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科幻與現實
 
 
作為一種想象現代社會的未來圖景的文學形式，科幻小說與現實社會的關係歷來是科幻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1]可能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說的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與作家所處的社會狀況有著緊密聯繫，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製於作者所經歷與了解的社會生活。[2]
 
在2012年一個訪談中，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科幻與現實”的關係時，當代中國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劉慈欣回答道：“我本身對現實不是太感興趣，對用科幻來隱喻反映現實也不感興趣。我並不想把科幻作為批判現實的工具……我比較傾向於……把現實作為一個想象力的平台，從這個平台出發。……我其實是從科幻來，回到科幻去……”[3]在2014年新年自述中，他繼續談到：“中國作家缺的是想象力和更廣的知識。我們的文學是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傳統，我們的文學理念也是基於現實主義的，認為文學就是反映現實，反映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理念之下，作家把描寫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現實層面。”[4]
 
從上面兩個表述看，劉慈欣堅持“為科幻而科幻”的“硬科幻”寫作理念，反對把科幻作為批判或反映現實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個訪談中，他卻明確表達對托爾斯泰式的文學“現實感”的欣賞，並認同科幻文學是一個國家社會狀況（包括經濟、政治狀況）的敏感指針的說法。[5]表面上看，這兩種說法似乎自相矛盾，不過，如果閱讀劉慈欣的更多作品和訪談，可以發現上述兩個看法其實一以貫之，因為反對科幻文學成為“批判現實主義”工具，與從“現實感”出發用科學理論和知識想象人類未來並不矛盾。由此出發，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劉慈欣對科幻與現實的關係論述。
 
首先，科幻小說與現實主義的觀察“現實”的視角不同。在科幻中，人類整體和一個世界常常作為主要文學形象出場。“人物形象”並不必然是科幻的核心要素，而當代文學常常被表述成一種“人學”。以“人與人之間關係”為中心的“批判現實主義”關注的“現實”，並不等同於科學視角關注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變遷觀以及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之間關係的“現實”。[6]傳統文學對科技發展帶來的現實變化可能並不敏感，而科幻文學則恰恰相反：當下已經進入未來。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科學技術締造的奇跡正在被創造出來，身處其中的普通中國人不可能對身邊發生的這些奇跡一無所感，這是工業化和科技發展的“時代精神”。[7]劉慈欣曾說，從北京到太原的高鐵有全國最長的鐵路隧道，可沒什麽人知道，也沒什麽人關注：人們對（科學）奇跡已經麻木了。[8]與此同時，“拋棄了時代和人民的文學卻抱怨自己被前者拋棄”。[9]
 
其次，科幻的存在不是為了描寫現實，而是為了科學幻想。在這個意義上，非要讓科幻反映現實，就等於讓飛機降落在公路上，與汽車一起行駛和遵守交通規則。劉慈欣曾說，如果科幻是一種能飛進來的文學，人們為什麽偏偏喜歡讓他在地上爬行呢？[10]在中篇小說《鄉村教師》中，劉慈欣用神奇的科學幻想將沉重的現實與空靈的宇宙聯繫起來。[11]在一個類似《平凡的世界》般寫實的貧窮落後的小山村裡，李老師用盡最後一口力氣給學生們講完牛頓三大定律，就永遠閉上眼睛。這時候，“中國科幻史上最離奇最不可思議的意境”發生了：一場延續了兩萬年、跨越大半個銀河系的戰爭波及到地球，李老師的學生們被選為決定地球命運的“文明測試者”……[12]
 
最後，正如劉慈欣總結的，從科幻世界看現實，能使我們對現實有更真切、更深刻的認識。想象和思考人類文明在不遠的將來甚至更遠的未來會變得怎樣，是更好還是更壞，是科幻的使命。在這個意義上，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看，[13]關於未來的科幻思想實驗與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歷史研究類似，[14]都源於對各種版本的歷史決定論的懷疑，也都基於對形形色色的歷史進步主義或悲觀主義的拒絕：反事實的歷史研究從現在思考過去的人思考過和可以探索的可能結果——我們的過去就是我們的未來，[15]而科幻是基於當下思考未來可能性的思想實驗——我們的未來決定於我們當下醞釀的各種可能。[16]正如歷史上實際發生的事情可能超出當時大多數見多識廣之人的預料結果，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或許往往超出當代主流精英的合理想象。生活在當下的人們，卻容易習慣性地認為當下的文明及其“進程”是唯一的，不會再有別的選擇。而科幻卻為人們創造種種不同於“當下現實”的文明進程，通過虛擬歷史讓人們能夠跳出“當下現實”的糾結和束縛，體會到許多深藏在現實之下的東西。
 
總之，關於未來的科幻是當下正在醞釀的諸多歷史可能性之一。通過科幻，我們穿越到未來，又穿越回來，對當下的處境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這個意義上，從文明存亡和人類未來的思想維度出發，我們得以理解劉慈欣所說的“科幻文學是唯一現實的文學”。[17]
 
