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小魯
當前發展中遇到的結構失衡等困難，與過去一個時期某些改革的遲滯、遇阻或偏離上述方向和目標有關。改革與發展處在重要關頭，能否繼續推進改革，是我國經濟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關鍵。
中國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之路，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步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到2018年已經走過了40年。在這40年間，經濟保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居民平均收入年增長達到7.4%。相比之下，改革前實行全面計劃經濟的20年，經濟雖然達到了平均5.1%的中速增長，但居民收入年增長只有1.2%，人民生活沒有顯著改善。按當年匯率折算，改革40年間（1977-2017）中國人均GDP從185美元躍升到8836美元，從一個低收入窮國變為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量從相當於美國的8%上升到美國的63%。其間經濟規模連續超過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見表1，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1999）、《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2008》（2010）、《中國統計摘要2018》。以下除必要情況外，相同數據來源不再注明）。
儘管改革成就顯赫，中國目前還只是個中等收入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仍然巨大。同時從體制到發展還有一系列重大問題亟待解決，目前正面臨某些嚴重的挑戰。中國為什麽走上了改革之路？是什麽導致了過去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改革解決了哪些問題？沒有解決哪些問題？遇到了哪些新問題？未來改革將向何處去？本文依據改革期間作者自己的經歷和研究，對過去40年改革進程，分階段做一個回顧，分析每一階段的改革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並嘗試對上述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
1． 中國為什麽走上改革之路？
中國之所以在1978年走上改革之路，是因為改革前的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進死胡同，而且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衝擊，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一五”、“大躍進”和“文革”
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參照當時蘇聯的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系。經濟全盤國有化，企業按政府的計劃指令進行生產，產品由政府調撥，利潤全部上交政府。農業實行了全面集體化，農產品由政府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統一征購。
開始建立國有經濟的初期階段（1953-1957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還處於混合經濟時期，市場沒有完全取消。這一時期，經濟一度發展強勁。從前蘇聯大規模引進156個工業項目，全面奠定了我國的初步工業基礎。這期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為9.2%，但主要是工業增長單兵突進。
從1957年到改革前的1977年期間，經濟全盤國有化並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同時，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很快就打破了工業化初期快速發展的局面，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大躍進”期間，各級黨委和政府在中央鼓勵下浮誇蠻乾，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經濟只在1958年突然猛增，隨後慘遭重挫，大幅下降。到1962年，GDP僅為1959年的68%。
此後經過三年調整，經濟走向恢復。但毛澤東又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1968年GDP降至1966年的90%。其後雖恢復正增長，但速度顯著低於“一五”時期。直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濟才進入高速增長期。
計劃經濟體制的成就和代價
在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的20年間，政府集中全國資源進行工業化建設，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大幅度提高投資率，壓低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這期間，工業增加值年增長9.3%，基礎原材料和重工業產品產量有大幅度增長，建立了電力、冶金、機械、石油、化工、電子、輕工、紡織、汽車、造船、飛機製造等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基礎，開發出了“兩彈一星”。這些也為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對於一個百年來貧病交加的中國來說，走上工業化之路實現了幾代人的夢想，這一成就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但這一時期GDP隻保持了5.1%的中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沒有任何提高。更大的問題是全社會為工業化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實現重工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很大程度上犧牲了農業、消費品工業、服務業的發展和城市建設，長期壓製了居民生活水準的改善。
農村經濟的停滯
在農村，全面實行了農業集體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政府以低價強製收購農產品來保障城市供應，從而保證了工業的低工資、低成本。政府要求農業優先保證糧食生產，嚴格限制農民種植價值更高的農作物。當時的政策稱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農民則戲稱為“以糧為綱，全面砍光”，結果限制了農業發展。人民公社實行集體生產和近乎平均的分配，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8-1977年這20年期間，儘管化肥農藥、農業機械、水利灌溉和雜交作物面積有大量增加，農業增加值年增長率只有1.5%，糧食產量年增1.9%；同期全國人口年增長1.9%，人均農產品供應毫無改善。
改革前夕的1977年，7億多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17元，按官方匯率合68美元，其中2.5億人口生活在當時的100元貧困線以下，實際處於赤貧狀態，很多人吃不飽飯。由於擔心農民進城謀生影響農業生產，制定了嚴格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禁止人口向城市流動。自發進城的農民被稱為“盲流”，輕則遣送回鄉，重則關押和強迫勞動。這些政策不但與馬克思主義者要“消滅三大差別”（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的理想漸行漸遠，也違反了1954年憲法賦予公民的遷徙自由權利。1977年，鄉村人口仍佔全國人口的82%，城鎮化嚴重滯後。
城鎮居民的生活狀況
在城鎮，工、商、服務業企業利潤全部上交國家，主要用於再投資。對城鎮職工實行了“低工資、多就業”政策，職工的人均實際工資水準在20年計劃經濟時期每年下降1%。由於家庭就業面上升，減輕了城鎮平均收入的下降，實際年增長為-0.1%。消費品供應嚴重匱乏，食品、衣物都嚴格限量供應。糧食定量，肉類每人每月通常只有半市斤到1市斤。飯量大的青壯年勞動者，飯不夠吃的情況很普遍。改革前的1977年，全國職工人均月工資48元，全國居民人均儲蓄存款餘額只有19元。這些說明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大體保持了中速增長，但給老百姓帶來的生活改善微乎其微， 而且其間還經歷了“大躍進”失敗後的收入急劇下降。
工業化的目的與效率
改革前實行計劃經濟和國有化的二十多年，中國獨立自主實現了初步工業化，的確是一項重要成就。但工業化的根本意義在於使人民擺脫貧困，走上幸福安康之路。而計劃經濟時期靠持續壓低人民收入增長來進行強製積累，推進工業化，背離了工業化的本來意義，也背離了共產黨人追求人民幸福的初衷。
儘管這一體制在初期階段加快了經濟增長進程，但靠官僚主義的自上而下命令方式搞經濟，嚴重壓抑了人民大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結果越到後來效率越低，與追趕發達國家的目標事與願違。
由於所有經濟活動都聽命於政府，老百姓的就業、收入、衣食住行都要服從政府安排，而政府計劃和決策常常脫離實際，結果生產缺乏效率，資源錯配普遍存在，創新嚴重不足，科技進步緩慢。從1952年到1977年，學術界估算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大部分年份在0%到-1%之間。儘管工業生產規模迅速擴大，少數領域有重要技術突破（如“兩彈一星”），但整體技術進步緩慢，多數工業部門設備陳舊、技術老化，很多工業產品二三十年沒有更新換代（解放牌汽車是一個例子），科技發展水準與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大。
據世界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2013）計算，中國1973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的人均GDP為839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s， 1990年價格），僅是當時世界人均GDP水準的1/5，不到亞洲56國人均水準的一半，被日、韓、新加坡及我國台灣、香港等亞洲新興經濟體遠遠拋在後面，位列少數低收入窮國之間，人民生活改善甚微。
正由於這些原因，在經歷了十年文革的倒退之後，改革開放才能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從此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
哪條路通向經濟起飛？
國際經驗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都證明，靠反市場的命令主義經濟，最終達不到實現現代化的目地。德國二戰中工業大量被毀，國力消耗殆盡，物資匱乏，人民貧困。戰後的西德政府毅然放棄了戰時管制政策，鼓勵自由市場發展，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復甦，並迅速發展為世界製造業強國。日本戰敗後經濟一片蕭條，在佔領軍主持下推行了經濟自由化，解散財閥，鼓勵競爭，也迅速發展為高度工業化的強國。亞洲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開始階段政府都起了較大作用，但沒有一例是靠反市場的計劃經濟取得成功的。我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走向市場經濟，鄉鎮企業、民營經濟迅速發展，改變了重工業先行的模式，在市場導向下短短幾年就解決了消費品長期嚴重匱乏的問題，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都跨上快車道。投資資金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形成了長期持續的高投資、高增長局面。這40年間，經濟保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分別年增7.3%和7.6%，全國人民生活水準發生了巨大變化。
