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卡德：站在黑格爾的大傘下理解現代世界

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

編saying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WCP）正在北京召開（8月13日到20日），今天是第三天，在此前、中、後，文匯報文匯講堂工作室聯手複旦大學哲學學院、華東師大哲學系共同向公眾呈現豐富多彩的“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同時歡迎參與同步推出的“我愛WCP”有獎傳播活動。（見文末鏈接）

前天，杜維明先生隨著七千人參與的世界哲學大會的開幕一起“走到”了前台，我們也了解了世界哲學大會落戶中國的個中曲折，更理解中國哲學走向世界需要幾代學人、共同的不懈付出。今天，偉大的黑格爾“來了”，你會更愛他嗎？

“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

訪談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專家、美國喬治城大學T.平卡德教授

站在黑格爾的大傘下理解現代世界

文/倪逸偲（文匯-複旦-華東師大聯合採訪組）

被訪談人：特裡·平卡德（Terry Pinkard），美國喬治城大學哲學系教授，以下簡稱“平卡德”

訪談人：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圖賓根大學哲學系巴登—符騰堡基金會訪問生倪逸偲

訪談時間：2018年4月13日面訪，6月3日郵件

1838年，柏林的大學生馬克思因勞累過度患神經衰弱而不得不接受療養，他本想拿起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催眠自己，但反而興奮地翻讀了一夜；1968年，正在奧斯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平卡德，本欲徹底批判黑格爾，不料卻被黑格爾的體系徹底震撼。此後，平卡德的求學之路從奧斯汀大學、紐約大學延伸到圖賓根大學，他神交於從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到馬克思的輝煌哲學傳統，如同穿上了黑格爾“絕對精神”的紅舞鞋一般出入思想、社會與歷史的無邊淵藪。

他從德國古典哲學延伸到當代，跨越大西洋兩岸，從英美分析傳統和歐陸傳統中辨析出黑格爾的巨大背影。他堅持認為，康德建立了體系，而黑格爾天才般地完善了體系，並回應了前者提出的人根本的深層問題。

這位最終留在喬治城大學執教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專家，平時並不常教授黑格爾的課程，但始終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黑格爾哲學上。在眾多黑格爾研究的著作中，他最鍾愛的是自己寫就的黑格爾傳記，這讓他沉浸與體悟黑格爾的生存年代，從而理解思辨概念的社會歷史意蘊。平卡德發現，將自我意識引入現代哲學的黑格爾，其洞見仍然給當代人留下了諸多太空，當代的問題從來沒有超過黑格爾的追問範疇。

今年四月，華盛頓仍然春寒料峭，櫻花卻搶滿了枝頭。年過古稀的平卡德和我漫步在喬治城小鎮的街頭，分享他年輕時的疑問——實現了基本人性規劃的歷史意味著什麽？如此這般的歷史又如何被融入非哲學的現代歷史研究？瞬間，我仿佛看到平卡德又站在了黑格爾的大傘下：“歷史如何一如既往地磨平了人類世界的人事。”黑格爾並沒給答案，平卡德用終身在尋找。

2018年4月，訪談者倪逸偲赴華盛頓喬治城拜會平卡德教授

01

哲學之緣

文匯：感謝您接受採訪。您以研究黑格爾以及德國古典哲學而著名，今年劍橋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您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英譯本，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如何踏上哲學路線並與黑格爾研究結緣的嗎？

因為本科遇到好老師，從讀薩特到愛上康德和馬克思

平卡德：就像很多同學都會經歷的那樣，我選擇哲學是因為碰巧遇到了一些給我以啟迪的教授們。我讀本科是從1965年到1969年，求學時代正處於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巨變當中。那時一切似乎都被質疑，而在所有的那些政治騷動中，我和同齡人一起閱讀了許多薩特和其他存在主義者的書籍，還有一系列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我那時也對語言學很感興趣。但真正把我帶進哲學的是一門導論性的哲學課程，講課的老師瑪喬麗·格蕾娜（Marjorie Grene）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她是海德格爾與梅洛-龐蒂的研究專家（雖然曾師從海德格爾，但並不喜歡他，而很喜歡梅洛-龐蒂）；她也是生物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她把我帶進了現象學。同時，出於一些原因，在我的本科母校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彌漫著濃厚的康德興趣，所以我也很早就被帶進了康德哲學，跟著格蕾娜教授修讀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讀書班。在語言學之外，我還對文化史很感興趣。所以我的這些興趣從彼此完全不同的方向牽扯著我。最後，在我本科時代的結尾，出於對康德和馬克思興趣的持續增長，我選擇回到了德國古典哲學。