本文討論的《三體》三部曲，是劉慈欣最富想象力的一次科幻思想實驗，不僅讓眾多讀者如癡如狂，而且不少人還基於“黑暗森林”狀態的“宇宙社會學”提出宇宙文明的各種理論假設，其中包括嚴肅的學術研究。[18]
 
毫無疑問，《三體》系列的絕大部分科學和思想概念、人名、地名包含著豐富的隱喻、暗示和象徵，每本書的任何一個主要情節和關鍵人物都可能而且已經存在許多不同的解讀，而且每種解讀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據。從左派到右派，從強國派到自由派，從新古典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從科學崇拜到生態主義，從男權主義到女權主義，從影射歷史到創造未來，可以說，《三體》文本構成了一個神奇的場域，其中的解讀路徑包含幾乎所有當代中國的主流思潮。形形色色的批評和解讀讓劉慈欣感慨：“科幻文學和批評似不在同星球。”[19]其實，《三體》的解讀困境正如《死神永生》雲天明為人類創作的三個童話面臨的解釋困境：誰都知道這不僅僅是三個童話，然而雲天明通過童話傳遞的資訊到底是什麽？或許早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作者之死”的尷尬境遇，[20]劉慈欣如此描述雲天明故事的解讀困境：
 
 
“各個政治實體和利益集團的影子開始在解讀工作中顯現……都在按照自己的政治意願和利益訴求解讀故事，把情報解讀變成了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工具。一時間。故事像個筐，什麽都能往裡裝，致使解讀工作變了味。不同派別之間的爭論也更加政治化和功利化，令所有人灰心喪氣。”[21]
 
在《死神永生》的文本中，劉慈欣提供了雲天明故事的成功解讀模式：雙層隱喻和二維隱喻。雙層隱喻是指故事中的隱喻不是直接指向情報資訊，而是指向另一個更簡單的事物，而這個事物則以較易解讀的方式隱喻情報資訊。[22]而人們陷入困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按單層隱喻的習慣性思維解讀故事，認為故事情節直接隱喻情報資訊。二維隱喻是用於解決文字語言所產生的資訊不確定性的問題。在一個雙層隱喻完成後，附加一個單層隱喻，用來固定雙層隱喻的含義。[23]含義坐標單獨拿出來看是沒有意義的，但與雙層隱喻結合，就解決了文學語言含義模糊的問題。
 
按照雙層隱喻和二維隱喻的解讀方式，解讀《三體》首先避免將具體情節和人物解讀為歷史或現實事件或人物的簡單影射。比如，認為《三體》系列是一部“批評西奴（帶路黨）的文學隱喻”說法，可能緊緊抓住前兩部的某些關鍵情節和人物，不能很好地囊括第三部的故事設定和矛盾衝突。[24]又如，認為《三體》的主旨是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的民族主義競爭的解讀，或許低估了大劉的思想野心，忘記了大劉對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雙重反思。[25]再如，認為《三體》系列是為“獨裁統治和道德喪失”辯護的“科學加社會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26]似乎忘了《三體II：黑暗森林》（以下簡稱《黑暗森林》）中劉慈欣借羅輯之口說“人性的解放必然帶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27]因此劉慈欣對科學與道德的關係的思考，肯定比簡單對錯是非更為複雜。
 
為了盡可能地避免誤讀（儘管不可避免），也為了更好理解《三體》的科學幻想與現實社會的關係，本文也采取類似於雙層隱喻和二維隱喻的解讀方式。首先，《三體》三部曲“雙層隱喻”，力求用同一個標準和理論使用方式闡釋《三體》三部曲的整體結構。其次是，《三體》每一部各自的“雙層隱喻”，尊重三部曲的文本自身的敘事方式，力求更為深入地從《三體》的故事背景設定推導和想象特定的敘事結構。第三，以劉慈欣解讀劉慈欣的“二維隱喻”，從《三體》的創作劄記以及劉慈欣的科幻研究和其他作品的線索和坐標，錨定《三體》基本情節和人物的所代表特定立場和價值觀。
 
讓我們從在《三體I》的《後記》開始。劉慈欣在此交代了創作《三體》系列的初衷：“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麽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準則嗎？為什麽人類至今沒有發現其他智慧文明？相對於有道德的人類文明，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那麽有道德的人類文明如何在這樣的一個宇宙中生存？”[28]《後記》中所謂零道德的宇宙文明，並不是說三體人為代表的宇宙文明沒有一套文明內部的是非標準或價值觀，而是說三體文明與當下人類文明在道德觀上是異質的，甚至兩者存在著生死存亡的殘酷鬥爭。面對三體人的入侵，是堅持現有的道德標準，還是生存第一？這些由科學幻想驅動的人類道德命題構成了《三體》系列的主線。
 