但在過去40年期間，也發生了若乾方面的嚴重經濟扭曲。突出表現在過去十幾年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權力腐敗嚴重；還出現了投資過度、效率下降、負債過高等結構失衡現象；政府對企業和市場的乾預有強化趨勢；這些導致了近一時期經濟增長疲軟。本文以下部分將分不同階段回顧改革的主要進展和經濟效果，同時簡要討論上述這些問題是如何發生的，未來將如何解決。
2． 如火如荼的80年代改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初步清算，決定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這次會議成為改革開始的標誌。
讓農民吃飽飯的農業改革
首先發生改變的是農村經濟。改革前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生產是大群人“集團作戰”，分配是平均主義的“記工分”，產品是由國家低價強製征購，結果導致獎懶罰勤，效率很低，農民普遍貧困。1977年，全國糧食產量為2.83億噸，糧食平均畝產只有175公斤原糧，很多農民在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後吃不飽飯。
1978年，中共中央決定大幅度提高過低的農產品收購價格，糧食收購價提高了20%-80%。同時，安徽等一些地區的農民不顧官方政策禁止，搞了“包產到戶”（後被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農業改革。核心是恢復農民家庭生產經營，農戶承諾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和集體“提留”，剩餘產品全部歸農戶所有。這種方式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產效果非常顯著，並得到了一些地方黨政長官人（如安徽省委書記萬裡、安徽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等）的支持。在四川，一些地方在省委長官支持下實行了農業“包產到組”的改革，有些地方也包到了戶。這些變化得到了鄧小平、陳雲等黨內元老的肯定，改革者佔了上風。從1979年開始，政府允許農民試驗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逐步放開了對“包產到戶”的禁令。到1984年，包產到戶在全國普及，從“大鍋飯”的集體生產恢復到家庭生產，人民公社宣告解體。同時，官方開放了農產品市場，允許農民通過市場銷售產品。
從1977年到1984年，短短7年間全國糧食產量從2.83億噸增長到4.07億噸，提高1.25億噸。棉花、油料、糖料、水果、肉類等生產在這7年間變化更大，增產幅度達70%到200%。這一改革迅速解決了農民吃飽飯的問題，長期的糧食短缺就此消除。加上提高收購價的作用，使同期農民平均收入從117元躍升至355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4.6%。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6倍降到1.8倍。同期農業增加值年均增長近7%，遠高於1952-1977年平均2.0%的增速。農業改革使全國經濟增長在此期間加速了1.5個百分點。
作者當時曾在四川、安徽、浙江等多地農村進行過調查，親眼看到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地方農民歡欣鼓舞，家裡糧食囤滿了，不少農民從透風漏雨的茅草房搬進了新蓋的磚瓦房。終於能吃飽飯的農民把調查者拉到家裡，下面條、用紅糖水煮雞蛋招待。臨走時叮囑說：“回去給中央帶個話，現在的政策千萬別再變了！”
家庭經營當然並非解決一切農業問題的“靈丹妙藥”，只是更適合當前中國農業現狀的經營形式。在其效率充分釋放之後，農業增長也隨之放慢，並出現了若乾需解決的新問題。關於包產到戶以後農業增速減慢的原因，作者另有專文分析（見王小魯、薑斯棟，2018）。
創造一億就業崗位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
農業改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耕地有限，大量農業勞動者成為剩餘勞動力。於是利用剩餘勞動力從事非農業生產的鄉鎮企業（早期稱為社隊企業）在農村蓬勃發展起來，推動了經濟增長加速。當時城市改革尚未展開，國有企業和計劃體制缺乏效率，許多消費品供應嚴重短缺。而鄉鎮企業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生產，迅速填補了市場空缺，提高了收入，成為市場化改革的先頭部隊。
此前，農村雖有少量“社隊企業”，但只允許從事農機具修造和部分農副產品加工。隨著政策限制放寬，鄉鎮企業大量進入供不應求的生產領域，為消費者提供價格低廉的服裝、鞋襪、兒童玩具、日用品等短缺產品；一部分鄉鎮企業進入了能源、原材料、機械零組件、電子元器件等生產領域。由於用工靈活、勞動成本低、對市場需求反應迅速，鄉鎮企業成為當時經濟中發展最快的部分。
作者曾於80年代中期參與了與世界銀行合作的鄉鎮企業調查和多次其他調查，深度調查過各地上百家鄉鎮企業，親眼看到那些昔日的農民怎樣迅速走向市場成為產業新軍，成為經濟的重要支柱，並深深被農民機甲狂潮出的學習、創造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所震撼。在江蘇無錫，農民們從上海請來國有企業退休技工和工程師作為他們的技術指導或企業長官，生產出了品質不亞於國企，但更價廉物美、適應市場需要的產品。在浙江義烏、東陽、永康，昔日的莊稼地上出現了全國性的小商品、服裝、衡器批發市場，不少國外客商也來到這裡成批採購鄉鎮企業產品。在四川江津，農民在包產到戶的同時辦起了果園和良種奶牛場，使村民收入提高了幾倍。在山西原平，一位眼光遠大的鄉鎮煤礦礦長不僅想到采煤，還想到了維護生態環境和未來20年煤炭資源枯竭後怎樣永續發展，帶領企業把煤礦所在地的山嶺改造成大面積的林場。
鄉鎮企業的所有製構成也逐漸多元化，從一開始的集體所有製企業逐步擴大到包含個體私營經濟。從1977年到1988年，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從2328萬人迅速增長到9545萬人，佔全國就業人數的比重從5.9%上升到17.6%，佔全國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從6.7%提高到21.4%。剔除某些數據失真的因素，推算這期間鄉鎮企業增加值的年增長率約在19%左右，遠快於國有經濟的增速。鄉鎮企業加上80年代後期的個體和民營經濟發展，使80年代全國GDP年均增長提高了2.5個百分點，是增長加速的主要動力來源（據農牧漁業部1986、1991和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它們的發展不僅給農民提供了就業和收入，同時也迅速改變了輕重工業結構失衡、消費品嚴重短缺的狀況。
關於鄉鎮企業的發展，黨政長官機構內有過許多激烈爭論。有些權威人士認為，鄉鎮企業“布局分散，不經濟”，“與國有企業爭勞力、爭原料、爭資金”，“搞亂了經濟”，私營企業更“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都應當取締。但事實勝於雄辯，鄉鎮企業市場導向的體制優勢勝過了布局劣勢，所謂“非社會主義”的私營企業對全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肯定了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1988年公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確立了其合法地位。
1989-1991年因政策收緊、打壓非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發展急劇減速，就業減少。儘管如此，1990年鄉鎮企業仍有9265萬人就業，城鄉個體經濟從業2105萬人，私營企業從業170萬人。三者合計從業人員達到1.15億人，超過了國有經濟的就業規模（1.03億人）。
在工業中，1990年非國有企業（鄉鎮企業、城鄉個體私營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資和港澳台資企業等）合計產值超過1兆元，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23%上升到45%。
國有企業走向市場
改革前，國有企業產品全部由政府定價，由政府統購包銷。這種僵硬的制度使供需很難銜接。有些產品嚴重積壓，企業還繼續按計劃生產；有些產品嚴重短缺，但只要計劃不改，價格不能提高，生產也不能增加；因此浪費和短缺長期並存。
這一僵硬體制從1978年出現了松動。當時四川省開始了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允許試點企業超額完成計劃的產品自行銷售，價格可隨行就市浮動。同時允許企業提取增長利潤的一定比例用於企業發展基金、獎金和職工福利基金。這是在國有經濟體系中首次引入市場調節的嘗試，給了國有企業初步的激勵，鼓勵企業在計劃以外擴大生產、提高效率、獲得回報。這項試驗促進了企業生產和效益提高，使國家經委於1980年決定在全國推行這項改革試驗，試點企業達到6000家。從此，國有企業開始部分地參與市場競爭。與此同時，在市場引導下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按照市場價格運作。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初步形成了計劃和市場並存、兩種價格機制並存的局面，實際上是價格雙軌制的雛形。
配合企業改革，銀行體制的改革也在推進。計劃經濟時期，銀行只被動地按照中央計劃分配資金。1979-1983年期間建立了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由人民銀行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初步形成了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各司其職的局面，並逐步允許各商業銀行之間業務交叉、有限競爭，形成了金融市場的雛形。
價格雙軌制改革
1984年9月，在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莫乾山討論會上，一些青年學者提出了價格改革“調放結合，以放為主”的構想，被中央采納，後來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價格雙軌制”思路。其含義是一方面暫時保留計劃價格體系以避免全局性震動，並通過調整使價格水準逐漸向市場價格逼近，另一方面逐步擴大市場價格調節的範圍並在部分領域放開價格管制，從而向市場價格體系過渡。
在實踐中，價格雙軌制不僅發生在國有企業部門，實際上迅速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和城市民營企業成為價格市場化的更大推動力，使市場價格的調節範圍隨著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不斷擴大。
1988年，中央決定進行“價格闖關”，全面向市場價格體系轉軌，但當時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差異懸殊，發生了居民因擔心全面漲價而大規模搶購商品的風潮，這項改革被迫停止。但價格轉軌並未終止，而是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價格調節的部分不斷地自動擴大。到90年代前半期，市場價格已經逐步取代計劃價格佔據了主導地位。
價格雙軌制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若乾弊端，例如有些政府官員濫用權力將計劃價格的原材料批給自己的親屬或利益關聯者，後者轉手以市場價格倒賣以謀取暴利，使腐敗開始蔓延。這主要是政府管理失控和對權力缺乏社會監督造成的。總體上，價格雙軌制為經濟從計劃向市場轉型提供了一條能夠大體平穩過渡的途徑，避免了全局性震蕩。與此相對照，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實行了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的“休克療法”式價格改革和所有製改革，結果引發了幾百倍的惡性通脹和經濟大滑坡，經濟下跌近半，大量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特區試驗和沿海開放