我也曾受益於其他教授的課程，如：O.K.鮑斯瑪（O.K.Bouwsma），一個硬核的維特根斯坦主義者，也是我所接觸過的最友善、最善於傾聽的教授之一，他也開設基爾凱廓爾的課程，而這正合我那時熱衷於存在主義的胃口（存在主義過去是也會一直是大學生們的“貓薄荷”，但你最後還是要長大告別它）。

平卡德本科時代的兩位恩師：瑪喬麗·格蕾娜（Marjorie Grene），美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與梅洛-龐蒂研究專家（左）；奧耶茨·鮑斯瑪（O.K.Bouwsma），美國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

從批判黑格爾到被其震撼，到圖賓根研修德國古典和現代哲學

最後，由著對康德的強烈興趣和對馬克思主義及存在主義的大雜燴式的熱情，我轉向了黑格爾。我是在讀了馬克思和基爾凱廓爾對黑格爾的批判之後才開始接觸黑格爾思想的，所以我本來準備好徹底地駁斥黑格爾，但我幾乎立刻就被黑格爾所震撼，因為黑格爾繼承的是康德的事業，他絕不是我原先所理解的那個過度膨脹的形而上學家。但我並不能說，那時的我真的已經理解了黑格爾。

本科畢業後，我工作了幾年，同時繼續零零散散地在奧斯汀大學修讀哲學和中國研究的課程。但我最終決定要試試自己究竟能否在哲學裡走下去。所以，在修讀完了德州大學碩士同等學力課程之後，我前往石溪大學研究生院讀博，因為那時候（也只有那時候）石溪恰好有一個著重於當代歐陸哲學特別是法國思想的博士項目。在石溪，我很幸運地得到了DAAD獎學金的資助前往德國圖賓根大學去學習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德國哲學。在圖賓根，我跟著克勞斯·黑爾德（Klaus Held）修讀了很多課程，聽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講授黑格爾，參加其他德國教授的講座。更加幸運的是，在那以後我得到了一個教授哲學的終身教職。

哲學始終讓我著迷的地方在於，它是我們能夠提出的最難、最深的問題。根據這些問題和它們被提問的方式，哲學發展出了一種相對嚴格的思維方式，並且嘗試著用同樣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哲學與其他科學、歷史和文學截然不同卻又緊密相連。特別是，隨著現代大學學科日益分化，許多成了彼此少有接觸的學科，而哲學則始終是那個能把所有學科凝聚為一體的學科。康德的哲學三問——我能知道什麽？我該做什麽？我該理性地期望什麽——一直是最基本也是最值得深究的問題。

平卡德在圖賓根交流期間的兩位老師：克勞斯·黑爾德（Klaus Held），德國哲學現象學研究專家（左）；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20世紀歐洲文化史上的傳奇人物

02

哲學貢獻和特色

文匯：您是當今最著名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專家之一。在現代世界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意義何在？對於當今的人們來說，那些生活在兩百年前的思想家們的思想又有何意義呢？

作為思想革命的德國古典哲學：自我意識與現代性的誕生

平卡德：德國古典哲學，也就是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還有其他一些不那麽有名的哲學家（比如萊茵霍爾德、邁蒙、雅各比）加上那些浪漫主義者（比如施萊格爾、諾瓦利斯、施萊爾馬赫）所身處的，在西方意義上唯一場可以比肩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裡士多德的古希臘哲學發展史的思想運動。歷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有一個很有名的論述，他認為這段時期包含著雙重革命：首先是法國的政治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所引發的巨變以及由此而在北美大陸建立起的偉大的立憲共和政體和西屬殖民美洲的革命運動；其次是從英國開始而很快席卷並改變了全世界的社會與政治結構的工業革命。這也是歐洲帝國主義萌發的時代，德國哲學就是針對這場運動萌發的自我意識。它試著理解這個革命中的世界，首先是法國人，然後是德國人，再然後是整個世界活了過來。如果說康德首先承認了自我意識將會成為現代哲學的關鍵概念，那麽黑格爾才是把自我意識的現代性的概念帶入哲學領域的第一人。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代表作《年代四部曲系列》（共4冊）

