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漢鼎談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

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修訂版）（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作者： 洪漢鼎

ISBN： 978-7-300-25511-8

定價： 58.00

出版日期： 2018-10-31

希臘文 hermeneüin 即解釋。詮釋學 Hermeneutik 就是Auslegungskunst 或Verstehenslehre，而Auslegungskunst與Interpretationslehre（解釋學）是有區別的。

第一，古代詮釋學首先被用來解釋在預言和自然現象中神的符號和指示，它基於如下信念，即《聖經》和古代經典文本都有一個超出其具體內容的特別的真理要求，而這種要求必須闡明出來。詮釋學大概在１５００年提出它的任務是給出正確解釋神學文本和古典人文主義文本的方法規則。

第二，在施萊爾馬赫那裡，詮釋學的領域被擴大了，包括了所有的流傳下來的文本和精神作品，而不只是那些經過特別選擇的古典的、權威性的或神聖的著作。由於這種擴大，詮釋學失去了它在傳統上視文本為真理傳達的關係，代替這種傳達真理的關係，文本被認為是作者的思想、生活的表現和歷史時期的表現，因而理解等同於重新體驗和再次認識文本所自產生的意識、生活和歷史時期。按照施萊爾馬赫的看法，詮釋學不需要從解釋的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文本的真理內容出發來把握，而是應從我們接近文本的特殊方式出發來理解，因而詮釋學的任務就不再是使我們接近上帝或人的真理，而是應發展那種有助於我們避免誤解文本、他人講話和歷史事件的方法。因此詮釋學成為一種普遍的技藝學，其目的是避免在試圖設身處地地進入那種存在於已有的文本後面的思想、生活時所產生的誤解。在施萊爾馬赫看來，解釋者的目的就是“首先要像作者一樣好地理解文本，然後甚至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創造性地重新認識或重新構造作者的思想，這種重構他是用“設身處地”（Einleben）的理論來解釋的。他認為，作者和讀者乃同一種精神的表現，這就是他所謂的“同質性”（Gleichartigkeit）。

第三，１９世紀後半葉，隨著對黑格爾絕對唯心論的發展和對歷史哲學的批判，詮釋學在歷史主義裡被認為是一種探究歷史事件的意義的方法。正如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從獨斷論的教條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種解釋方法的普遍詮釋學一樣，１９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派的詮釋學努力也被用來使歷史研究脫離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使之成為一門真正的經驗科學。不過，當歷史學派回避黑格爾把歷史還原為一種思辨概念時，自身卻被迫進入一種神學的自我思考或一種美學的自我思考，而不能真正解釋歷史事件的意義。因此，正如伽達默爾所說，歷史學派在試圖把文學解釋原則轉用到歷史研究時，卻忽略了歷史理解的時間性度向，儘管他們對黑格爾的目的論進行了批判，但他們比黑格爾還更可憐地陷入歷史結構的目的論。

第四，狄爾泰通過歷史學派繼續走著施萊爾馬赫的路線，力圖把施萊爾馬赫的普遍詮釋學發展成精神科學的普遍方法論。按照他的看法，當自然科學從外說明（Erkl?ren）世界的可實證的、可認識的所與時，精神科學則從內理解（Verstehen）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說明與理解分別構成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各自獨特的方法。他說：“我們說明自然，我們理解精神。”狄爾泰試圖使詮釋學基於一種歷史的心理過程，按他的想法，詮釋學是通過精神的客觀化物去理解過去生命的表現，他提出了“體驗”（Erleben）和“再體驗”(Nacherleben)這類概念。如果說對於施萊爾馬赫而言，理解就是重新構造作者的思想，那麽對於狄爾泰來說，理解就是重新體驗過去的精神生命。《狄爾泰全集》第7卷中指出：“如果從對理解任務的態度中產生了自己體驗到的精神關係，那麽人們也將此稱為從本己的自我向某種生命表現之總體的轉移。”狄爾泰這種追求對以後文本解釋和文學批評產生了很大影響。

第五，在海德格爾以及之後的伽達默爾那裡，詮釋學包含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因為他們主張，不僅我們關於文本和精神產品的知識，而且我們自身的發展都依據於某種理解，理解不是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哲學必須以這種理解作為其出發點，因而哲學本身也要成為一種詮釋學。由於詮釋學概念的這種擴充，詮釋學重新產生了那種被施萊爾馬赫、歷史學派和狄爾泰所拋棄的與真理概念的聯繫。解釋著的理解佔有（die auslegende Verstehensaneignung）成為我們借以理解我們自身的真理的佔有。詮釋學哲學成為一種關於人的歷史性的學說，即這樣一種理論：人作為“在世存在”總是已經處於理解境遇之中，而對於這種理解境遇，人必須在某種歷史的理解過程中加以解釋和修正。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於某個所與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於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屬於被理解東西的存在。”

第六，利科爾以強調人的在世存在的語言性和歷史性而繼續發展詮釋學。按照他的看法，人為了理解自身及其自己的產物，必須與自身保持距離，他必須借助文化符號和社會機制去客觀化自身，利科爾把這樣一種被中介的理解（ein solches vermitteltes Verst?ndnis）稱為解釋。在這裡他強調了詮釋學與語言學的結構主義或心理分析的統一。同樣，阿佩爾又在皮爾士的實用主義影響下，試圖提出一種先驗語用學的詮釋學。

第七，當代詮釋學的最新發展是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詮釋學，或者說是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這種詮釋學既不是一種理論的一般知識，又不是一種應用的技術知識，而是綜合理論與實踐雙重任務的一門人文學科，這門學科本身就包含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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