1979-1980年，在廣東省委幾位負責人的建議和推動下，中央批準建立了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四個經濟特區，區內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和優惠的外商投資政策，打破了長期的意識形態禁錮，大膽將“資本主義”引進了特區。結果在1980-1985短短5年內，深圳市GDP按不變價格增長了680%，珠海增長了401%，廈門增長了119%，汕頭增長了78%。特區外商投資和進出口貿易大幅度增長，引進的出口加工業為全國提供了示範，初期試驗取得了顯著成功（數據分別來自深圳市、廈門市、珠海市、汕頭市統計局網站）。事實證明，那種“外國資本進來，中國會退回半殖民地社會”的恐懼是杞人憂天。1984年，國務院總理肯定了青年學者王建關於沿海地區發展出口加工業，實現商品“大進大出”的建議，作出將開放政策擴大到上海、天津、青島、大連、廣州等14個主要沿海城市的決定，吸引了一批外商和港澳台商來沿海投資建立出口加工企業，促進了沿海的出口加工業和外貿的迅速發展。
改革開放前夕的1977年，全國進出口總額為148億美元，按當時官方匯率折算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8%，到1990年已迅速擴大到1154億美元，相當於GDP的30%。進出口貿易順差由4億美元上升到87億美元。
另據兩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1985年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資的工業企業還僅佔工業總產值的0.4%，到1995年佔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上升到17%（國務院全國工業普查長官小組辦公室，1987；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辦公室，1997）。沿海出口加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帶來了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同時也引進了國外的管理經驗和適用技術，對內資企業也是一個促進。
財稅體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參與競爭
1980年，推行了稱作“財政分灶吃飯”的初步財政體制改革，將地方財政全額上交中央變為按比例分成，激勵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1983-1984年進一步實行兩步走的“利改稅”，將原國有企業利潤全額上交制度和改革開始時試行的比例上交制度，改為國際通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為向市場經濟轉軌準備了初步條件。但當時不同類別企業稅率各不相等，外資企業享受15%-30%的特殊優惠，國有大中型企業稅率則鋼彈55%。因此這只是從利潤上交轉向同等納稅的一個過渡狀態。到1993年，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33%，2008年全部企業所得稅才統一到25%的稅率。
財政分灶吃飯和“利改稅”的改革，除調動了企業積極性以外，也使過去被動服從中央和上級決定的地方政府有了發展本地經濟的積極性。地方經濟發展快，財政收入就隨之提高，鼓勵了當地政府繼續促進地方發展。
隨著這些改革，地方政府之間還進一步形成了互相競爭的格局。這在改革初期起了積極的作用。因為當時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剛剛在發展，規模還小，而國有企業還遠不適應市場競爭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競相招商引資並直接進行投資，有利於改善市場供應、促進供求平衡，也推動了地方發展。這些地方投資主要是受市場引導的，與過去按上級指令進行的投資有顯著不同。
中國地方政府深度參與競爭的模式在世界上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國土廣大，80年代中期有29個省級行政區，約300個城市、2000個縣、9萬個鄉鎮。作者當時在考察中發現，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對參與競爭的態度和參與效果都更積極。這是因為這些地方政府手中的行政資源有限，也沒有壟斷市場的能力，只能作為一個平等競爭者服從市場調節。例如江蘇的蘇、錫、常地區，鄉鎮政府往往充當下屬鄉鎮企業的總公司的角色（或由政府成立一個總公司）。它們比單個鄉鎮企業或小型私人企業調度資源的能力更強，但不能操縱價格和壟斷市場，參與競爭的勁頭十足。相反，省市級的地方政府有較大的行政壟斷權力，行為方式也往往較陳舊，常用行政手段乾預市場，帶有更多計劃經濟遺留的特徵。縣級政府的行為方式則常處於上述兩者之間。
隨著市場導向的民營經濟越來越壯大，地方政府以競爭者身份彌補市場空缺的積極作用也漸漸退居其次，而其乾預市場的弊病則越來越明顯。突出表現在政府投資更著眼於擴大地方GDP規模，不大關心經濟效益，也不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使低效率投資、過度投資、過度借債的現象不斷發生。
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從1978年開始到整個80年代的改革可以說是中國改革的第一階段。在改革最初階段，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巨大阻力和黨內關於改革方向的爭論，並沒有明確提出市場化的目標。但在黨內改革力量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推動下，實際的改革措施是一步步朝市場化方向推進的。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革經濟管理體制。1979年，鄧小平出訪美國，一些黨政長官和政府代表團也紛紛出訪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已進行改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他們帶回的見聞對過去閉關鎖國時期關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是一個巨大衝擊，對市場經濟產生了全新的認識。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指導思想，1984年，經過黨內改革與保守勢力的反覆較量，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布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改革任務。當時“市場經濟”概念在主流意識形態中仍具有某種負面含義，而“商品經濟”則是市場經濟的中性代名詞，因此這實際意味改革將向市場經濟推進。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更明確提出了“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並建立各類要素市場的改革任務。這個檔案在改革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標誌性事件。市場化改革也隨之推向國民經濟各領域。
改革的進與退
改革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但也隨之出現了若乾經濟失衡現象。其一是貨幣和信貸控制不力，引發了1988-1989年鋼彈18%的通貨膨脹。其二是80年代中期以後城市經濟發展快於農村，沿海發展快於內地，部分社會階層或群體的收入增長遠快於普通工薪階層，使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其三是放權讓利擴大了各級政府的自由處置權，隨之也發生了官員以權謀私、官商勾結、貪汙腐敗，一些高乾子女利用父輩的影響經商賺錢，開了不公平分配的壞頭。
總體而言，這些情況是由於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滯後造成的。其一，中央銀行調控機制不健全，未能對貨幣發行和銀行信貸總量進行有效控制；商業銀行沒有真正商業化，放貸不考慮風險收益而常常要看政府臉色。其二，未能隨市場化進展及時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和再分配制度以保護弱勢群體。其三，更關鍵的是黨政機構行政紀律松弛，政治體制改革更沒有及時推進，未能對權力建立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使腐敗現象日趨嚴重。
針對這些問題，需要加快推進相關的改革。然而在1989年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在整頓經濟的旗號下發生了許多與改革相悖的變化，很多改革措施被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打擊批判，下放給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在重新上收，非國有企業受到打壓，出現向傳統計劃體制倒退的明顯跡象。事實上，1989年的治理整頓政策既沒有遏製貨幣超發和信貸膨脹，也沒有把矛頭對準腐敗。貸款增長率僅在1989年從前兩年的20%和22%微降到19%，隨後在1990年就上升到23%。當時整頓的矛頭直接指向市場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收緊了對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信貸，導致許多企業資金嚴重短缺甚至倒閉（參見1989年12月農業部長何康講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寫組，2008，226頁）。1990年，鄉鎮企業數量比1988年淨減少38萬家，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淨減少280萬人，個體和民營經濟同樣受到重大影響，但沒有相關統計。這些導致了經濟增長急劇減速。1989-1990年，固定資產投資連續負增長，GDP增長率從1988年的11.2%接連降至4.2%和3.9%。這種情況直到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才得以扭轉。
誰推動了經濟加速增長？
統計數據清楚地表明，農業改革及隨後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在市場引導下迅速發展，是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外，國有企業初步引進市場機制、財稅金融領域進行與市場相銜接的初步改革，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這使改革早期階段（1978-1990）的GDP增長率從過去20年計劃經濟時期（1958-1977）的年均5.1%提高到9.2%，使中國經濟躍上了高速增長軌道（見表3）。
伴隨經濟高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從計劃經濟時期年均-0.1%上升到5.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從年均1.7%上升到9.5%。城鄉合計，全國居民平均收入增長從計劃經濟時期的1.2%提高到8.7%，是我國有史以來居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這期間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高於農業產出的增長，本質上是政府通過農產品提價等方式歸還過去對老百姓的欠账。事實證明，過去靠壓低老百姓收入來提高積累、加快工業化的思想方法是錯誤的，實踐上是失敗的。只有老百姓收入伴隨經濟增長不斷提高，經濟高速增長才有基礎、可持續，也才有實際意義。也正是因為初期改革的成功使大多數人受益，改革才能得到老百姓廣泛擁護，能夠克服重重阻力而繼續推進。
