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當代研究中國物質文明史的重要學者，現任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藝術史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藝術》《雅債》和《明代的影像與視覺性》等。
經過對廣義文化理論的研究，柯律格針對中國園林文化，通過一張張具有說服力的圖片，第一次從歷史和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了解讀。
園林既可以是供人賞鑒的藝術作品，也可以是有價值的不動資產。作為英語世界第一次完全立足於當代中文資源的闡釋，這部研究中國明朝（1368~1644）園林—製造實踐的專著立意新穎，配圖精巧，緊扣當代中國的文化社會歷史。
誰擁有園林？誰參觀園林？它們以何種方式被呈現於文字，繪畫，乃至廣義的視覺文化之中，在中國社會的多重層次上被賦予了何種意義？關於園林的話語又是如何與其他話語，比如審美，農藝學，植物學的話語相互交織的？通過多方位考察蘇州的園林，Craig Clunas細致地勾勒出一個高度複雜的文化現象，該現象在明朝精英階層的自我形塑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吸收最新文化理論的基礎上，作者開創了從歷史與唯物主義角度闡釋中國園林文化的批評視角，剔除了抽象概括和東方主義幻想，令人信服地描繪出園林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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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書並非為展示一部中國園林的歷史，其遠遠超脫於對這樣一部歷史存在與否的質疑，我所嘗試要做的是提供一種脫離慣例的記述，寫作本書是為了記述公元1450—1650年之間中國江南地區社會上層的造園理念和無處不在的園林營建活動。這些營建活動被表現於文本的視覺呈現中，以文獻中的地圖、繪畫和插圖等形式存在。這些園林除了北京皇城中有幾例外，幾乎都集中在經濟富庶、文化昌盛的長江下遊地區。
我覺得很有必要把當時存在於中國明代文學中的數呈龐大的關於園林的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翻譯為英文去傳播。這些很多以筆記或“筆記體文學”的形式出現，有關園林的內容在筆記中也往往隻佔有很小的篇幅。雖然僅在文獻中出現“園林”的地方做相應的記錄並不很嚴謹而科學，但我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不管怎麽說，我們需要更深入細致地了解園林的主人、園林形態、建造時間和地點。我雖然並沒有全部讀完那些文獻，但我自信已經獲得了足夠多的論據來論證中國明代造園理念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出前後一百年間在描寫和形象展示這些園林方面的諸多差異。
我的論述開頭部分相當倉促，既沒有對那些可以翻譯為“園”的各種語詞進行文獻學的翻檢，也沒有引述有關那些語詞的古典金文文獻。我這樣做是有意為之的，因為語詞的起源義跟它們的本質義並不一致，這是東方學研究的核心經驗之一。相反，我更關心有關中國明代園林的那些自由表述，不論這些表述“大到構成嚴肅的世界觀還是小到僅是隻言片語”。我同樣有意識地把“園林”這一概念與其他概念聯繫起來論述，比如田產，這個概念在既有的英文二手文獻中已被長期忽略。儘管大家都願意甚至都渴望去談論以彼此聯繫、縱橫交錯為特徵的中國式世界觀的整體性質，但由於他們的世界觀很忌諱談論一些文化活動的經濟意義，因此探討園林的經濟學意義由於公認地缺乏證據而變得很困難。引入經濟性考察並不是為了揭示中國園林的真正性質，也不是為了簡單論證中國園林的確有經濟產權屬性。更主要的是，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非傳統的歷史觀察視角，其內在精神與高居翰在其力作《中國繪畫的三種選擇歷史》（Three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中所提出的觀點相契合，這個觀點就是“不同的寫作方法和寫作模式都可以有效地詮釋藝術的歷史，這取決於我們把藝術及其相應背景的哪一方面作為我們關注的核心”。
先看一個與本書的寫作方法相背的案例。1934年春天，美國園藝技師弗萊徹·斯梯爾（FletcherSteele，1885—1971）到遠東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遊學旅行，當時遊學旅行正成為歐美富人們的流行嗜好。斯梯爾去了中國北方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為他提供了很多材料，他隨即將這些材料在1946年為波士頓社區舉辦的一場園藝技師演講中提供給了他的專業同行，並緊接著以一個不容置疑的標題《中國教益：天朝的園藝觀念和心境》刊發。其開頭部分又冠以“種族和設計—中國”的標題，並以一句同樣不容置疑的句子“中國園林是內向含蓄的聖地”開頭。斯梯爾的目的，正如他在一處腳注裡堅稱的：“不是寫中國園林，而是為了把中國園林當作闡釋、宣傳園林及其設計者的某種理念和心境的例子。這就是我的目的，不僅僅是描述。”純粹的描述可能真被排除了，他的行文中其實並不缺少定義，同樣不缺少關於中國人做什麽、想什麽、意指什麽的限制性論斷，所有這一切都是從“中國園林”這一個孤立的點上推論而來的。