在2011年的一個訪談中，面對圈套重重的提問，劉慈欣坦然交代了《三體》系列的創作意圖：“《三體》想說的，就是人類目前的道德體系和大災難來臨時人類自救行為之間的矛盾。”[29]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訪談中，劉慈欣認為《三體》電影改編的主要阻礙不是拍攝技術問題，而在於“主題太複雜，而且偏離主流價值觀，這點最糟糕。”[30]可見，劉慈欣對《三體》系列對人類的主流價值觀完全具有自覺地反思和批判。《三體》第一部發生在地球上，對人類文明和道德實踐絕望的人類精英向三體人發出地球的坐標，第二部上升到兩個文明間的碰撞，第三部達到整個宇宙的高度。為了把“把最空靈最瘋狂的想象寫得像新聞報導一般真實”，[31]劉慈欣從《三體》第一部開始詳細描寫人類得知三體文明的存在後的一系列道德行為。這裡的道德行為包括個人和組織的道德選擇和道德行動（如葉文潔與地球三體組織希望三體文明降臨以拯救地球），更是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在遭遇異質外星文明後進行的價值選擇和政治決斷（如對付三體人的“面壁者”計劃，太空艦隊計劃）。從文化異同的意義上而言，人類與三體的道德衝突，其實是一場文明衝突。[32]而籠罩在文明衝突之上“黑暗森林”理論，用現代學術分析可以視為一種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的理論假設。在更廣闊和長遠的宇宙時空中，人類在《死神永生》中因為堅持現代社會的普世道德，引發未知文明的攻擊導致文明和歷史終結。在這裡，劉慈欣的反思和批評就不僅僅限於特定文明——無論是中國文明還是西方文明，而是著眼於整個現代社會的道德體系在未來可能遭遇的整體性災難中如何生存和發展的問題。
 
從上述基本假定和方法論出發，本文認為，在科學幻想的故事設定之下，《三體》系列的核心問題以道德與生存衝突構成人類與三體的文明衝突，以及文明衝突引發的文明終結和人類未來問題。由此出發，本文基本結構如下：第一節也就是本節，在科幻與現實的視野中引出本文的核心命題。第二節以《三體I》為中心，從汪淼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敘事視角出發，討論地球為何遭遇三體入侵的“文明衝突”問題。第三節以《黑暗森林》為中心，從羅輯代表的英雄敘事視角出發，討論絕對科技差距下地球文明對抗三體文明的“文明衝突”的均衡威懾邏輯。第四節以《死神永生》為中心，從程心代表的末人敘事視角出發，討論末人時代的“普世道德”如何導致地球文明和歷史的終結。第五節是結論，總結《三體》系列的“文化自覺”意義。
 
 
 
 
文明衝突的知識分子敘事
 
 
地球人與三體人的文明衝突不可避免，這是《三體》系列基本假定和主要線索。在小說設定中，三體文明的星際遷徙的科學基礎是三體問題。[33]距離地球4.2光年的半人馬座存在三個恆星，因為萬有引力而互相牽引，產生了一種不同於地球的一種生存情境。
 
在三體運動無規律性的支配下，三體文明在恆紀元（適合生存）與亂紀元（不適合生存）的交替中不斷毀滅與重生，既發展了比地球文明更先進的科技，也形成了生存第一的道德準則。三體世界本來擁有12顆行星，但在漫長的時間裡已有11顆被恆星吞噬，本輪三體文明居住的最後一顆行星將在一百五十至二百萬年後被恆星吞噬。因為三體問題不能在數學上精確求解，三體文明的星際遷徙勢在必行。正當此時，三體文明收到來自於太陽系的資訊，得到地球的坐標。為了防止地球文明在三體艦隊到達前發展出超越三體文明的科技，三體人用兩個質子鎖死地球的基礎物理學發展。四個半世紀後三體艦隊抵達太陽系之際，就是兩個文明的正面衝突之時。
 
基於三體問題的科學幻想，劉慈欣設定了一個異質於地球文明的三體文明，以及三體與地球之間不可避免的文明衝突。不過上述的設定只是筆者對《三體I》相關情節的概括和重構，而非小說敘事本身。在小說技巧中，設定是一回事，敘事是則是另一回事。一個能讓讀者信服的設定，必須通過特定的敘述主體以巧妙的敘事方式加以表述和構建。《三體I》的敘述視角基本來源於科學家汪淼，其他人敘述以及有關三體人資訊也是通過汪淼的視角的轉述。汪淼的主視角儘管是以時間發展為順序的線性敘述，然而汪淼的轉述，《三體I》的敘述既有葉文潔和其他人物視角在不同時空中的敘述，構成單線順敘、多線（平行）順敘與過去式插敘的複線敘述。另一方面，作為小說角色的汪淼並不是《三體I》的最主要角色，三體人或地球三體組織（ETO）的精神領袖葉文潔，甚至是對抗三體的地球人代表——中國警察——史強（大史）在推動故事情節和引出矛盾衝突方面都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汪淼在《三體I》的真正作用是轉述真正的（隱藏）敘述人所經歷和認識的三體文明世界。從科幻理論家達科·蘇恩文的科幻文學的定義性特徵出發，敘事時空體（時空定位）的“離間”與敘述人的“認知”構成科幻文學的“文本霸權”。[34]三體文明的設定構成了小說的敘述時空體（時空定位），汪淼轉述的三體人、ETO以及大史等人才是三體文明的真正敘述人，兩者與作者（劉慈欣）以及理想讀者所屬社會的主流標準完全相左，卻在認知上符合科學—唯物主義因果律。
 