根據國家統計局GDP、農業、鄉鎮企業統計，按各自的增加值增長率及其增加值佔GDP的份額加權計算，可以近似推算出這期間農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鄉鎮企業及其他非國有經濟發展各自對GDP增長加速的貢獻。其中，農業改革和加速發展對GDP的加速增長貢獻了1.0個百分點，國有企業改革貢獻了0.6個百分點，鄉鎮企業和其他非國有企業的發展貢獻了2.5個百分點。上述各部門的貢獻中也包括了對外開放、財稅體制改革等因素促進生產率提高的因素（見表4）。
中國為什麽能走上改革之路？
中國能夠走上改革之路，關鍵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20年（不包括“一五”時期）長期壓抑了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其間“大躍進”、“公社化”和 “文革”更搞得天怒人怨，把經濟推向了崩潰邊緣。老百姓要改變、要吃飽飯、要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成為改革的第一推動力。因此在“大躍進”、“公社化”期間受損最大的農民走在了改革前沿。
中國能走上改革之路的另一個最重要因素是黨內有一批有民主思想、懂百姓疾苦、有歷史責任感的老共產黨人。他們在傳統極左體制下多屬於思想上的“右派”，在“文革”中歷經坎坷並有深刻的反思，在“四人幫”倒台後帶著自己的獨立思想重返長官崗位，對上不惟命是從，對“經典”不照搬照抄，把讓老百姓吃飽飯看得比傳統“社會主義”教條和自己的烏紗帽都重要。他們並不是從課堂上學會了市場經濟理論，而是從豐富的人生經歷中看清楚了中國的前途所在。是他們從體制內推動了改革，並得到了全社會的呼應。
改革能夠推進的第三個原因是經歷了十年“文革”的知識界和一大批上過山下過鄉的學界、政界青年新銳，了解國情、能接地氣，敢於衝破傳統意識形態的禁錮，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用批判的眼光分析體制弊病，又如饑似渴地學習吸收一切有價值的人類文明成果，用來改造舊的體制。在改革期間思想自由開放的空氣下，學術界的廣泛研究討論，為改革貢獻了豐富的精神食量，很多學者也成為推進改革的中堅份子。
以上這三種人的結合，形成了勢不可擋的改革大潮。
3． 邁向市場的進與退：90年代改革
兩個標誌性事件
1989年後出現的改革停滯倒退引起了廣大群眾和支持改革的各級幹部普遍不滿和抵製。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力挽狂瀾，於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發出了加快改革開放的號召，和“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誰不改革誰下台”的嚴重警告。這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響應，終於使改革重上軌道。
1992年發生的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重新闡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回到了十三大確定的改革方向。
以1992年這兩個標誌性事件為轉折點，出現了新一輪改革和發展浪潮，民營經濟在寬鬆政策下發展加快，經濟增長加速，增長率重上兩位數。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已形成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自身邏輯的自然運動，但某些重要方面的體制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卻遲遲沒有解決。這包括：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未繼續推進；財稅體制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巨集觀管理未能改善繼續帶來貨幣超發和通脹等等，這些問題到90年代中後期已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負面影響，其中有些方面的問題在隨後的相關改革中得到部分解決或緩解。
分稅制改革：均衡政府資源的嘗試
改革初期簡政放權，把過去中央政府掌握的財權大量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使地方政府和企業獲得了自主支配經濟資源的權利和活力。但財稅體制仍然很不規範，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又出現了政府收入佔比逐年降低的情況。1978年，財政收入佔GDP的31.1%，到1994年降到了10.8%的低點。同期，全口徑政府收入佔GDP之比從40.6%下降到16.7%。政府收入過低使必要的公共服務職能難以履行。其中，中央財政收入更緊，1993年隻佔全國財政收入的22%，佔GDP的2.7%，導致中央財政捉襟見肘。
針對這些情況，1994年推行了分稅制改革，按稅種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分別征管，擴大了增值稅的徵收範圍，中央再對地方進行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這次改革統一了稅制，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比重，也使全國財政收入佔GDP之比逐年回升。到2000年，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回升到13.4%，估算全口徑政府收入（包括預算外資金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比重超過20%，兩者比低點都提高了3個百分點左右，中央財政資金短缺問題得到解決。
但1994年分稅制改革也遺留下來若乾問題。其一是沒有根本解決中央和地方事權（職能）劃分的問題；其二是此後財政收入和全口徑政府收入佔GDP之比一直呈上升趨勢，到2016年，兩者已分別上升到21.5%和35.2%，與改革前的水準相差無幾，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因此加重了。其三是財力向中央集中偏多，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有些地方持續拖欠公職人員工資，公共服務支出受到影響。其四，為緩解地方財政困難，中央允許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出讓金作為補充。但後來土地出讓金越收越多，地價和房價也越推越高，釀成了嚴重弊病。
價格市場化和匯率並軌
1988年的“價格闖關”雖然叫停了，但價格市場化的進程並未停止，而是隨著由市場調節的民營經濟及其他非國有經濟成分不斷發展壯大，市場價格調節範圍也隨之不斷擴大。加上計劃價格調節在某些領域的主動收縮，使市場價格調節範圍在90年代前半期超過了計劃價格調節範圍，成為經濟的主要調節者。客觀上這還與90年代初期遇到的經濟困難有關。當時在偏冷的經濟環境下，市場價格相對低迷，其與計劃價格之間的差距縮小，給部分領域的價格並軌提供了方便條件。到1997年，商品零售價格、生產資料價格和農產品收購價格中由市場定價的比重分別佔到了92%、79%和80%，確立了市場的主導地位（數據自《中國物價年鑒1998》）。
1994年發生了另一有重要意義的變化，即實現了原來的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中國在80年代就開放了外匯調劑市場，允許市場上匯率自由浮動，但同時官方匯率大幅度高於市場匯率，形成了匯率雙軌制（還有過三軌製）。官方匯率導致人民幣幣值高估，有諸多不利影響。其間雖幾經調整，縮小了與市場匯率的差距，但始終沒有徹底解決問題。1994年1月，官方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上年的5.76一次性貶至8.72，實現了與市場匯率的並軌。這一改革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開通了路線。
國有企業改製：打破傳統所有製觀念
改革期間，國有企業雖然從計劃管理轉向市場調節，並依照市場原則實行了自負盈虧，但一些機制仍未理順。企業面臨“軟預算”，事實上“負盈不負虧”，虧損時無人擔責，最終政府買單。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機制也未理順，或乾預過多影響企業活力，或放任自流導致管理人員監守自盜，揮霍竊取公共資產，以至國有企業虧損面越來越大。有些長官人囿於傳統意識形態束縛，擔心承擔“私有化”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遲遲不願推進國企改革，致使損失日益嚴重。
1995年，國有中小工業企業全面虧損。據工業普查資料，1995年在全國8.8萬家獨立核算國有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已經上升到3.0萬家，其虧損總額鋼彈640億元，賠掉了國企盈利的一半。中小型國企情況更嚴重，盈虧相抵後全面淨虧損57億元，1996年淨虧損更上升到158億元，全部國企淨盈利下降到412億元（第三次工業普查辦公室，1997；國家統計局，1997）。面對這種情況，中央和國務院毅然拋棄傳統意識形態觀念，對國有企業實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主要是對大型國企加強管理和進行公司化、股份化改造，對小型國企進行大規模改製，包括兼並、租賃、出售和破產關閉，使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數從1995年的11.8萬家減少到2000年的5.35萬家，而同期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則從666億元上升到2408億元，成本利潤率從3%上升到7%，情況大為好轉。作者參與的調查發現，很多國企改製為民營企業後，普遍扭虧為盈，效益顯著改善。
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製總體上是成功的。如果沒有這樣大刀闊斧的改革，大量經營不善的國企會成為長期拖累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事實證明，靠對國企的行政保護和特殊照顧，既不能提高效率也不能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是中國企業，用傳統意識形態在國企和民企之間劃分親疏遠近，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只有打破“姓公姓私”界限，遵循公平競爭原則，大膽改革國企體制機制，才能把國有資產管好管活。
這次改革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一些地方過程不公開透明，出現幕後交易和低估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流失，少數人發了不義之財。二是事先沒有建立起全面社會保障體系，企業改製中職工大量失業失業，儘管發放了失業生活費，仍有很多人生活陷入困難。經驗教訓是，今後此類改革需要有更充分的準備和周到的設計，保證過程公開透明、結果公正。同時在市場經濟靈活用工條件下，必須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補充，使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得到保護。
事實證明，在民營經濟發展良好的沿海地區，國企改製對勞動者就業和收入都沒有發生大的影響，因為國企失業職工很快被民營企業吸納。出現較嚴重問題的，主要是西部和東北地區一些國有企業獨大、民營經濟沒有發展起來的地方。
經濟增長：民企與國企的競賽
90年代，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GDP年增長率達到10.4%，幾乎是計劃經濟時期平均5.1%增速的兩倍。從1990到2000年，人均GDP按匯率折算從348美元上升到959美元，中國由低收入國家跨進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數據見世界銀行，不同年份）。
這期間，非國有工業企業繼續保持了年均超過18%的高增長率，繼續長官了經濟高速增長；而同期國有企業年增長10.9%。估算非國有企業佔工業產出的比重從41%上升到54%，超過了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而佔據工業主導地位。非國有企業包括私營企業、民間資本控股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外商和港澳台商控股的三資企業、集體所有製企業等，以私營企業和民資控股的內資企業為主，而且港澳台資企業本來也是中國企業。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將農業以外的非國有企業部門統稱為民營企業或民營經濟部門。
