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沂“沒有”網戒中心：操場變停車場 本地人不知道楊永信

只要有病，“萬能藥”就永遠有市場。

在去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的路上，我問司機：“您聽說過楊永信嗎？”

師傅回答：“聽過，少林寺的嘛！現在的和尚啊……”

我告訴他，他說的是釋永信。他恍然大悟：“哦對，對，那你說的是誰啊？”

在到臨沂的第一天，我很想知道本地人怎麽看待網戒中心，於是幾乎逢人就問，但我常常挫敗在第一步：許多人並不知道本地有一家醫院的科室全國聞名，他們不知道楊永信是誰，也不了解第四醫院曾開設戒除網癮的專門科室。

這和我想象的有點不一樣。

1

我來臨沂是想親眼看看網戒中心是不是關了。

“網絡成癮戒治中心”曾經是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以下簡稱“第四醫院”）的下設的“特色科室”。第四醫院是一所三級甲等精神病專科醫院，前身是臨沂地區精神病醫院，後改為現名。精神心理專科是第四醫院的特色專科，在許多市民的觀念中，第四醫院是“專治精神病的”。但其實，現在它有多個科室，比如內科、外科、兒科等，或許它更應該算是一家綜合性醫院。

和所有醫院一樣，第四醫院最顯眼的建築是門診部所在的大樓，從南門進去就能看到它。儘管是工作日，而且已經臨近中午休息的時間，進出的病人仍然絡繹不絕。與其他醫院稍顯不同的是，在門診樓右邊，有一棟極為顯眼的建築，上面寫著“心理谘詢”，這是醫院的康復病區。在以前，這棟大樓還是網戒中心的“教室”，網癮中心的課堂在此展開，傳聞中恐怖的“十三號室”也在樓中。

康復病區的樓下有專家介紹，我看了看，沒有楊永信的名字。

從康復病區大樓的通道進入，就來到了另一側的空地，這片空地曾經是網戒中心的操場，“網癮病人”（盟友）們早上會在這裡跑操。現在它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從通道進入後左轉，就來到了以前網戒中心的大門。從前，這裡鐵門緊閉，兩側掛著幾個牌子，上面寫著“青少年性格缺陷矯正中心”“青少年危險行為乾預中心”。現在，牌子摘了，兩側門柱上隻留著掛牌的釘孔，原來掛牌子的地方張貼著兩張租房廣告，已被撕去了大半，剩下的紙張稍稍泛黃，“聯繫方式”一欄的號碼被撕去了一半，看上去連這張小廣告都有了些年頭。

直到此刻，我才有了點“瞻仰遺跡”的實感。

它確實關了，門口的牌子摘了，醫院也聲稱它早就不存在了，以前的盟友（網戒中心的“網癮”病人）和家長都不在這裡了。

過去大門緊閉、十分要緊的地方變得來去自如，誰都可以來，誰都可以走。如果你什麽都不知道，這裡便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停車場。

但我不知道那些以逃離姿態離開這裡的、發誓永不再來的人們會不會想再來看看。

2

無可奈何的家長是求救的人。

2016年的時候，我的同事來到這裡，想要拍一下裡面的樣子。當他掏出相機時，一群家長們把他圍了起來，要查看他的身份證，一個勁兒地問他的身份——“不要亂看”“趕緊把照片刪了”。他們是網戒中心“家委會”的成員，其實就是要求陪讀的家長們。

後來，我的同事在夜晚偷偷來到門口，拍了幾張照片。

我圍著醫院轉了4圈，在夜間又來了一次，卻沒有看到家長們——無論是陪同的還是抗議的家長都沒有看到。在此前，如果細心尋找，尤其是表現出對網戒中心的興趣後，總是不難發現這些家長的（更多可能的情況是家長們先發現了你）。

我感到不太適應——在來之前，我的同事們講述著兩年前的探訪經歷。但來了之後，我發現這裡平平無奇。

我走進一家醫院對面的路邊餐館，點了一盤水餃。老闆看上去50多歲，短毛寸、身材微胖，穿著一件有些磨損的舊外套，憨厚地笑著招呼每一個進店的客人，雖然話不多，給人的感覺卻很熱情。

我向他問起對面網戒中心的事，他的臨沂方言讓我聽起來很吃力，以至於有些內容我向他反覆確認了幾次。我問他，網戒中心是不是關了，他說：“啥？”然後告訴我“沒有關”。我問他網戒中心怎麽樣，他回答說：“這是我們市的‘創業項目’，成績很好，效果也很好。”

我對“效果很好”表示了懷疑，他見我不信，連忙舉出例子，說：“有好些孩子，出來後就不上網啦，好好上學，考上了名牌大學！”

我又問起電擊治療的事：“這事兒網上傳得挺可怕的，真的假的？”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孩子不聽話，家長也沒辦法啊。”“家長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會每個月花7000塊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他還告訴我，家長會陪著孩子治療，“治多久就住多久，也很辛苦”。然後，在我的提醒下，他回想起“是有陣子沒見過家長們了”。

老闆不怎麽向客人搭話，都是我問一句他答一句，但卻很耐心。聊著聊著他端上了水餃和蘸料，12元的水餃，看起來得有近40個，在盤子裡幾乎堆疊了3層，我沒想到這麽多，太實誠了。我努力吃，但沒吃完。