《三體I》為什麽選擇汪淼作為主要敘述（轉述）視角？這是一個“文本形式”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分析”問題，兩者的結合構成科幻小說的基本“閱讀契約”，即科幻小說的認知擬真性（vraisemblance）和可信性。[35]簡言之，選擇汪淼作為主要敘述視角，目的是為了讓讀者認可三體文明的真實性。汪淼的三個最基本特徵是（1）中國男性；（2）科學家；（3）知識分子。首先，中國男性視角關涉三體文明的觀察角度。中國男性是汪淼的基本生理和國族（national）特徵，是絕大多數中國科幻文學的基本視角，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國科幻的主要讀者也是中國男性。[36]其次，科學家視角關涉三體文明的擬真性。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納米材料專家既代表著汪淼作為優秀的應用物理學家的職業身份，也意味著汪淼擁有豐富和專業的科學知識，並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對科學的態度：科學就是他的信仰。最後，知識分子視角關涉三體文明的可信性。在當代話語中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屬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社會特徵賦予汪淼用科學為人類社會做出貢獻的理想追求和超越庸俗大眾的道德情懷，以及行動上的某種軟弱性——特別是與《三體I》的其他主角相比。一方面，在《三體I》的汪淼敘事中三個視角貫穿始終。另一方面隨著情節發展和矛盾深化，三個視角之間的關係和地位也不斷發展和變化。這三個視角也構成劉慈欣的理想讀者的基本特徵。
 
在《三體I》開篇，當聽聞超自然/科學現象的發生，汪淼的第一反應是捍衛科學共同體的專業性和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他鄙視警察大史的粗俗和不尊重科學，然而當得知他的暗戀對象天才物理學楊冬接觸“科學邊界”後自殺後，在大史嘲諷自己會懦弱自殺的刺激下，汪淼決定加入“科學邊界”以求真相（第1章）。在親身遭遇膠卷出現“倒計時數字”的超自然現象後，科學家的求真精神讓他陷入了不大不小的精神危機，但他仍然試圖找出“倒計時”的陰謀製造者（第2-3章）。
 
在開篇階段，汪淼的三個視角基本是均衡分配的。當然，科學家是他的首要身份/視角。接下來的劇情發展中，三個互有關係的暗示或證實三體文明存在的事件/線索，差點摧毀汪淼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三體遊戲、葉文潔和紅岸基地、宇宙閃爍的天文異象。在追尋“倒計時數字”真相的過程中，汪淼從“科學邊界”組織獲取並登陸《三體》電腦遊戲。在這個表面簡單卻蘊含豐富資訊的虛擬遊戲中，汪淼開始從人類的角度理解三體世界在恆紀元與亂紀元的無序交替之間的文明演進歷程（第4章）。期間，汪淼認識楊冬的母親，退休天體物理教授葉文潔（第5章）。通過葉文潔一個學生的講述，汪淼得知她的前半生的不幸經歷（第7-9章）。而在葉文潔的敘述中（第13-15章），汪淼得知曾是絕密項目的紅岸基地的目標居然是搜索和接觸其他宇宙文明。三體遊戲讓汪淼沉迷，葉文潔的遭遇讓他同情，紅岸基地讓他震撼，但讓他崩潰是違反物理學基本常識的宇宙閃爍，這正是科學邊界預言的違反物理規律的天文現象（第6章）。遭遇科學信仰崩塌的可怕時刻，汪淼得到暗中保護他的大史的幫助和鼓勵（第11章）。在大史的講述中，科學邊界是製造超自然現象的幕後黑手。
 
在《三體》遊戲中，汪淼投入了尋找科學邊界真相的運動中。這一階段汪淼既帶有科學家的身份，更具知識分子身份。三體文明的高級先進和生存危機與地球文明的落後低級和現世醜惡，考驗著汪淼的道德和理想。無論是古代中國文明還是近現代西方文明，都未能拯救三體世界的危機，在謎一樣的遊戲場景中，汪淼發現三體世界的三顆恆星的基本宇宙結構（第16章），並試圖通過三體運動的數學分析破解三體世界危機（第17-18章）。遊戲進行到這個階段，汪淼被邀請加入《三體》資深玩家——都是“社會精英”——的現實聚會（第20章）。組織者、環保運動“明星”潘寒聲稱三體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並詢問如果三體文明進入人類世界，玩家有什麽態度？年輕記者、女作家、老哲學家和在讀理科博士生都歡迎三體人的降臨，他們的理由值得稍微詳細陳述：首先是對人類醜惡的絕望，以及人類社會已無力自我完善；其次，按照老哲學家的看法，就像西班牙人的入侵阻止了阿茲特克文明把整個美洲變為美洲前黑暗而血腥的龐大帝國，[37]從而加快了美洲和全人類進入民主和文明時代一樣，三體文明的降臨對於此刻病入膏肓的人類文明終歸是個福音。科學邊界開發《三體》遊戲的目的，正是集聚對“人類文明”的絕望的社會精英。
 