表5根據統計數據近似推算出改革以後的農業部門、第二三產業中的國有經濟部門和民營經濟部門各自對經濟增長加速的貢獻。計算結果顯示，按市場機制運作的民營經濟發展生機勃勃，是這一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國有企業的效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某些體制問題，其增速和對經濟增長加速的貢獻顯著低於民營經濟。
建立社保體系：市場的必要補充
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僅限於黨政機構和國有企事業部門。這些部門實行固定就業製，並由部門承擔職工住房、醫療和退休金等福利。這使國有企業負擔沉重，而其他城鄉勞動者和居民，除了低水準的農村合作醫療外沒有任何保障。改革期間市場調節範圍越來越大，因缺乏保障使很多勞動者面臨困難，也是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
作為對市場經濟的必要補充，從90年代中期開始加快了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進程。1997-1998年國務院正式決定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1999年公布了失業保險條例。到2000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了1.36億人，失業保險覆蓋1.04億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覆蓋0.38億人，工傷保險覆蓋0.44億人；覆蓋面分別佔城鎮就業人數的59%、45%、16%和19%。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一項重大進步，意味著中國改革擺脫了以完全放任的原始市場經濟為藍本的誤區，開始向兼顧效率和公平的現代市場經濟過渡。只是這一時期進展還相對較慢。
收入增長，差距擴大
90年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繼續保持了6.8%的年增長率，農村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率減慢至4.5%，顯著慢於城鎮居民，但仍明顯高於改革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2倍擴大到2.8倍，各階層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從1990年到2000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0.35上升到0.41，進入了高收入差距時期（數據來自世界發展經濟學網站和國家統計局網站）。
這一時期，城市經濟發展快於農村，沿海地區發展快於內地，企業經營者、高端專業人員等人群的收入增長快於普通工薪階層，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和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內，是難以避免的，但國際經驗證明，通過建立全社會覆蓋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體系和收入再分配制度，完全可以起到抑製收入差距過度擴大、保護低收入和弱勢群體的作用。實際上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一時期腐敗、官商勾結和公共資源流失等非正常因素，導致了不公平的分配和收入差距過度擴大。在防止權力腐敗和不公平分配方面，短期措施是嚴格政府財經紀律、加強政府內部監管；而長期來看，更根本的是需要形成一套法制體系和社會公眾對政府進行監督的制度，保證政府行政和財政體系公開透明、依法依規運行。後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由於改革采取了先易後難、先經改後政改的策略，後一方面改革在一定時期內沒有推進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內部放鬆甚至放棄監管，是該時期導致腐敗和不公平分配的主要原因。
20世紀90年代，分稅制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為現代市場經濟準備了基本條件，民營經濟繼續保持了高速增長，國有企業改製則是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還應提及的是長期超發的貨幣和信貸在1998年以後的幾年中得到了控制。M2和人民幣貸款增長率在1991-1997年期間分別為29%和23%，在1998-2000年期間終於降到14%和10%，並一度短期控制了杠杆率飆升。
4． 21世紀的前10年：2000-2010
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有幾個具有全局改革意義的積極變化：一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促進了經濟外向化，二是在城鎮化方面的政策變化促進了城鎮化發展，三是在改善民生方面有政策調整，並加快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至於消極的變化，一是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二是少數機構的腐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巨集觀政策短期化，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貨幣過度寬鬆和政府過度借債投資給未來發展造成了長期隱患；四是政府支配資源的程度擴大，對企業的乾預增加，干擾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其中現行土地制度是導致結構失衡、扭曲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加入WTO：成為國際貿易平等夥伴
中國在經過艱苦談判後，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國際貿易夥伴被世界組織接納， 各國的貿易大門對中國打開。加入WTO的過程是一個全面參與世界市場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國內改革的過程，許多與國際規則相衝突的原有國內法律法規和傳統管理方式，借這一推動做了清理，改善了國內市場環境，對改善國內企業經營有積極作用。
加入WTO意味著降低關稅壁壘和行政壁壘，放棄對國內產業的過度保護，短期內經濟會受到一些負面影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加入WTO以後，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和出口加工業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國內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增加了就業機會和勞動者收入。同時國內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在多數情況下並沒有被打垮，反而培育了它們的競爭力。2000年，進出口總額相當於GDP的39%，而到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7年，進出口佔GDP的比重上升到了62%。儘管有2008-2009期間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使外貿出現急劇下降，但2010年已開始回升。這10年間，貨物進出口年增速分別鋼彈20.0%和20.3%，淨出口最高年份超過GDP的8%，2010年仍保持了佔GDP的3.6%。出口產業的快速發展是這一時期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最突出原因。
城鎮化進一步加速
在2000-2010年期間，城鎮化進一步加速發展，城鎮化率從36%提高到近50%，提高了約14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增加了2.3億人。農村勞動力大量轉向城鎮非農產業，人均創造的價值提高幾倍，意味著資源通過優化配置促進了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期間的城鎮化加速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是農民工自發進城務工推動了數次政策調整，官方政策轉向支持農民工進城。其中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引發社會輿論強烈反彈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國務院隨即決定取消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等限制歧視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政策，促進了城鄉間人口自由流動，使城鎮化加速。其二，2001年國務院將城鎮化政策從過去違背市場規律的“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政策導向，修改為順應市場趨勢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減少了城鎮化的阻力。作者1999年的一項研究曾發現，人口規模在100萬到400萬的大城市，具有最大的淨規模收益，比小城市和小城鎮有顯著更高的經濟效率。順應城市的規模化發展規律，有利於城鎮化發展（王小魯、夏小林，1999）。其三，這期間的經濟外向化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崗位，城鎮化發展本身也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給農民大量進城務工提供了充分條件。
民營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
在這10年，GDP年增長率為10.6%，比改革前的計劃經濟時期高5.5個百分點。農業保持了4%的增長；二三產業的民營經濟增長繼續大幅度快於國有經濟增長，民營經濟佔工業的比重從54%上升到74%（按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計算，包括了對“規模以下”企業部分的估算）。按各部門增長率及其在經濟中的份額變化計算，經濟增長速度高於計劃經濟時期的部分幾乎全部來源於民營經濟的貢獻（見表6）。
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加入WTO以後的經濟外向化發展和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需求拉動有直接關係，這兩個因素給民營經濟增長提供了廣闊的太空。反過來，民營經濟發展也進一步推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因此與這兩個因素有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的關係。
21世紀頭十年，經濟外向化和城鎮化也給國有經濟的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使之出現效益改善，但與民營經濟相比改善程度較小。以總資產利潤率衡量，2000-2010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從2.9%提高到5.9%，而民營工業企業則從4.7%提高到11.1%，改善幅度明顯更大。2010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面（按虧損企業數佔企業總數的比重計算）為21.4%，而民營企業僅為9.5%。前者每百元產出（按主營業務收入計算）佔用的資產為128元，而民營企業僅為69元（據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計算）。相對而言，後者投入較少，產出較高，效益較好。這與其市場化程度高、對市場變化反應靈敏、激勵機制有效分不開。