德國古典哲學遇到的基本問題至今仍然是我們的問題

當然，科學革命已經預示了政治與工業上的革命，而德國古典哲學家們把這三場革命整合進了他們自己的體系裡。當代德國哲學家迪特·亨利希把德國觀念論運動的快速發展比作一場超新星爆發，是恆星爆發時致盲的亮光的噴發。我們所有人仍然生活在這場爆發的余燼裡。德國古典哲學發展史的另一個更為現實的層面落在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們身上：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們被時代召喚著去引領從未被人預見到的生活，他們的父輩和祖輩的生活經驗已經不再能規訓年輕一代的未來。年輕一代必須要從舊的傳統中去構建新的生活。顯然對於全世界而言，這都是一個艱難但又必須經歷的過程。自我意識、自欺、還有現代生活的其他所有大問題，比如新的科學對我們舊有的宗教觀念意味著什麽？現代世界中還有藝術的一席之地嗎？如果有，藝術又扮演著什麽角色呢？等。這些問題都出現在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視野裡。

自我意識的概念在這裡扮演著一個尤為重要的角色。德國古典哲學的一個關鍵洞見就在於人類意識本身的根本分裂。我們既與自身一致又與自身衝突。這一點在知識論中尤為明顯：我們將知覺與“作為”知覺的知覺相區分，從而導致了實在論與觀念論之間的持續糾葛。或者在實踐哲學中，我們有行動的理性，我們又有“作為”理性的理性。我們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但我們從未能真正地完全活在日常。

總的來說，我們在德國古典哲學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至今仍然是我們的問題，而那些哲學家們為我們在這個破碎的、迷失的世界裡找到自己的方向提供了幾乎取之不竭的資源。他們值得被研究，因為他們為後來者（從馬克思到薩特）奠定了如此的基礎，因為他們仍然有如此多的洞見。

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代表作《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

戰後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尷尬處境：分析與歐陸截然對立

文匯：如今在西方世界有很多種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進路，比如通過法蘭克福學派、海德堡學派、匹茲堡-萊比錫學派、或者通過一些美國哲學家比如您或者羅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不同的進路以及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現狀的？

平卡德：在我的印象裡，美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開始學習哲學時）才開始有對德國哲學的熱烈討論。那時一些很有名的分析哲學家會認為只有瘋子才會對德國哲學感興趣，因為那聽上去就好像你試著要從柯南·道爾那裡搞出形而上學一樣。在德國本土，研究德國古典哲學也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因為納粹時期德國的道德與政治已經徹底崩潰了。很多德國人既不清楚哪些傳統是值得保留的，也不清楚過去的德國思想中的哪些導致了德國的災難而哪些則與之無關。在德國也有之前提到的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的截然區分，儘管如今這種區分方式顯得越來越蠢——但在那時，兩派的支持者們是非常認真地對待這種區分的。

這種截然區分在康德哲學那裡體現得尤為明顯。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在康德這裡分道揚鑣並從此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是一段才剛剛開始被書寫的歷史（而且還遠沒有結束）。如今德國哲學的研究方式混合了不同的傳統，也很難說它們會各自導向何方。

芝加哥-匹茲堡-萊比錫學派：分析哲學與觀念論的交融

你提到了匹茲堡-萊比錫學派，但實際上應該是芝加哥-匹茲堡-萊比錫學派，他們是從英美分析哲學起步然後再從德國的視角展開的。他們關注的點在於如何能夠以一種幾乎可以確定是英美分析哲學的話語去解讀費希特和黑格爾（尤其是黑格爾）的作品。與之相對，一些人比如芝加哥的皮平則是從一種更受傳統海德堡學派啟發的視角（同時摻雜了大量馬爾庫塞的思想）去研究黑格爾的，從而導向了對立的觀點。