在宣布三體問題數學不可解，三體文明必須在宇宙中尋找新的家園之後（第21章），《三體》遊戲的精英玩家迎來真正的聚會（第22章）。原來誤導和暗殺科學家、在大眾面前妖魔化科學的幕後黑手就是這些社會精英，他們自稱為地球三體組織（ETO），口號是“消滅人類暴政！世界屬於三體！”。[38]更讓汪淼震驚的是三體組織的領袖居然是葉文潔。原來當年在紅岸基地，正是絕望的葉文潔向三體人發出地球坐標（第23-24章）。雖然這次三體組織聚會被政府軍警鎮壓了（第25章），然而三體組織內部發展和分裂成遍布和滲透全球的降臨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第26-29章）最讓汪淼震驚的是，“竟然有這麽多人對人類文明徹底絕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種，甚至將消滅包括自己和子孫在內的人類作為最高理想”。[39]汪淼發現，地球三體叛軍成員多來自高級知識階層，也有部分政治和經濟精英。這些“精神貴族”對人類的負面有相當全面深刻的認識，他們已經站在人類之外思考問題。三體文明的存在讓這群社會精英有了背叛和拯救的對象。也正是在現代人類文明是否值得完善和捍衛的根本問題上，同為社會精英的汪淼與背叛人類的三體叛軍拉開了距離。
 
作為社會精英的一員，汪淼對地球三體組織，特別是拯救派的態度值得玩味。首先，汪淼不可能認同或加入幸存派。幸存派“都來自較低社會階層”，他們的目的是直接為三體侵略者服務，以讓四個半世紀後的子孫存活。其次，汪淼同樣不可能認同或加入降臨派。降臨派首領是億萬富翁伊文斯，他們建立了與三體文明直接聯繫的“第二紅岸基地”，希望三體文明降臨以懲罰甚至滅絕沉迷在現代科技和文明中的人類。作為一位優秀的應用物理學家（而非理論物理學家），汪淼對現代科技和文明的態度顯然沒有降臨派那麽負面和激進。對於降臨派的重要的思想來源——絕對環保主義和物種平等主義，他的態度恐怕更接近葉文潔的態度：“這只是一個理想，不現實。……人類只要生存下去，這種平等就不可能實現。”[40]因此，當降臨派滅絕人類的目的暴露之後，在針對藏有降臨派與三體文明交流資訊的“審判日”號巨輪的軍事行動中，汪淼積極貢獻了他研發的納米材料“飛刃”。不過，得知“飛刃”攻擊巨輪很有可能“傷及無辜”時，知識分子汪淼的聲音顫抖了，不過他還是聽從了行動指揮官常思偉的勸慰：“教授……這不是你們要考慮的事情，我們要取得的資訊關係到人類文明的存亡，會有人做出最後決定的。”[41]在攻擊行動即將展開的時刻，汪淼有一瞬間的虛弱，並湧起對行動策劃者大史的憎恨，然而行動本身讓他的虛弱和憎恨“轉瞬即逝”，並決定最終站在大史那邊。
 
如果說汪淼對幸存派和拯救派都不感冒的話，那麽他對葉文潔和拯救派的態度則更為複雜和微妙。拯救派以葉文潔精神領袖，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對現代文明和人類道德產生失望乃至絕望之情，希望通過拯救危機中的三體世界進而引入更高級和先進的三體文明拯救和規製人類文明。毋庸置疑，《三體I》乃至整個三部曲中，葉文潔或許是最為複雜和最難評價的一個人物。正如許多讀者和評論者指出的，葉文潔才是《三體I》的主人公。她是地球三體叛軍的精神領袖，又是一位典型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比汪淼更具“道德反思”和“犧牲精神”的知識分子。因此，如何理解和評價葉文潔對人類的“背叛”，是分析《三體I》“虛擬歷史”的首要問題，也是理解三體與地球的文明衝突的關鍵因素。
 
理解葉文潔（以及拯救派）的道德邏輯，最關鍵的一句話是：“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類之外的力量。”[42]對人類道德的失望，源於葉文潔的個人遭遇以及對現代（科技）文明的反思。在讀研究生時，在文革武鬥的“瘋狂時代”，葉文潔親眼目睹父親從大學教授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然後被曾經的得意門生、親密家人迫害致死的慘狀。葉父一句評論在舊中國追求科學之困難的話似乎成為葉文潔的座右銘：“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的，現實的引力太沉重了。”[43]在下放大興安嶺接受勞動改造時期，在記者白沐霖的啟發下，葉文潔開始反思經濟和科技發展對大自然的損害，對“人類的惡”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隨後她聽到親妹妹慘死於武鬥的消息，還遭遇共同上書討論環境問題白記者的出賣。面臨調查組成員要求她指控與父親有交往的“兩彈一星”科學家的威逼利誘，葉文潔選擇了拒絕，代價是進入與世隔絕的紅岸基地。進入基地後的葉文潔對人類的罪惡和瘋狂徹底絕望。當八年前的太陽反射電波信號收到來自三體文明某位“和平主義者”的“不要回答”的回復和警告，葉文潔毫不猶豫地向三體文明發出邀請資訊：“到這裡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44]
 