在這一時期，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國內外通脹率差異因素的影響，按匯率計算的中國人均GDP從2000年的959美元躍升至2010年的4561美元，中國按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從下中等收入國家上升到上中等收入國家區間。
民生和社會保障
這一時期，農業增長相對緩慢，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農業稅、農村集體提留加上有些地方政府徵收的各種苛捐雜費，使農民負擔越來越重，甚至不堪重負。200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農業稅條例並取消相關收費，顯著減輕了農民負擔。這對農村居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有重要意義。在當時的一項調查研究中，作者和其他合作者還發現，農村因病因殘致貧、因醫療教育負擔過重和教育水準不足而致貧的現象很突出，需要提高農村貧困線標準，把農村人口的基本醫療教育需要納入保障範圍，並改善農村教育和醫療服務（王小魯、李實、汪三貴，2007）。2008年和2010年，國務院兩次提高了農村貧困線標準。
2000-2010年期間，全國各項基本社會保險覆蓋率都有提高，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就業人員的覆蓋率分別從59%提高到74%、從16%提高到68%；另建立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覆蓋了1億人。同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也覆蓋了1.9億人。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進展較小，2010年覆蓋面分別為39%和46%。此外在農村，基本實現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全覆蓋。社保覆蓋面擴大是這個時期的一項重要進步。不過，這期間兩億多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大部分沒有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覆蓋，是一個重大缺失。
基礎設施建設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在當時朱鎔基總理的推動下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步伐。2000-2010年期間，基礎設施建設繼續迅速進展，高速公路裡程從1.6萬公里增長到7.4萬公里，鐵路營業裡程從6.9萬公里上升到9.1萬公里，高鐵從無到有，運營裡程2010年末達到8358公里；全國貨物周轉量從4.4兆噸公里提高到14.2兆噸公里，旅客周轉量從1.2兆人公里上升到2.8兆人公里。
基礎設施領域，是僅靠市場調節難以滿足需要的領域，或稱市場失靈的領域。經濟學分析表明，合理的基礎設施建設除了直接的項目回報外，還能夠對經濟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促進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例如，通過公路、鐵路、機場等設施的建設，能夠促進商品流通和人員往來，降低運輸成本，給使用者帶來收益。政府在這些領域的積極作為，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重大意義。當然，基礎設施投資也應保持在合理限度內。如果投資的直接回報和溢出效應相加不足以補償投入總成本，應當視為不合理投資。
收入差距
2001-2010年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為9.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7.0%，比上一個十年都有加快，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8倍進一步擴大到3.2倍。不同居民階層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趨勢。根據官方統計，城鎮最高收入10%家庭與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00年的5.0倍上升到2010年的8.6倍，農村居民最高收入20%家庭和最低收入20%的人均純收入之比從5.8倍擴大到7.5倍，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0.41上升到0.48。
收入差距擴大與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階層收入差距擴大都直接相關，不過更重要的因素是腐敗，在更大程度上擴大了收入差距，導致了分配不公平。
根據作者組織的居民收入調查和研究，在這一時期，一部分城鎮高收入居民擁有大量未納入統計的灰色收入（指來源及合法性不明的收入），主要集中在佔城鎮住戶10%的最高收入家庭。估算其數量，2005年為2.44兆元，2008年4.65兆元，2011年6.24兆元，相當於GDP的12%左右。將推算的灰色收入包括在內，2008年城鎮10%最高收入家庭的真實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統計收入的3.2倍；城鎮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的平均收入至少相差26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居民統一計算，全國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平均收入差距應在60倍以上，而不是根據統計數據得到的20倍左右（見王小魯，2007、2010、2013）。
灰色收入的來源，與腐敗和制度缺陷直接相關，也與法律制度不健全有關；包括：政府投資和其他公共資金管理不善導致大量流失，土地收入以及其他資源性和壟斷性收益嚴重分配不當，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對政府權力缺乏監督導致官員濫用權力尋租收賄、買官賣官、公共服務部門腐化和官僚化等等。這些現象嚴重泛濫、愈演愈烈，急劇擴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扭曲了收入分配，對我國的社會穩定、公平公正和未來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政府乾預與結構失衡
這十年裡，貨幣政策持續寬鬆，絕大多數年份M2增長率高於16%，大幅度超過GDP增長率。特別是2009年，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行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M2增長率竟突破了28%，貨幣供應呈失控狀態。過量的流動性刺激了投資，並導致了嚴重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大起大落，京滬深等特大城市的房產價格達到了工薪勞動者年收入的幾十倍到上百倍。
2008年開始，政府實施了“4兆元”投資計劃，但更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是由於允許和鼓勵各地政府建立融資平台借錢投資，使政府及國有企業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其佔GDP的份額2000年為18.6%，2010年擴大到25.0%，一年超過10兆元，主要靠借債支持。由於地方政府有征地、賣地的壟斷權力，土地就成了政府借債最方便的抵押物，可以在借債、征地、投資，再借債、再征地、再投資……的模式中不斷循環，使政府債務和政府支持的國企債務越滾越大。各級政府投資還常常與相關官員獲取不正當利益有關，握有政府投資、批地權力的各級官員大量收受賄賂的情況普遍，成為很多地方政府過度熱衷於投資的隱秘激勵機制。
大規模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雖曾在短期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持續實行的結果，導致了投資過度，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資本回報率下降、負債過高。政府借債投資佔用了大量銀行資金，對一般競爭性領域的企業和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從2000年到2010年，全國資本形成率猛升了13個百分點以上，從GDP的34.3%上升到47.9%，而最終消費率則下降近15個百分點，從63.3%下降到48.5%。其中，居民消費佔GDP之比從46.7%下降到35.6%，降了1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支出法GDP數據）。消費需求不足，使經濟增長更加疲軟。
政府對市場的乾預也隨著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擴張而擴張。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市場化指數報告顯示，2008-2010年期間，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方面，市場化指數都出現了明顯下降（王小魯、樊綱、余靜文，2016）。
這期間，各級政府對企業的乾預也有增加。2000-2010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產出的年度增長率從20世紀90年代的10.9%降到6.7%，說明國有企業的動能和效率受到影響。
土地制度亟待改革，城市建設重物輕人
我國的建設用地制度在上世紀90年代從政府征用和無償劃撥改為無償劃撥和有償出讓並存，土地出讓收入歸地方政府支配。當時這對改變土地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和緩解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後來的變化說明，地方政府作為土地市場的壟斷性賣方，低價征地，高價賣地，推動了地價和房價的無節製上漲，負面影響越來越大。
2001年，全國國有建設用地出讓收入只有1296億元，到2010年已經達到2.8兆元，擴大了20倍以上。同期，房地產商的土地購置面積從1.69萬公頃上升到3.99萬公頃，土地購置費卻從1039億元上升到1.0兆元，意味著全國平均地價上漲到原來的4倍以上，也推動了房價大幅度飆升，一些大城市的天價住房成了普通中產購房者的沉重負擔，幾乎把工薪階層完全擋在門外；同時，推高了城市商業服務業的租金成本，把地價房價負擔轉嫁給廣大城鎮消費者。因此，現行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同時，在這一制度下，還有大量土地通過無償劃撥和低價出讓方式配置，鼓勵了多佔地，導致了土地資源浪費，還引發了圍繞土地的尋租、腐敗現象（數據見國土資源部，2010A、歷年B；國家統計局，歷年）。
21世紀頭十年，城鎮化進展很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36%上升到50%，城鎮人口新增2.1億人，但戶籍城鎮化嚴重滯後，新增常住人口的戶籍和相關的社保、公共服務等大量問題遲遲沒有解決。2012年，城鎮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35.3%，比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低了17.3個百分點，2.34億常年在城鎮居住和工作的新城鎮居民，沒有城鎮戶籍，絕大部分未納入城鎮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覆蓋，與原城鎮居民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無法安家落戶，成為緊迫的問題。
