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鬆五章》：紀錄劇場如何與現實對話？

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的《輕鬆五章》近日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中劇場演出。一部由七個孩子參演，一個成人主持，以戲劇課形式，從孩子中選角、指導孩子排演一部以著名的比利時虐童殺人犯（馬克·杜特斯）為題材的劇場作品，無論演出題材或是形式，都注定是極易遭受爭議的。然而只要我們回歸作品本身，無論是從表演倫理還是劇場美學角度，都會發現這部入選2017年“柏林戲劇節”的作品，實際是借著孩子的視角，讓我們重新發現了劇場與現實對話的可能性及其獨特的魅力。

正如作品的英文名稱“Five Easy Pieces”一樣，《輕鬆五章》開場直入主題，由成人演員扮演的“選角導演”主持全劇，台上參演的七個孩子向觀眾進行自我介紹。接著在“導演”的指導下，相繼排演與杜特斯案件相關的五個簡短的戲劇場景——它們分別以杜特斯父親的視角、案發現場的重演、警察的講述、受害孩子的父母以及幸存者的視角，切入對這個事件的舞台敘述與呈現。由此，我們極易陷入對這樣的作品是否適合由孩子來演，創作者的動機又是否在借孩子博眼球的爭議之中。

雖然觀演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許多富有戲劇性的時刻，但《輕鬆五章》在本質上還是一部根據真實素材、歷史事件以及小演員的親身經歷，編排而成的紀錄劇場作品。而那些獨特的觀演質感與瞬間，實際上部分源自孩子的存在，更重要的，則在於米洛·勞的紀錄劇場美學追求。2007年，米洛·勞創立了容納戲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的“國際政治謀殺研究所”（The IIPM），由此更加自覺地去探索和建構自己的紀錄劇場理論。這位曾經師從布爾迪厄的藝術家，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社會、哲學基礎，有效地容納進劇場藝術形式的編排之中。2009年起，通過《齊奧塞斯庫的最後一天》《憎恨電台》等作品，米洛·勞將“重演”（reenactment）作為一種概括自己劇場創作的理念，不斷在創作中實踐。“重演”並不是一個艱澀的哲學概念，所謂的“歷史重演”，實際在西方藝術史上有著悠久的傳統，自文藝複興時期逐漸在劇場流行起來，其意在通過藝術的形式，而且通常是表演的方式，複原、重建歷史事件中的某個階段，由此對觀眾實現一種教育或娛樂功能。

米洛·勞不過是將這一手法有意識地用於紀錄劇場的創作，用以強調在劇場中通過對重要政治、歷史事件的複現，刺激歷史記憶與社會良知。2014年開始，他的“歐洲三部曲”（《內戰》《黑暗時代》《帝國》），讓觀眾對其紀錄劇場作品的形式留下了相對完整的印象，其采取的形式是讓來自不同國家的演員，在舞台上面對鏡頭講述自己及父輩在戰爭中的故事，而這些演員的面容會以即時影像的方式同步呈現在投影螢幕上。而《輕鬆五章》以孩子的視角與存在，促成了一部米洛·勞將“重演”這個概念在劇場裡實現得最為豐富的作品。

孩子的天性，使其在表演與非表演、堅持自我與模仿成年人之間，天然帶出了與戲劇藝術相關的模仿、扮演，以及如何喚起觀眾情感這些原點問題的討論。而導演基於此，賦予作品在結構上的豐富層次，讓《輕鬆五章》不僅完成了紀錄劇場對歷史、現實的叩問，也讓我們對戲劇藝術本身有了重新思考的機會。

《輕鬆五章》演出現場上空懸掛的投影螢幕，並非僅僅作為對演員表演的特寫鏡頭，更是全場演出的不同敘述視角，區別“重演”層次的展開提示。在五個場景的演出中，螢幕上播放的是事先根據杜特斯案件幸存者自傳文字、相關記錄拍攝的成人演員的表演影像，而舞台上孩子們表演的，正是對螢幕影像的模仿和“重演”。與此同時，在舞台上飾演導演角色的“彼得”，通過對孩子們的指導，甚至是命令，讓觀眾看到了孩子們圍繞表演所展開的討論甚至爭論。比如當飾演警察的男孩拒絕導演讓其說台詞的要求，執意要講完自己的故事，並認為這是在交待角色的必要背景；或是當飾演罪犯的孩子拿起槍，模仿紀錄片中的成年演員開槍殺人時，他會去質疑和發問：到底是自己在殺人，還是自己飾演的角色在殺人？而在第四個場景的表演中，當飾演死去孩子父母的小演員無法當眾流淚，導演讓孩子在眼睛上塗抹辣椒水，小演員面對鏡頭流下了表情複雜的眼淚；再或是當彼得命令飾演受害者的小女孩，當著鏡頭脫掉衣服時……這些時刻，有些讓我們發笑，有些甚至讓人覺得殘忍，我們感慨那些因為孩子對表演理解不成熟而促成的詩意瞬間，更為那些我們自己總是回答不好的老生常談的表演倫理問題，重新感到慚愧。

《輕鬆五章》的創作和演出情況，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2016年來京演出的“柏林戲劇節”的另一部紀錄劇場作品，耶爾·羅恩的《共同基礎》。無論是米洛·勞與CAMPO藝術中心的合作，或是羅恩心理治療式的工作坊排練過程，我們從中不難看到，這些能夠創作出動人的紀錄劇場作品的創作者，對紀錄劇場所面對的社會現實素材有著嚴肅的情感關懷和理性的認知——米洛·勞甚至對真實歷史情境有著“強迫症”式的追求，比如在排演《輕鬆五章》時，他會極力對每一個牽涉其中的歷史場景或真實人物，做到親力親為的實地調研。同時，他們又都是深諳與人交流的心理情感專家，無論是對演員，還是作品與觀眾見面的形式。

紀錄劇場並非只是對調研素材的劇場呈現，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對素材本身的結構能力。同時，對觀眾而言，他們更希望看到那些能勾起自己情感和記憶共鳴的作品。也只有基於此，紀錄劇場所謂實現與社會現實對話的功能，才能在更完整的意義上得到實現。

劇照圖片版權：歌德學院

本文刊發於2018年7月12日北京日報熱風版

新媒體制作人員 陳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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