作為葉文潔的後輩，汪淼同情葉文潔的個人和家庭在文革期間的不幸遭遇，理解葉文潔對現代科學和道德批判的出發點，欽佩葉文潔為了理想勇於犧牲的精神。或許因為汪淼身上帶有強烈的知識分子氣息，並具有三體組織所警惕和需要的納米技術，葉文潔從汪淼第一次拜訪開始就主動幫助和引導汪淼接觸和理解她的經歷，並吸納汪淼加入“拯救派”的聚會。當軍隊“鎮壓”三體叛軍聚會並逮捕葉文潔後，她似乎如釋重負，並透露更多的三體資訊，原來她一直承受著道德和良心的煎熬。她交待的第一個道德煎熬是在紅岸基地謀殺了政委雷志成和工程師、她的丈夫楊衛寧，目的是為了隱藏三體文明的資訊。之所以毫不猶豫實施謀殺，是因為當時她自認為找到了能夠為之獻身的事業，因此哪怕是全人類為此付出巨大犧牲也是值得的，於是付出兩條人命的代價也是理所當然的（第26章）。她的第二個道德煎熬是改革開放後人性是否改變。改開初期在老鄉家生產小孩的美好記憶，老鄉們的淳樸和尊重讓她絕望冰封的心有所解凍，平反落實政策、尊重科學的改革時代讓她從山村返回母校執教。然而回城後母親的自私和冷漠，打死父親的紅衛兵（返城知青）的拒絕懺悔，讓堅持道德理想主義的葉文潔失去了對人性最後的信心。她不再懷疑自己的背叛，立志將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類世界”（第27章）。四年後，當“同志”伊文思建立起地球三體組織和第二紅岸基地時，葉文潔堅定地承接下了最高統帥的擔子。
 
葉文潔和拯救派之所以相信三體文明能夠拯救人類，是因為她堅信一個科學（更為）昌明的文明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克拉克第三定律提出：“在任何一項足夠先進的技術和魔法之間，我們無法作出區分。”[45]三體人的科學技術，在拯救派眼裡就是神一樣的魔法，就是超出他們理解範疇的未知力量。正因為如此，三體人才被地球三體組織頂禮膜拜，成了能夠拯救世界的神。葉文潔的“科學=文明=道德”信念邏輯構成《三體I》最大的倫理學問題：一個社會道德和文明程度與其科學發展水準有必然聯繫嗎？在我看來，葉文潔的命題可能是當代文學貢獻給中國歷史和現代文明的最有意義的提問之一。作為知識分子的葉文潔的心靈史，與1840年以來“落後文明遭遇先進文明”的不少中國“西化派”知識分子何其相似。[46]更有意思的是，葉文潔和拯救派對三體文明的真正了解非常有限。與三體文明有著最多交流的降臨派首領伊文斯，牢牢控制有關三體文明的真實資訊。拯救派主導和製作的三體遊戲中的場景，是他們根據三體世界的少量資訊結合地球的實際情況創造的，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三體世界的實際情況不得而知。這個虛擬現實的神奇遊戲卻讓如此之多對當代社會不滿的人類精英把三體文明當做上帝一樣膜拜。
 
汪淼的視角記錄了被捕後葉文潔反思自己的心路歷程。葉文潔的理想是借助三體文明改造人類，然而地球三體組織建立之後，整個運動發生了意料之外的變化：降臨派要借助三體力量毀滅人類，拯救派把三體文明當神來崇拜，幸存派希望向三體人出賣同胞來苟且偷生。正如葉文潔自承的，“我點燃了火，卻控制不了它”。[47]實踐的異化，讓葉文潔無可奈何，從“審判號”獲得的三體文明的真相更讓葉文潔明白，原來她美好幻想中的三體世界擁有的其實是一個比人類文明的“普世標準”更為野蠻和集權、為了生存太空可以毫不猶豫毀滅其他文明的文明。不僅如此，三體文明與人類接觸伊始就制定兩個毀滅人類科學發展的計劃。第一個計劃代號“染色”，即利用科技發展產生的環境問題製造公眾對科學的恐懼和厭惡。第二個計劃代號“神跡”，通過製造科學邏輯無法解釋虛假宇宙，使得人類崇拜三體文明，放棄科學思維，從而導致科學體系的崩潰。為了鎖死地球科技發展，三體向地球發射兩個特殊的質子。正是質子干擾了地球加速器的運作，製造諸如宇宙背景輻射閃爍那樣的超越當代物理學解釋的“神跡”，害死了葉文潔女兒楊冬這樣的優秀理論物理學家（楊冬自殺的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接受母親對人類的背叛）。
 