皮平並不在意一種以羅素或維特根斯坦甚至再往後到奎因和普特南為基準點的話語能否解讀黑格爾的問題，而是關注現代哲學能否連上從德國古典思想開始直到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傳統。萊比錫-芝加哥學派因而就其本質而言更加“分析”，而皮平和很多受他影響的人則保持了更多的“歐陸”傳統，但事實上這兩派人之間有很多的交匯。

兩派都非常“問題”導向，這本身就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的一個特徵了（麥金太爾英語很早就說過，哲學討論的基本單元是“問題”，而哲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期刊論文”）。

羅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芝加哥大學哲學系教授，他所著的《黑格爾的觀念論》一書在當代黑格爾研究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黑格爾如一把大傘，把不同的思想線索攏在一起

因此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審視這些，那麽就不能說有什麽連接著芝加哥、匹茲堡和萊比錫的“學派”，或者說每個地方都有一小撮人彼此聯繫，而康德和黑格爾就是聯繫他們的紐帶。

在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是這個所謂的芝加哥-匹茲堡-萊比錫學派中還有兩個“學派”：羅伯特·布蘭頓（Robert Brandom）為了發展自己的塞拉斯-羅蒂實用主義語義學而將黑格爾也拉進了他的研究領域；萊比錫的皮爾閔·施特克勒（Pirmin Stekeler-Weithofer）則以完全獨立的方式在做類似的事情。

約翰·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的維特根斯坦研究則更接近鮑斯瑪（Oets Kolk Bouwsma）的更老版本的維特根斯坦治療方法理論（在我看來），因而與布蘭頓的方案大不相同。麥克道威爾雖然也研究黑格爾，但卻是出於不同的目的；在萊比錫和麥克道威爾相對應的是塞巴斯蒂安·勒德爾（Sebastian R?dl），而後者則發展出了自己的獨立解讀方案。我提到的這些人都很重視彼此的研究，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分屬兩個“學派”的。這些學派就其自身而言實際上是美國分析實用主義與維特根斯坦的交匯點。就目前來看，黑格爾就像一把大傘，把所有這些非常不同的思想線索攏在了一起。

匹茲堡—萊比錫學派的四位代表人物（左起）：羅伯特·布蘭頓，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系教授，專長於實用主義語義學；約翰·麥克道威爾，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系教授，專長於心靈哲學；皮爾閔·施特克勒-維特霍夫，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所講席教授，黑格爾研究專家；塞巴斯蒂安·勒德爾，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所講席教授，專長於行動哲學與自我意識理論

海德堡學派：重視並試圖重構觀念論經典文本，但影響或日漸式微

相似地，海德堡學派對文本的關注，與其中個別的作者組織他們自己的文本的方式也是兩回事。

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特別專注於這兩個問題：觀念論傳統是如何如此快速發展的？為什麽觀念論是以如此這般的形式示人的？他的研究方式是——重構德國古典哲學發展中的諸多對話，以及那些在德國古典哲學發展中一定存在的、被廣泛認同但又不總是被明確表達出來的觀點。在這個過程中，亨利希重新發現了一些被遺忘的角色（比如迪茲C.I.Diez，亨利希認為迪茲是康德和謝林以及黑格爾之間的真正的“缺失的紐帶”）。這種研究方式並不以個別的“問題”為導向，而是在於嘗試重構這種思想體系的內在發展線索以及這種發展的內在邏輯。

亨利希的學生，羅爾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在這條脈絡之下做出了極其重要的奠基性工作。霍斯特曼對黑格爾耶拿時期諸多手稿的細心與認真的編輯工作簡直可以說是英雄般的偉業。那些受海德堡學派影響的學者們總體來說對萊比錫與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方式是持懷疑態度的。他們認為萊比錫與芝加哥學派已經把觀念論的發展推到了完全陌生的領域，儘管這種擴展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但無論如何，在英語世界“問題導向”的研究方式已成大局的今天，海德堡學派這種仔細對待並重構文本的方式恐怕只會逐漸消弭。

海德堡學派的兩位代表人物：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德國哲學家、戰後德國觀念論複興運動的開創者（左）；羅爾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教授、康德與德國觀念論研究專家