相比於網絡上一邊倒的批判，這位店主的意見或許是另一種主流，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數不好說，但絕不是少數。我問他，電擊真的假的，好不好，他答不上來；但他若是問我，那那些家長要怎麽辦啊，小孩子就知道上網、打架，家長們能做什麽啊，我也答不上來。

兩年前，我們曾與一些家長接觸過，也有一些家長在網絡等渠道上發表了他們的意見。這些意見的大意是，他們的孩子要完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只能來找楊叔。而在家長看來，“治療”並非沒有效果，許多孩子也確實是像變了一個人。

3

第四醫院附近的一家小賣部給了我另一種答案。店主告訴我，他知道網戒中心關停的事，這事不是最近發生的，有一陣子了。但更具體的內容他不願多談。

在路邊，我問了一些路過第四醫院的市民，得到的答案飄忽不定。光是詢問“網戒中心關了嗎”，就聽到了不同版本的答案。一位大媽告訴我：“沒關！就在對面呢，你過去掛號就行。”5分鐘後，一名年輕人告訴我，他昨天才知道網戒中心關了，也是看新聞才知道……所有人都不太確定，留下的都是“應該”“好像”之類的描述。

也有一位大叔對我的問題表示困惑：“啥中心？”我說：“戒網癮的啊。”大叔揮了揮手裡的智能手機：“都什麽年代啦，還有啥網癮啊？”大叔花了很長時間跟我講現在有網絡的方便——看東西方便，聊天方便，出門買菜也方便。他說：“不僅是你們年輕人，就連我都覺得‘網癮’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在臨沂，不僅在第四醫院周邊，我和許多人都聊了聊，問了問他們對網戒中心的看法。但差不多有半數的人表示根本沒聽說過，或者聽說過國內有戒除網癮的學校，但不知道臨沂這家有什麽特別的。

這家當然很特別。在2019年，在世界範圍內，“網癮”是否是病仍然有爭論，“電擊療法”是否應該投入臨床治療也沒有斷論（但社會輿論傾向於不應該）。而在十多年前，在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癮”就已經是病，“電擊”就已經是“正常”的治療手段了。

從聽說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中，我聽到最多的意見是，治療還是挺有必要的，這件事的出發點是好的；對治療方法，他們不太了解，只是覺得或許方法不太得當。他們的理由簡單而充分：“那小孩不聽話怎辦？”“家長也沒辦法。”“誰願意花這個錢啊，真沒辦法了。”

從第四醫院離開的路上，我和司機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小哥喜歡晚上開車，因為晚上車少，騎自行車的人也少——白天他們總是亂竄。小哥今天給手機貼了個膜，這個膜與眾不同，是今年全新的，與之相比鋼化膜都太落後了。這是將一塊膠裝物體覆蓋到手機上，然後用一個啥機器完成後面的工序。

小哥向我展示了這個手機膜，據他說，這個特別好，“手機貼上這個膜可以用來砸核桃”。於是我問他，那到底能不能砸，有沒有試一下呢？小哥說，“沒有，還是捨不得”。

小哥對楊永信很不屑，他說楊永信和電擊療法實在是“太丟臨沂的臉了”，“哪有這麽多人需要治？他完全就是為了賺錢”。說到賺錢，小哥又問我：“你說，我去加盟他們那個貼膜賺得多，還是開車賺得多呢？”我不太理解小哥對手機膜的執著，也不知道這句該怎麽接。

在網絡上搜索“臨沂四院”，出現的第一個提示是“臨沂四院監獄”，對於一個醫院來說這是很奇怪的搜索結果

4

臨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春秋時期這裡就有建城的記錄；漢代以後，這裡設有琅琊郡，到了東晉，王羲之在此出生，現在臨沂仍然有紀念性質的王羲之故居。到了近現代，臨沂又是革命老區，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但在當代，臨沂是座很普通的城市，無論是悠久的歷史，還是近些年沸沸揚揚的楊永信事件，都沒有影響這裡人們的生活。從早起的上班族、晨練的老大爺，到夜幕降臨時稍微有些擁堵的馬路、行色匆匆歸家的人們，這些都和其他城市沒有任何不同。我必須時刻想著這趟過來的目的，才能稍微將它與其他城市區別開來。

屬於現代的東西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高樓、商圈、廣場、步行街、共享單車、電子支付……這些改變在所有的城市發生，臨沂也不例外。在全國範圍內，“網癮”都越來越少地被提及了，在過去，這個名詞專屬於青少年，而現在，全國人民都患上了“網癮”：父輩們在聚會中也是手機不離手，他們出門也開始習慣使用二維碼、網約車。

當“網癮患者”不再是少數，就不再是一種病，不再需要治療。

過去，無可奈何的家長、“沒有前途”的“病人”、比家長更有辦法的“醫生”，他們因為各種理由交匯於這座城市，這座醫院。現在他們都離去了，個中感受，只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們都知道，教育也好，人的生活也好，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網戒中心沒有解決這些問題，關閉網戒中心也不會解決這些問題。人與人的隔閡與距離、教育的導向與過度、自製力的缺失、控制欲的失控……這些問題一直都在。

暴力、電擊與恐懼，其實是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只是，解決方案竟比問題本身更殘酷。所以這個方案是錯的——我們不應該用更大的錯誤來彌補錯誤。關閉網戒中心，只是糾正了一個錯誤，在此之後，孩子們、家長們、醫生們仍將直面被“錯誤”掩蓋下的那些問題。

那又是另一場戰爭了。

編輯丨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