斯梯爾把演講內容合並到1964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某一章中去了。標題也作了修改，不再叫“中國教益”，而改作更簡單的“中國人知道”，就像“英國人關心”、“意大利人覺得”、“西班牙人容忍”一樣。“中國人知道”這個表述包含著一個意義重大的修正。早期版本的一個句子“新港諸多大廈被拆乃至整個城市被新式建築風格所取代的事實，可以反襯出中國建築設計的恆久性和保守性”，現在新版本把“中國”修改成“一個變化不劇烈的文明”。與這個改動恰恰相反，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跌宕起伏的變化，從第一次國內戰爭，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內戰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大躍進和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這些社會變革充分說明斯梯爾把中國定性為“變化不劇烈的文明”也是很牽強的。
對斯蒂爾來說，這可能是微瑕，一個風行一時的風景建築師本來就未必會關注什麽國際政治，但是如果不把這種社會的劇烈變動看成是“東方主義”全部文化觀念的自然產物，也是不明智的。一部園林史即使不關心政治，也不應該割裂與其他東方研究領域的聯繫，否則就不能被視為不證自明的正確。
中國園林與中國人性格的聯繫早在十九世紀已有論及，該論述明確貶低了二者：
中國人在園林上的口味明顯是這個民族總體性格的反映，而且是其主要性格特徵—怪僻的反映。他們對奇特和畸形事物的喜愛，在那些進步而自由開明的國度的人們身上很難看到。
一個十九世紀早期的作者不喜歡中國園林的程度可能與斯梯爾欣賞它們的程度是一樣的，但這兩個例子都是以西方人的觀察視角作出的鑒定性結論。這不是“中國知道”，而是“西方知道”，體現了斯梯爾由為期三個月的中國之旅得出的個人見解。他從所參觀的景點的整體特徵聯繫到了這個種族內在的恆常性格。這個種族從來沒有變化，就像“中國園林”從來沒有變化一樣，即使是戰爭、革命、饑荒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所謂的“僅僅是描述”其實是帶著某種偏見的。
斯梯爾那樣的著述雖過去了幾十年，但將中國園林的特性與中國人的總體性格相聯繫的這種寫法並未得到實質性的削弱。實際上，中國園林整個世紀以來，一直被海內外華人作家和非華裔作家認為是中國文化特質的一個關鍵展示視窗。出版於1938年的關於這一主題的第一本英文專著，開篇語也是這樣表述的：
在中國，一座園林絕不僅僅是一個尋求安寧和夢境的地方，它是生命哲學的體現。和諧和精致的韻律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在園林中的折射。
更晚近的一些研究同樣如此，1940年首次出版的一本論文集包含一篇由著名的思想史專家陳榮捷（Wing-tsit Chan）寫的論文（被後世廣為征引），題目為“中國園林中的人與自然”。這裡的“自然”被認為是至高無上和不容置疑的存在，它超越於人的力量之外，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不論是對於園林的專論還是僅把園林當成論證某些更大論題的例子，從中很容易就會找到一大堆眾口一詞的表述：“中國園林是中國人源自對自然之親近感的藝術思想和觀念的一種表達”、“中國園林體現著對自然界的更加親密的感應和聯繫”或者“這座皇家園林映射著道家的自由、自發性以及在大自然面前的謙恭姿態”。與之相似，也存在著大量類似論斷，諸如“中國園林本質上是外在於社會生活的空間，這個空間排斥政治生活以至家族關係，是一個平靜而安詳的地方。有思想的中國人在園林中尋求對煩惱、挫折和生活重壓的解脫”之類的描述充斥於學術性著作和報紙的流行文章中。近年來，中國園林的展示與陳列開始采取真境複原的方式，有幾家是與博物館合作的。從台北故宮博物院到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國園林”現在已經成為詮釋中國文化特徵的關鍵點，取代了六七十年前以展示寺廟內部景觀詮釋中國文化的方式，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
我有意避開這種輕省的解釋，這種解釋不僅依賴內生於中國園林和中國人的既定本質來展開，也依賴於“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那種連續且恆定的既定本質來展開。而我確信這樣的論斷，“因為我們的‘社會’概念是分析它本身的主要範疇，它容易產生用‘抽象的本質’取代‘活潑潑的變化過程’這樣的弊端，因此我們應該用‘政治形態’這一概念代替‘社會’這一抽象概念。”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其本質是內在的、一脈相承而又自足的，但在我看來，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包括其他人的批判性言論並未證明這一點。現在，這一點被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他最近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化交流的論述中得以證明。因此在下文中我將盡力反對“中國文化”與西歐文化截然相異的觀點，這個觀點最大化了中歐在歷史實踐上的差異性，而最小化了中國國內不同歷史時期和地理版塊上的差異性。我的論點是，探討中國園林的意義遠比試圖以此證明中國文化另類性的產生和維系要重要得多。他們通過引證中國人和自然的永恆關係，似乎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這種另類性。這種引證乃至成為某種思維定勢，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話說，這種引證已成了“一種知識形式和區分模式，有的研究者認為是眾所周知，無須贅言的，有的研究者則認為是需要不斷重複的”。中國園林在斯梯爾、多蘿西·格雷厄姆（DorothyGraham）和其他許多人看來，始終是一樣的。而我們雖然有些不同看法，還不得不繼續這樣說。