討論了葉文潔的科學—文明—道德邏輯，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為什麽汪淼做出了與葉文潔不同的選擇。汪淼與葉文潔最大的區別不在於對待“科學”與“文明”的態度，而在於他們所處的時代的不同。三體系列中最有意思的設定之一，就是三體與人類文明都是科學文明，兩個文明中的科學家都是本文明中的精英。由此出發，汪淼與葉文潔的區別其實兩個科學家在不同時代的經歷導致的區別。年輕時代葉文潔在經歷不幸的個人遭遇，她的科學事業追求也遭遇挫折，這讓她凝固和放大了自己的苦難，不僅把個體不幸當做人類整體罪惡的結果，而且將科學發展破壞自然環境的副作用當做科學本身的罪惡，於是她不僅放棄了在人類社會中發展科學的追求，更將人類文明視為罪惡本身。當遭遇科學更加發達的三體文明，葉文潔便把人類科學—文明發展的希望寄托在三體文明的拯救之上。相比葉文潔父女坎坷的個人和科學生涯，汪淼年紀輕輕就成為中科院院士、國家納米中心首席科學家，並與賢惠的妻子和6歲的兒子組建了幸福美滿的家庭。他成長於更加和平穩定的年代（應該是在改革開放後接受大學教育），雖然具有較為強烈的傳統知識分子情懷，然而他沒有在文革年代留下的“傷痕”，也沒有面對強勢文明而對本文明自卑的“河殤”情結。他對科學發展和本文明更有信心。作為堅信依靠人類文明自己的力量能夠發展科學技術，改善本文明缺陷的社會精英，汪淼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和捍衛這個時代。就像《三體I》中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專注研究三體問題、與現實世界自我隔絕的魏成博士所言，力圖發現《三體》遊戲和科學“神跡”真相的汪淼是個“有責任心的好人”。[48]汪淼的根本信念是通過科學研究為社會造福。在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意義上，汪淼理解和分享了葉文潔的基本價值觀。然而，汪淼的科學能力、責任心和道德感並沒有幫助他成功破解三體文明和地球三體組織聯手製造的 “神跡”，在“倒計時數字”和“宇宙背景輻射閃爍”迷惑和摧毀之下，堅信科學世界觀的汪淼毫無抵抗和還手之力。
 
保護和幫助汪淼不成為下一個楊冬或葉文潔的是大史。從粗鄙無文的野蠻警察到擊敗地球三體組織的關鍵主將，大史在汪淼眼中的形象經歷了從低到高的上升過程。兩人的關係也從相互鄙視發展成為並肩合作的好戰友。在汪淼的科學世界觀崩塌的時刻，是暗中保護汪淼的大史的一句“邪乎到家必有鬼”讓他從崩潰中回到日常生活。大史通過自己的示範告訴汪淼：人比神鬼重要，生活比科學重要，現世比永生重要。大史“天塌下來照常生活”的現世生活態度，也讓把科學視為終結和超越信仰的汪淼深有觸動和反思，讓他投入鑽研《三體》遊戲的同時保持對“三體神”的清醒距離。此外，面對挑戰現有科學的神秘亂象，堅持鬥爭和反抗的大史給了汪淼破解謎團的關鍵線索：搞垮科學研究和誤導科學家的背後必然存在一個後台組織。是大史讓汪淼掙脫“為科學而科學”的思維怪圈，開始思考科學及文明的敵人問題。
 
《三體I》的高潮是科學家汪淼與警察大史聯手戰勝了反叛人類的地球三體組織，這是區分葉文潔與汪淼新老兩代科學家-知識分子的關鍵。汪淼與大史合作具有非常強烈的文化—政治意味，既是科學家與大眾的文化結合，也是知識分子與國家政權共同對抗異質文明的政治合作。或許劉慈欣選擇“汪淼”作為《三體I》主人公的名字的時候，他已經預設作為個體的頂尖科學家汪淼在三體危機面前不過是驚濤駭浪中的三點水滴那樣無力。作為個體的水滴唯有融入人類整體的汪洋大海，才能獲得真正的價值和力量。
 
《三體I》接近尾聲之際，人類收到三體文明發給人類的傲慢宣言：“你們是蟲子！”[49]赤裸裸的蔑視背後是三體文明遠超人類世界的科學技術實力。汪淼和天才物理學家丁儀再次陷入頹廢和崩潰的境地。這一次，仍然是大史用生活中的智慧讓兩位科學家振作和清醒：“是地球人與三體人的技術水準差距大呢，還是蝗蟲與咱們人的技術水準差距大？”[50]蟲子與人類的技術差距，遠大於人類文明與三體文明的技術差距。然而在人類的有限歷史中，人類從來為真正戰勝過不起眼的蟲子。面對科技差距，蟲子之於人類的尊嚴，恰如人類文明之於三體文明的尊嚴。
 
在《三體I》的結尾，汪淼、丁儀乃至葉文潔都獲得了新的“道德自覺”：他們也認識到，一個科技發達文明不等於擁有更高的道德水準，也意識到知識分子的思維容易局限於少數人的道德準則和實踐，而把個人或少數人遭遇的邪惡當成整個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罪惡，因此知識分子需要在文化上與人民大眾相互理解。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也獲得新的“政治自覺”：面對“先進”與“落後”的文明衝突，“落後文明”的真正問題不在於科學技術的差距，而在於“落後文明”對本文明的歷史和傳統有無信心，以及有無決心和能力反抗追趕“先進文明”。[51]
 