在新城鎮人口市民化嚴重滯後的同時，城市建設規模過度擴張。很多地方政府特別熱衷於大量征地、投資開發、拆舊城建新城，推動城市房地產和開發區產業園區建設。從2000年到2010年，城鎮常住人口增長了46%，而城鎮建成區面積卻增長了64%，大幅度超過人口增長（國土資源部，2010a），意味著土地資源浪費和開發過度，很多城市房產大量空置。此外全國僅國家級開發區、自貿區、高新產業園區等多達數百個，屬於省市縣各級的此類區域更是多不勝數，其中少部分運轉良好，多數投入了大量土地和資金但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和設施閑置嚴重。據業內人士不完全統計，按全國各城市的建設規劃加總計算，未來全國城市將容納30多億人口，而預期的全國人口峰值只能達到14億多，即使按城鎮化率達到80%計算，未來城市人口（不包括縣城和鎮人口）峰值也只有8億人左右。說明很多城市的規劃完全脫離了實際需要，大量浪費了土地、投資資金和各種不可再生資源。這種城市化見“物”不見“人”的嚴重扭曲，急需糾正。
5． 繼續改革的期盼：2010-2018
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改革走到了一個關鍵的新起點。這一時期的第一場戰役是與腐敗的大規模較量。另一重要任務是針對經濟結構失衡進行調整，使經濟重振活力。但更艱巨的任務還在於推進深層次的體制改革。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16個方面、60條改革措施，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同時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體措施涉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資源、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健全巨集觀調控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教育、醫療體制改革等等。這些措施囊括了當前改革迫待解決的一系列最重要問題，意義重大。
反腐與收入分配改善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開展了大力度的反腐，查處了一大批貪官汙吏。據不完全統計，自2012年十八大截至2018年5月 ，全國僅省、部級官員主要因貪汙腐敗案件已查處158人，較低級別的官員查處數量更大得多，反腐力度空前。這對其他有貪腐行為的官員也起到了巨大的震懾作用，遏製了貪腐之風蔓延趨勢。
反腐減少了公共資源的流失和不正當分配，因此也促進了收入分配改善。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基尼系數在2012年是0.474，2017年降至0.467，顯示近年來收入分配略有好轉。由於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減少的情況難以反映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估計收入分配實際改善幅度還要更大些。不過，通過行政手段反腐仍然是治標的手段，只能解決最緊迫的短期問題。要建立製止貪腐的長效機制，更重要的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全面法治化，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收入分配改善也反映在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城鄉差距趨於縮小。2010-2017年期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8%；城鄉收入差距從3.2倍縮小到2.7倍。同期，城鎮部門平均工資增速快於城鎮平均收入增速，意味著勞動者報酬佔居民收入的份額有所回升。
收入分配改善也反映在居民消費在GDP中的份額有所回升。2010年，居民消費僅佔支出法GDP的35.6%，2017年回升至39.1%。居民消費的回升起了改善總需求、支持經濟增長的作用。
結構調整與改革
針對長期以來積累的產能過剩、效率下降、債務杠杆率過高等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現象，中共中央於2015年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補”的結構調整任務。
近一兩年，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的雙重作用下，結構失衡狀況有好轉，產能過剩有緩解。但採用行政手段的調控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靠行政命令壓縮產能帶來了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大幅度反彈；有些地方還出現了效率較高的企業被迫停產或退出，低效率企業反而在當地政府保護下繼續存在的現象。根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數據推算，過去一兩年的企業盈利上升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價格上漲所致，企業效率並沒有明顯改善。同時，去房產庫存的一些措施還帶來了房價普遍上漲。
根據一些投資機構測算，中國巨集觀層面的債務杠杆率（非金融企業、政府、個人債務之和佔GDP之比）已達到250%左右，處在高風險狀態。整體杠杆率目前尚未由升轉降，但2017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率從過去幾年的11%-14%減緩到8.2%，杠杆率升速也明顯減緩。在杠杆率切實降低之前，嚴重的金融風險尚未解除。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經濟景氣下降時，如果為了應對短期困難而放鬆貨幣政策調控，重返放水的老路，去杠杆、降風險的努力有可能前功盡棄。
結構失衡的關鍵因素是長期貨幣寬鬆和大量政府投資造成的消費率過低、投資率（資本形成率）過高，導致無效投資過多、產能過剩、效率下降、負債過度，而消費需求不足以支持經濟增長。近年來雖然消費率有所回升，投資率有所回落，但2017年資本形成率仍然鋼彈44.4%，消費率只有53.6%（其中居民消費僅佔GDP的39.1%），與2000年以前正常狀態相比，投資率仍然高10個百分點左右，消費率低約10個百分點。與這種狀況相關的因素，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受到干擾，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土地制度弊病，收入分配失衡。以行政性手段去產能、去庫存還只是治標而非治本，根本解決結構失衡問題不能靠揚湯止沸，而需要釜底抽薪，切實推進深層次的政府、財稅、國企、土地、戶籍等體制改革和巨集觀政策調整，才能使經濟重新走上健康增長的軌道。
建立新型的政府與市場關係
在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中，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政府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改革初期，市場發育不足，地方政府積極參與競爭，進行投資，以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幫助企業發展，推進了經濟增長。2000年以後，各級政府的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投資大幅度增長，對於改善交通運輸、通信等條件和推進城市化也起了重要作用。這被普遍認為集中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特色發展路線。但隨著市場的發展，過多的政府參與也越來越多顯現出負面影響。
因為各級官員關心更多的不是經濟效益，而是增長政績、財政收入、城市外觀形象等因素，投資失敗虧損也不需要官員個人承擔責任，不怕拖欠銀行債務，因此各地政府投資和政府推動的投資往往具有趕浪潮、規模大、同步性和重複性強、不怕風險、不計成本的特徵。這類投資行為導致了一輪又一輪的過度投資、重複建設，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債台高築，因此也擠佔了市場資源，影響了民營經濟發展。我國近年來的嚴重產能過剩、房地產供給過剩、杠杆率過高等結構失衡現象，與此密切相關，尤其是2008-2010年期間地方融資平台超大規模舉債投資，帶來一系列嚴重後果。政府的參與還因為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過大，往往導致濫用職權、官商勾結、尋租腐敗。近期由於對地方政府舉債有了一些約束措施，政府投資已明顯減緩。但如何合理規範政府職能，約束政府行為，仍然是一個要通過政府改革來解決的問題。
因此當前迫待推進的一項重要改革，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減少政府配置資源，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實現從“增長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變，建立新型的政府與市場關係。
在競爭性領域，需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清理各種影響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撤除政府保護，杜絕不適當的政府乾預，通過市場競爭實現資源配置優化，優勝劣汰，讓高效率的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在市場失靈、部分失靈或短期內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規劃和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科學研究、以及少數重要的科技研發領域和瓶頸環節。但在這些領域，也需要在合理方向和合理限度內進行投資和參與，並非政府投資和參與越多越好。
在解決公平和效率的關係這對矛盾中，政府應主要承擔保證社會公平的任務，提高效率主要靠市場發揮作用。
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所謂中國特色路線，就是政府深度參與經濟活動。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攬了幾乎所有事務的決定權，但事實證明這種經濟模式是失敗的，中國是在轉向市場經濟後才取得了近40年高速增長的成就。其中政府的參與有些是成功的，例如積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也有很多失敗的教訓，如過度投資和過度借債導致的經濟失衡。當前更需要認真總結失敗教訓，使經濟走出結構失衡。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進程。
建立新型的政府與市場關係，還包括政府切實承擔保持巨集觀經濟穩定的職責，杜絕為短期政績而採用高風險的貨幣刺激政策，切實保持貨幣中性，促進過高的杠杆率下降，維護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國企改革與公平競爭
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是頗具爭議、進展遲緩的領域。國有企業之所以需要改革，首先是因為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效率仍然顯著低於民營企業。以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為例，國有控股企業虧損面鋼彈25%，非國有企業只有11%；國有控股企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只有3.9%，而非國有企業為8.4%。國有控股企業的杠杆率（負債/總資產）為60.4%，非國有企業為52.5%（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國有控股企業上述不令人滿意的績效，還是在擁有諸多優惠條件下實現的，包括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且利息通常較低，容易獲得廉價土地或其他優惠和補貼，擁有對石油、電力、煙草、金融、電信等壟斷性或高盈利領域的控制權等。而普通民營企業通常不具備這些優惠條件。