法蘭克福學派：沿著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路徑，融合經驗的社會理論與哲學思辨

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方式則完全是另一件事了。和芝加哥-匹茲堡-萊比錫學派類似，法蘭克福學派對德國古典哲學的興趣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問題導向的。但他們的“問題”更加體系化，如同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萊納·佛斯特（Rainer Forst，法蘭克福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指出的那樣，這個問題是“經由解放（emancipation）的旨趣，勾連哲學反思與社會科學反思”。他們發自內心地認同黑格爾的格言“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他們一直並還在尋找一種融合經驗的社會理論與哲學思辨的方式。這種想法最先明顯成型於黑格爾和馬克思，但他們的想法需要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轉折的背景下接受徹底的更新甚至是完全的重組。

阿多諾、哈貝馬斯、霍耐特的著作造成了深遠的哲學與社會的影響，而最新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仍然在積極且富有創造性地推進這些工作。比如，一位法蘭克福出身如今在柏林工作的學者拉爾·雅吉（Rahel Jaggi，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講席教授）就重新研究了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並將其帶入了當代的討論中。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了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的概念、黑格爾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和當代女性主義（她的觀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作品進展）。在法蘭克福學派開創的概念語境下工作的學者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英美世界當然還有很多關於黑格爾的著作，它們對黑格爾的研究方式更受到海德格爾或者是德裡達的影響，因而並不屬於上面提到的任何一類。以及，英美世界之外也有很多對黑格爾的獨特的研究方式，那些也不屬於上面的討論。

萊納·佛斯特（Rainer Forst），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政治學所教授、法蘭克福學派新一代代表人物之一（左）；拉爾·雅吉（Rahel Jaggi），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講席教授、專長於實踐哲學、法蘭克福學派新一代代表人物之一

中國是德國哲學研究的特別案例，大範圍創造性再生恐怕會在中國發生

文匯：您的分析非常細致和精準，這次採訪的24位哲學家中就有匹茨堡學派的布蘭頓教授，他介紹自己有關黑格爾的著作傾注了30年心血，明年有望出版。而他和同事麥克道威爾的進路的確不同。您的分析讓我們對黑格爾的影響力更具象化了。您如何看待中國的黑格爾研究？

平卡德：中國則為德國哲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案例。

首先，現代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基於德國哲學的一個主要人物——馬克思的，因而德國哲學在中國有著在包括德國在內的別的地方所不可比擬的影響。

其次，中國正處在一場全面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因此，德國古典哲學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尤其是——如何理解現代世界的科學、政治與經濟革命——在中國是“真實”和有效的，並且是能觸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而推崇馬克思的思想則必然也要接受黑格爾、謝林、費希特和康德的思想。

第三，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中國學生學習德國古典哲學還出於一種深厚且豐富的中國哲學傳統，與德國古典哲學所出的西方傳統有很多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如同康德和黑格爾從西方哲學思想中各種對立的傳統與他們自己的現代性經驗中綜合出了他們自己的觀點那樣，中國學生也必須要把他們從德國古典哲學中學到的東西和他們自己的（相似的或者不同的）現代性經驗綜合起來。中國學生有一個優勢，他們學習歐洲語言的速度遠快於西方學生學習中文的速度。中國的哲學系在教學中兼顧西方與中國傳統的做法也與大多西方哲學系對非西方哲學幾乎無視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

毫無疑問，西方傳統仍然有生命力，但如今德國古典哲學的大範圍的創造性再生恐怕會更可能在中國而非西方發生。我們也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哲學傳統彼此融合的時代。

2011年11月，平卡德教授訪問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於明志供圖）

《黑格爾傳記》：體現了我同時把握其思想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努力

文匯：您已經出版了多部關於黑格爾和德國哲學的專著。您自己最喜歡哪一本書？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最近的研究計劃？

平卡德：我最喜歡的書？所有書中並沒有我最喜歡的那一本。或者也許應該說我最喜歡的書總是我正在寫的或者剛寫完的那本。

如果一定要我隻從寫過的書中選出最喜歡的（我仍然會抗議）一本，那麽我會說是《黑格爾傳》（Hegel: A Biography）。

沉浸在黑格爾的傳記中，我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黑格爾的生活和那個時代的細節，也得以把握他的思想。撇開其他不說，我必須要把握思想的歷史性和社會性，在《黑格爾的現象學：理性的社會性》（Hegel’s Phenomenology: The Sociality of Reason）中我結合黑格爾自己的生活和時代論證了這一點。我必須從黑格爾自己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看待其人，同時並不將黑格爾哲學降級為那個歷史時代或他個性的表達。因此，我必須考慮如何同時保有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不輕視其中任何一者。