 
 
 
注釋：
 
[1] 參見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面面觀》，郝琳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特別是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卷第四章；韓松：《當代中國科幻的現實焦慮》，《南方文壇》2010年第5期；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之現實，比科幻還科幻》，網絡鏈接：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本文所有網絡鏈接最後訪問時間為2014年6月8日，特此說明。
[2] 艾薩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論科幻小說》，塗明求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96頁。
[3] 搜狐讀書專訪劉慈欣：《我對用科幻隱喻反映現實不感興趣》，搜狐網，網絡鏈接：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4] 劉慈欣、張東亞：《劉慈欣：未來早已到來》，《中國企業家》2014年第2期。
[5] 搜狐讀書專訪劉慈欣：《我對用科幻隱喻反映現實不感興趣》。
[6] 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載《劉慈欣談科幻》，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49-50頁。
[7] 陳幕雷：《很多莫言，為什麽只有一個劉慈欣》，觀察者網，網絡鏈接：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1_17_110033.shtml 。
[8] 羅歡歡：《劉慈欣的美國夢》，《重慶青年報》2013年10月10日。
[9] 劉慈欣：《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劉慈欣談科幻》，第121頁。
[10] 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第51頁。
[11] 劉慈欣：《鄉村教師：劉慈欣科幻自選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37-368頁。
[12] 劉慈欣：《鄉村教師：劉慈欣科幻自選集》，第337頁。
[13] 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3頁以下。
[14] 尼爾·弗格森：《未曾發生的歷史》，丁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0頁。
[15] 《三體III：死神永生》（以下簡稱《死神永生》）第一部開篇就敘述了一個反事實的科幻歷史故事：1453年5月，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軍隊對拜佔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圍城戰期間，四維太空碎片一度出現在君士坦丁堡，險些改變了地球的歷史進程。劉慈欣：《死神永生》，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年，第2-13頁。
[16] 《死神永生》貫穿和穿插全文的特殊文體《時間之外的往事》，就是程心在地球文明毀滅和歷史終結之後的“未來回憶”。
[17] 劉慈欣：《<超新星紀元>後記》，《劉慈欣談科幻》，141頁。
[18] 例如，穆蘊秋、江曉原：《科學史上關於尋找地外文明的爭論——人類應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嗎？》，《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19] 吳越：《“科幻文學和批評似不在同星球”》，《文匯報》2013年6月3日。
[20] 福柯：《什麽是作者？》，王嶽川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21] 劉慈欣：《死神永生》，第292頁。
[22] 劉慈欣：《死神永生》，第302頁。
[23] 劉慈欣：《死神永生》，第303頁。
[24] 西奴揭秘匯編：《劉慈欣<三體>生動的西奴隱喻》，烏有網刊網刊，網絡鏈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2/03/288503.html。
[25] 陳新榜：《星空和道德律的平衡——劉慈欣<三體>的終極問題》，《西湖》2011年第6期。
[26] 蕭蕭樹等：《流行文化中的的意識形態之爭》，共識者網，網絡鏈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40219100863.html。
[27] 劉慈欣：《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335頁。
[28] 劉慈欣：《三體》，第330頁。
[29] 《劉慈欣：我知道，意外隨時可能出現》，《城市畫報》2011年第1期。
[30] 羅歡歡：《劉慈欣的美國夢》。
[31] 劉慈欣：《三體》，後記。
[32] 山繆·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33] 三個品質、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視為質點的天體，在相互之間萬有引力的作用下的運動規律問題。現在已知，三體問題（N體問題）不能精確求解，即無法預測所有三體問題的數學情景，只有若乾種特殊情況已研究。以下網址提供了N體問題現有的49中特殊解，Welcome to the choreographies of the N-body problem，http://www.maia.ub.es/dsg/nbody。
[34]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面面觀》，郝琳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39-40頁。
[35]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面面觀》，第41頁。
[36] 科幻文學的女性視角，參見吳岩：《科幻文學論綱》，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59-77頁。
[37] 當然，從歷史學研究角度而言，這是一種對美洲文明的誤解。參見查爾斯·曼恩：《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胡亦南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8] 劉慈欣：《三體》，第329頁。
[39] 劉慈欣：《三體》，第330頁。
[40] 劉慈欣：《三體》，第232頁。
[41] 劉慈欣：《三體》，第255頁。
[42] 劉慈欣：《三體》，第70頁。
[43] 劉慈欣：《三體》，第62頁。
[44] 劉慈欣：《三體》，第205頁。
[45] Arthur C. Clarke, Hazards of Prophecy: The Failure of Imagination , in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1962).
[46] 這一視角的展開，參見翟文喆：《<三體>其實是一部歷史小說》，人人網，網絡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47533971/913415987。
[47] 劉慈欣：《三體》，第244頁。
[48] 劉慈欣：《三體》，第296頁。
[49] 劉慈欣：《三體》，第292頁。
[50] 劉慈欣：《三體》，第296頁。
[51] 進言之，文明衝突的實質不在於“科技”或者說“現代化”問題而在於“文化”問題。參見山繆·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