠推出新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電影《珊瑚島上的死光》。其後又出現《霹靂貝貝》《大氣層消失》等科幻影片。2019年初，國產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更是成為“爆款”。雖然很多國產科幻電影存在著科普意味濃、視覺效果差的毛病，但創作者無一不在放飛想象力的翅膀。因此，中國人從不缺乏想象力，並且在文藝領域存在幻想傳統，這正是國產科幻文藝必將強大起來的基礎。

民族化、本土化探索是未來出路

同為舶來品，科幻比魔幻現實主義經歷的“中國化”過程要漫長、繁復得多。科幻小說自晚清傳入中國至今，已達百年之久，科幻電影從1938年的《六十年後上海灘》算起亦逾八十載，但中國科幻文藝長期陷入模仿的窠臼難以脫身，即便是20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初，在70後科幻作家的作品中仍處處可見歐美科幻風格的頑固烙印。文學如此，作為後發者的科幻電影亦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產科幻電影從故事到技術，都由內而外地追隨好萊塢模式。

可喜的是，在科幻小說界，80後作家群已意識到民族化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科幻作家兼評論家夏茄（本名王瑤）專門撰文討論當代中國科幻文藝的民族化問題，“不是只有清宮、點穴、紅高粱、降龍十八掌才算中國特色，神舟飛船、玉兔、科學發展觀，也都是中國特色”。這種文化自覺深刻地影響到她的科幻小說創作。自開始創作，夏茄便保持“民族化”的美學立場，其小說《汨羅江上》和《百鬼夜行街》分別是對屈原故事和《聊齋志異》的互文式改寫，《2044年春節舊事》以中國人過年為主題，完全擺脫科幻小說的宏大敘事，“嘗試寫點有關中國老百姓的小故事”。同為80後的飛氘，十分青睞魯迅《故事新編》的寫作手法，將其化用到自己的科幻小說寫作當中，在中國傳統神話與現代科幻小說之間尋找契合點。其他80後作家的作品，如長鋏的《昆侖》、張冉的《晉陽三尺雪》、羅隆翔的《山海間》等也都在實踐這種民族化的創作。

《三體》的橫空出世，一掃中國科幻文藝界的晦暗底色，國人自此將它作為標杆，忍不住拿它去丈量其他科幻作品，但這可能導致後來者有意無意地進行同類型重複創作，進而鉗製科幻類型的多元化發展。如今提及科幻作品影視改編，言必稱《三體》，提及科幻片創作，言必稱《流浪地球》。但僅靠一兩部作品，怎能撐起中國科幻文藝事業的全部？

這個暑期檔，《上海堡壘》雖然備受詬病，但它開辟了“外星人侵略”這一重要科幻子類型的中國式敘述。有人說，如果《流浪地球》意味著“我們能做科幻”，《瘋狂外星人》意味著“科幻可以這麽玩”，那麽《上海堡壘》則意味著“科幻不止一種”。當前的國產科幻片正處於探索期，迫切需要類型雜糅，多頭並進，可以嘗試將科幻與中國特有的或擅長的電影類型相結合，比如跟武俠合體，創造出全新表征的Cyber-Xia（“賽博俠”），再比如與喜劇結合，《瘋狂的外星人》便是一例。

“真實性”應被奉為科幻文藝的生命

《上海堡壘》在票房上的失利，讓年初以來關於“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歡呼聲漸次平息，引發業界對國產科幻電影現實處境與未來出路的思考。人們意識到，也許國產科幻片的前景遠沒有原來想象得那般通達。

對於中國科幻電影來說，什麽最重要？答案絕對不是視覺效果。在我們電影工業化水準還沒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國產科幻大可不必死盯著好萊塢標準，“揚長避短”方為上策。即使在西方科幻界，除了《星際大戰》《異形》《復仇者聯盟》系列等超級視覺大片，也不乏像《魯濱遜太空歷險》《全面回憶》《奇點》這樣不以視效取勝的B級片。

那麽是故事情節最重要？也未必。“黃金時代”之後的歐美科幻已經發生轉向，表現之一是創作手法上刻意接近主流文學，完整清晰的故事不複存在，由結構破裂的、意識流的、象徵主義的講述方式取而代之。國外科幻界，也不斷出現像《2001太空漫遊》《銀翼殺手》《她》這類不以故事為中心，而專注於哲學思辨和心理表現的作品。尤其隨著故事類型重疊，觀眾審美出現疲勞，故事性已經不再是科幻片的核心訴求。

同為幻想類型，魔幻現實主義是讓真實看上去虛假，而科幻則是要讓虛假看上去真實。真實感才是科幻片的命脈。外星人入侵導致的“上海陸沉”這一宏大悲壯的災難性事件在科幻小說中可以盡文字之能事去渲染，一旦面臨影像化，便需要調動更加艱難的表現力，以讓普通觀眾，尤其是原著小說的書迷們認可，代入並同情這場人類災難。首先，得確保作品再造的全新宇宙秩序的運行邏輯是真實可信的，《阿凡達》中的“潘多拉”星球及其與地球的關係就具備合情合理的宇宙生存邏輯；其次，人物關係、行為發展及敘事邏輯也必須符合實際，不能過於天馬行空，脫離常識。只有保證了邏輯真實，視覺呈現上的逼真才有意義。

《光明日報》（ 2019年08月2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