在後來的《德國哲學1760-1860：觀念論的遺產》（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一書中，我也沿用了同樣的研究方法。

平卡德的三本代表著作，《黑格爾傳》《黑格爾的現象學：理性的社會性》《德國哲學1760-1860：觀念論的遺產》

我始終認為黑格爾是超人地將康德開創的體系嚴謹連接並回應其深層次問題的人

儘管（奇怪的是）我教授的課程中沒有涉及很多黑格爾，但很明顯，黑格爾一直是我寫作的重點。自從我第一次閱讀黑格爾以來，對我來說，他已經從康德的體系（尤其是從康德第一批判中“範疇的先驗演繹”中關於自我意識的中心地位的觀點）中得出了結論。究其一生，康德已經構建了極其驚人的體系，包括三大批判和各種其他書籍和論文，但人們還不清楚它們是如何實際勾連在一起的。黑格爾接手了這個哲學規劃，並大量將其與亞裡士多德主義結合，而這在康德看來與他自己的方法正好相反。我知道這種解讀黑格爾的方式會冒犯如今某些“硬核”黑格爾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這低估了黑格爾的原創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是如此。我的解讀方式把康德視作偉大的開創者，黑格爾則超人地想出一種將各個部分聯繫在一起的方式，這種方式系統嚴謹並且對康德提出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做出了回應。我認為沒有人比黑格爾做得更好，每次重讀他的作品時我總能獲得新的收獲。

黑格爾關於自我知識、自我欺騙（個人和集體）、自我意識的社會性、理性本身以及歷史性的反思，關於歷史雖然充斥著大量偶然性仍然可以被可理解的觀點——這些想法，以及黑格爾關於現代藝術的可能性的思考是所有哲學中最出色的，為我們在自己身處的時代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平台。

至於我自己的研究，我從來沒有真正有過“研究項目”。相反，我一直致力於解決我感興趣的問題，是這種興趣在最初把我領進了德國古典哲學。我將繼續關注哲學理論和經驗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就像漢娜·阿倫特的作品以及讓-保羅·薩特晚期的作品中呈現的那樣，我現在正試圖通過其他嘗試來思考：言說一種實現了基本人性規劃的歷史意味著什麽？（比如黑格爾認為歷史會實現自由與平等）如此這般的歷史又如何融入非哲學的現代歷史研究？

1971年，平卡德就讀研究生期間

03

我看中國哲學和世界哲學大會

文匯：您如何理解哲學與現代世界的關係？

黑格爾主義者認為哲學就是對有自我意識的生活的持續反思

平卡德：不同哲學對於現代世界的意義是不同的。對於黑格爾主義者而言，哲學就是對有自我意識的生活（黑格爾稱之為“Geist/精神”）進行持續反思。黑格爾主義並不排斥別的反思形式，但它有著自己獨到的看待問題的方式。

黑格爾自己劃分各種哲學領域方式對我們是很有教益的。他的百科全書體系對哲學的劃分與20至21世紀英美哲學的發展路徑十分契合。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或更泛泛地說，人類思想能夠真實到什麽程度？如此這般的思想的界限又何在？——仍是哲學的根基，儘管它們有時看來有點過於晦澀抽象。

自然哲學，或者用更當代的術語說，伴隨著科學而生的科學哲學，甚至還有行動哲學與心靈哲學（分別對應著黑格爾體系中的自然哲學與主觀精神哲學）也都是現代哲學的關鍵要素。毋需多言，實踐哲學——倫理、道德和政治——藝術哲學、宗教哲學都是現代哲學的中心。當然還有哲學本身的哲學和歷史（黑格爾的“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

學以成人：這是德國古典思想的核心，要在兩個層面思考成為“人”