解決國有企業競爭能力差、效率不高的問題，關鍵是解決乾預、激勵、監督和退出機制問題。其一，政府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減少乾預，放手讓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國企在薪酬待遇等方面也應市場化。例如，對國有企業高管采取低於市場報酬的限薪政策，不利於改善國有企業經營。其二，通過實行混合所有製實現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聯合，應是促進國有企業提高效率、改善管理、促進其更加市場化的一個途徑，而不是借此“增強國有企業控制力”，不是要國企吃掉民企。需要繼續破除按所有製劃分“姓資姓社”的舊觀念，混合所有製並不必然以國企為主體，而要效率優先，按市場規則進行聯合和重組。其三，國企與民企要公平競爭，持續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應按市場原則退出、改組、改製，不應保護。其四，強化審計監督，防止貪汙、揮霍國有資產；但也不應小題大做，讓企業管理者動輒得咎、無所適從。
在天然壟斷、市場失靈或部分失靈的領域，國有部門需承擔重要責任。但除個別特殊領域外，凡是能引進市場競爭的領域都應盡可能降低進入壁壘、引進市場競爭。包括教育、醫療等領域，應實行公營和民營機構並存的雙軌制。只有引進競爭，才能推動公營部門提高效率。服務型公營部門也應在強化審計監督和社會監督的前提下擁有足夠的自主經營權，發揮專家作用，理順激勵機制，減少行政乾預，鼓勵體制機制創新。防止行政化、官僚化傾向和提高效率應是這類部門改革的重要內容。
財稅體制改革
近年來財稅體制改革在營改增方面有進展，在減少和規範專項轉移支付、增加完善一般轉移支付方面有小幅改善。在實現預算公開透明方面、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方面看來進展不大。在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房地產稅改革等方面未見到實際進展。財政預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狀況至今沒有改變。
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最近出爐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除了對工薪所得免征額和稅率結構有調整、增加了專項扣除外，缺乏實質性進展，而且有些修改是不合適的。現行個稅的主要問題是對不同來源的收入實行不同稅率的分類計征，工薪所得實行超額累進稅制，最高稅率45%，經營所得累進率相對較低，財產性收入等非勞動所得稅率更低，不實行累進，有些收入不用納稅。這導致工薪階層的中高層（基本屬於中產階層）稅負高，真正的富人稅負反而低，不利於平衡收入分配。這次的法案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把工薪所得、勞務報酬、稿酬、特許權使用費這四項勞動所得納入綜合計征的範圍，反而提高了一部分勞動所得的稅負。真正需要的改變，是對各類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實行綜合計征，統一稅制，公平納稅；把過高的稅率降下來，過低或不納稅的提上來。
財稅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近些年來，財政支出中公共服務、減貧等民生支出比重有增加，政府行政性支出和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與國際通常情況相比，我國財政預算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重仍然過高，而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支出比重仍然偏低。從廣義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資支出顯著過高。未來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向服務公眾、改善民生的方向轉型。
土地制度改革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13年）指出，改革方向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擴大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範圍，減少非公益性用地劃撥”。
現行土地制度給予地方政府獨家征地賣地、獲得高額土地出讓收入的權力，使地方政府熱衷於抬高地價並大量借債推動房地產開發。加上貨幣寬鬆的外部條件，導致地價房價持續上漲，進而又刺激了投機性購房需求，推動房價繼續上漲。這種惡性循環導致了少數人暴富，而給有住房需求的中低收入居民造成沉重負擔，又通過商業房地產租金上漲把高房價的成本轉嫁給廣大消費者。這一制度對收入差距擴大、房地產過度投資、杠杆率過高和資產泡沫負有重要責任，是導致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
因此，落實三中全會決定，改革政府壟斷土地供應的制度，開放土地市場，是改革的必然選擇。其中，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閑置的村民宅基地直接進入市場和建立跨省的土地指標交易市場、實現市場化的佔補平衡是這一改革的關鍵內容。但近年來這方面改革始終停留在少數區縣級部門試點的階段，在全國範圍未見顯著進展。加快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將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改革。
城鎮化與戶籍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2014）中指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後。……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製約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阻礙著城鄉發展一體化。”規劃要求加快戶籍人口城鎮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化落戶。
近幾年，戶籍改革推進有所加快，城鎮戶籍人口2017年比2012年增加了1.11億人。但城鎮化是個動態過程，同一時期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1.02億人，因此城鎮非戶籍常住人口僅從2.34億人輕微減少到2.25億人，五年累計隻減少了900萬人。這期間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了6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隻提高了7個百分點。按這個速度計算，20年以後仍將有1.9億城鎮居民沒有城鎮戶籍，基本問題仍然不能解決。戶籍改革進展慢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公共財力不足，關鍵在於各級政府需要把城鎮化的指導思想從大量投資、拆城建城等“物”的城鎮化轉向“人”的城鎮化，同時減少不必要的行政性支出和“三公消費”，解決把錢用在什麽地方更符合社會公眾利益的問題。
民富與國強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除了經濟和科技實力躍升，還強調了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實現人民生活寬裕，收入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幸福是發展的根本目的。離開這個目地，發展就失去了意義，也不可能長期持續。
過去一個時期，我國的經濟發展在某些方面偏離了這個目的。一個表現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佔GDP的份額顯著下降，而政府收入和政府投資佔GDP的份額顯著上升。從2000年到201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額從67%下降到59%（此後小幅回升，2015年到62%）；同期居民消費份額從47%下降到36%（此後到2017年小幅回升到39%）。而政府和金融部門可支配收入合計在2000年到2015年期間從15%上升到22%，政府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相當於GDP的份額在2000年到2016年期間從18%上升到近29%。
很明顯，居民消費率下降和資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過度擴張。地價房價的輪番上漲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這些並沒有帶來更強勁的經濟增長。相反，過度投資帶來了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房產空置、債務杠杆率過高、投資效率不斷下降等結構失衡現象。這再次說明了一個道理：國家強大必須以人民富裕和幸福為前提，民富才能國強，這是改革40年來被無數事實證明的基本經驗。
繼續改革是發展的火車頭
回顧中國改革40年來的不平凡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堅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基本方向、堅持改革發展以惠及人民大眾為目標，是過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當前發展中遇到的結構失衡等困難，也與過去一個時期某些改革的遲滯、遇阻或偏離上述方向和目標有關。當前，改革與發展都處在一個重要關頭，能否繼續推進改革，是我國經濟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關鍵。
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潛力。其一，目前我國城鎮化率還不到60%，未來城鎮化發展仍然有巨大太空，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前提是需要推進相關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二，消費性內需引領的經濟增長潛力巨大，但發揮這一潛力需要包容性的發展，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實現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其三，民營經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動力，市場引導的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夠為未來增長提供強大動力。而要讓這些潛力得到釋放，需要推進市場化，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良好的法治環境。
分析顯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然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如果能夠切實推進上述各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調整，經濟增長有希望在經過一個階段的結構調整後恢復強勁的動力，中國有能力在2030年之前加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參見王小魯，2016）。
過去的改革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經驗：改革是人民大眾的利益所在，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搞設計和實施，只有廣泛依靠社會各階層的積極參與、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和協作精神，改革才能保持正確的軌道並取得實質性進展。
原文刊發於《比較》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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