作為一種物質文化景觀，園林是一種特殊的人造物。關於園林是不是藝術作品的哲學考證，並非本書關注的焦點。本書也不像其他藝術專著那樣，將園林直接歸為一個藝術門類—一個先天就存在的抽象門類，而是把它看成具有豐富的歷史和社會內容的獨特且富有爭議的物質文化載體，如果算得上藝術門類的話，那也是廣義上的。本書的研究無法被定位於園林史這個新生學科之外，園林史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經通過一些公共組織如學術期刊、國際會議和研究中心展現出來了。
園林史的研究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它最初從建築史中分離出來，開始時把研究重點放在個體園林的完整性研究上，時常關注這些園林的雛形。這種比較幼稚的研究方式過於關注園林的早期形態而忽視了深層次的問題。約翰·迪克森·亨特（John Dixion Hunt）發展了一種更為複雜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他一直主張用盡可能最廣泛的可讀資源作為園林史研究的基礎，這些資源可能不僅僅限於傳統的“文獻”的概念。另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法是，盡可能把世界各地的園林建設與管理看成一個整體，不論是J.B.傑克森所研究的美國本土的園林景觀，還是掌控於早期莫臥兒王朝手中的北印度近代早期的平原景觀，都可從美學和經濟學角度去觀察和研究。這種“景觀史”經常被那些具有歷史地理知識的學者所研究，起初，他們反對從建築史和藝術史的角度去發掘“園林史”的根本問題。體現這種研究方法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is Cosgrove）最近的著作《帕拉第奧式景觀》（The Palladian Landscape），它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研究景觀課題時，關於景觀建設的一整套複雜流程的所有方面（比如帕拉第奧重塑威尼斯內陸，是應貴族客戶的要求而做的）都應考慮進去，這些細節只有靠大量閱讀才能掌握。我很認同科斯格羅夫的研究方法，儘管我很清楚他所處理的材料類型並不適用於我所研究的中國園林及特定的中國歷史時段。
這本書作為對已發表著作的一個回應，它面臨著另一個挑戰，與托馬斯·基爾斯特德（Thomas Keirstead）那本令人振奮的書《中世紀日本的權力地圖》（Geography of Power in Medieval Japan）所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在他的書中，他引入了不動產制度的概念（shoen），這項制度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中世紀日本核心的經濟制度，而且他也成功地把這項制度解釋成一種“社會空間”，一種能夠對資產擁有者和農民都賦予意義的文化系統。基爾斯特德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這種本屬於經濟史家和社會史家研究領域的人造物，而我也正在研究只有藝術史家才感興趣的領域。我相信基爾斯特德和我都在從不同的方向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都在努力想搞明白既定系統的“最基本的可能條件”，而不是僅僅為一個先入為主的“不動產”或“園林”概念提供一個類型學的分析或描述，以便使得我們的研究論述顯得不那麽人雲亦雲，缺乏新意。
在我更早的一本名為《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狀況》的書中，我寫了一篇短文，闡述了我對“財產”這一概念所持的某種帶有傾向性的態度，以及通過我們定義為“可移動奢侈品”的那些財產，分析出“財產”的初始意義。然而，我排除了前現代中國最重要的財產類型—土地。當前的研究工作需要重拾這一話題。與土地相關的財產性質問題當然遠非未經調查研究就可以確定的。恰恰相反，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語言中存在著數量龐大的有關土地使用權、財產權以及租賃關係的文獻，這些文獻我承認完全在我所掌握的知識儲備之外。同樣存在大量的有關“山水”這一文化範疇的文獻，集中體現在中國繪畫的主要題材—山水畫中。然而，經濟史家和藝術史家一貫不太把對方的著作當回事。談土地使用權的，很少關心這塊土地的文字描述、樣貌和地圖形態，而明清繪畫史同樣很少注意所繪景觀，不管是山巒、園林，還是水體，他們為誰所擁有，有無買賣和打賭輸贏的事實。園林學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沒有被限定於單一領域。它們不僅是昂貴的不動產，也是具有建築學和美學意義的人工作品。他們處於幾種中國學科的交叉地帶，對闡釋他們所跨越的交叉學科是很有用的。
因此我的研究從探討蘇州主城區的某些特定的中國園林開始。這種探討可以有效地說明那些文獻記載較少的私人園林的一些情況，比如它們在竣工之初是什麽樣子，當時的人如何評價，等等。我盡力既不把園林圖景的再現看作我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也不把它作為解釋的主要對象，更不會像T. J.克拉克和約翰·巴瑞爾（John Barrell）等那些激進的“社會藝術史”學者那樣把它當作批評的對象。我不希望把園林山水畫當作探討的對象，而把真正的園林降格為這些畫的“背景”，而是希望把這些園林放在當時的情境中考察，不管這種情境是社會學的還是經濟學的。我傾向於盡力開展一種開放性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結果可能前後矛盾，但這種矛盾恰好可以證明中國園林種種複雜表象的多元性。
《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
【英】柯律格 著
孔濤 譯
ISBN：978-7-5649-3191-9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