文匯：這次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您怎麽理解這句話？

平卡德：會議主題“學以成人”打動了我，因為這正是德國古典思想的核心。生物與其他自然物的區別在於它們為了成為它們所是的生命而必須進行各種活動，當它們停止進行這些活動之時，它們就不再存在。具有自我意識的生命體通過反思社會中的其他人來獲得自身的形態，而這些形態只有在人類共同持續進行構成這些形態的活動時才得以存在。這種集體生活的形式有可能會分崩離析。例如，羅馬式的生活崩潰了——黑格爾認為這是由於其內部的矛盾性，當然這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此後沒有人可以再回到羅馬人的生活，即使他們的後代（“歐洲人”）（與“羅馬人”的外部的相似性）足夠明顯。我們生而為人，具有人的能力和偏好，但我們總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下才可以成為人。

黑格爾的一部分遺產（毫無疑問也是馬克思從他那學到的）就是必須同時從兩個層面思考“人”，從最一般的層面（比如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中的能動者）到最個人的層面（比如當今中國人在上海要成功意味著什麽）。我們要學會同時成就這兩個層面。即便是我們自己的能動性的一般形式也是社會性的，而我們也只能在所處的社會背景下假設這樣的形式。

正如我在《黑格爾的自然主義》（Hegel’s Naturalism: Mind, Nature, and the Final Ends of Life）中談過的，黑格爾對我們現代境況的隱喻是，我們已成為兩棲動物。歷史迫使我們活在不止一個世界中，所以我們現在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呼喚著抽象的、創新的、理論的世界；另一個要求著日常生活的、傳統的、實踐的世界。黑格爾對歷史的理解的核心在於，我們常將崩潰後出現的新情況視為一種進步，還不可避免地感到正在失去非常有價值和意義深遠的東西。我們可以遺憾於宋朝的藝術繁盛已成過往，但我們無法再造那樣的藝術或是回歸那種生活方式。

我們不得不與“失去感”共同生活，因為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本質就是失去，它們終會在自身的重壓下崩潰。

平卡德代表作之一《黑格爾的自然主義：精神，自然，與生活的終極目的》

當代中國正處於自我革新中，人們需要成為黑格爾意義上的“兩棲動物”

回到康德與黑格爾的關係。人們可以從康德那裡發現一種屬於18世紀的歐洲的樂觀主義，認為理性能夠而且將會拯救世界；黑格爾則懷有一種謹慎的擔憂：雖然訴諸理性是我們唯一的可行選擇，但事情卻可能會向另一個非常糟糕的方向發展——實際上，他們的確走了另一條路線。康德和黑格爾之後，歐洲變得富有，也變得充斥著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歐洲各國陷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非理性殺戮狂潮（儘管同一時間在亞洲因戰爭或迫害而造成的死亡人數並不遜於歐洲）。

康德和黑格爾的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認為，那些近代哲學家們認為可以單憑理性而完成的事實際上十分有限。1831年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結束之時（也是他去世前），談到了歷史如何一如既往地磨平了人類世界中的人事。黑格爾正確地看到，這個新的現代世界唯一真正可以接受的等級形式必須基於理性本身，而不是基於自然，也不僅僅基於傳統，這樣人們才能夠基於理性的洞察建立統治機構的合理性。人們不能簡單地拋棄傳統，因此不得不成為“兩棲動物” 。黑格爾也正確地看到，這是一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現代世界的經驗似乎昭示了這種條件下的統治是不可能的。黑格爾在1831年說到，這是一個歷史尚未解開的結。這是黑格爾說過的最令人費解的話。

文匯：您曾經多次到訪中國，對於中國哲學以及中國哲學界的現狀和未來，您有怎樣的看法？

平卡德：對於中國的現狀，我很難給出任何簡短的答案，因為任何簡短的答案都無法對中國當代生活的複雜性做出公正的判斷。但可以說，如今在中國，人們需要成為黑格爾意義上的“兩棲動物”。現在既是中國歷史上令人興奮的時代，也是令人擔憂的時代。中國正在進行的自我革新激動人心，但另一方面，生活形式的任何重大變化都令人擔憂。在很多方面，當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已經被拋進了一個黑格爾式的處境。

2011年12月，平卡德教授訪問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期間與張雙利、張慶熊、張汝倫等人交流(於明志提供）

（感謝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周若威女士對此文的貢獻）

（責編 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