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知識共同體已瓦解，娛樂生活變成了唯一連接

採訪：潘文捷

編輯：朱潔樹

“梁啟超身處的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渴望的時代。所以我把我這些渴望、挫敗，都轉移到書寫這本書裡面去了。”在《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首發式上，《十三邀》主持人許知遠這樣說。

許知遠不僅懷念梁啟超可以施展抱負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也懷念逝去的20世紀80年代，在他看來，那時候大家關心哲學、關心中國的困境，而現在，“知識共同體已經瓦解了，娛樂生活變成了唯一的連接。”例如，在因“偏見”和“尬聊”而受到熱議的節目《十三邀》中，許知遠與13位“社會切片”人物進行對話，頻頻詢問他們對時代的看法，但是受訪者們似乎並沒有像他那樣的焦慮。對他反覆提出的“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蔡瀾回應了一句：“年輕人不要想太多。”他也問馬東，對這個時代“一點抵觸的情緒都沒有嗎？”馬東則回答：沒有，因為“我沒那麽自戀”。

許知遠把自己和梁啟超稱為“兩個70後”，在他看來，他們身處的時代既有類似，也有不同。類似的是，他們都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新科技的時代、信息爆炸的時代，而且在他看來，梁啟超那一代人塑造現代公民的任務至今也還沒有完成；但不同的是，梁啟超那代知識分子可以成為中國的時代中心，其言論可以改變歷史進程，但是，“到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已經處於很邊緣化的地位，很難再對時代變革作出某種直接的改變了。”《青年變革者》中，許知遠把梁啟超稱為“亞洲最偉大的啟蒙者之一”，並認為，寫梁啟超是對此刻困境的一種回應。

在活動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指出，許知遠的人物傳記“在很大程度上是寫作者自身的情感投射”。

許知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5

許知遠：梁啟超是“亞洲最偉大的啟蒙者之一”，卻長期被低估

許知遠認為，梁啟超肩跨19世紀的帝國文人傳統和20世紀的民國知識分子新傳統，堪稱“亞洲最偉大的啟蒙者之一”。他指出，梁啟超在1898年25歲時，就因為維新變法而卷入到權力中心。在流亡日本的時候，他依然是重要的思想領袖，他創造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直接影響了胡適、陳獨秀、毛澤東等人。胡適就曾經說：“梁啟超在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除此之外，1912年，他又重新卷入到政治生活中，兩次“再造共和”，到了晚年，他又致力於創造清華的國學院……

另一方面，許知遠也試圖挖掘梁啟超在世界舞台上的故事，“即使置於自己的時代，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梁啟超從中國語境出發，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許知遠認為，梁啟超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見過J.P.摩根、羅斯福，和世界性的政要打交道，“很少有人可以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這麽廣泛地旅行，見到這麽多世界、這麽多的人物。他的寬闊性和豐富性對我是非常大的吸引。”許知遠說。

梁啟超是從四書五經開始進入新學的，因此對新學存在不少誤讀。茅海建曾經指出，梁啟超在《時務報》《知新報》《湘報》等報刊上大聲宣傳西學，富於激情地歌頌“民政”“民權”，然而在其思想深處，卻始終不太知道什麽是西學、什麽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議會。例如，23歲時，梁啟超就在《時務報》上發表《古議院考》，認為漢代的諫大夫、博士、議郎等扮演了西方議會制度中議員的角色。梁啟超因為這些誤讀而曾被嚴複寫信進行過嚴厲批評。類似的，西學進入中國之後和中國傳統知識的碰撞，也讓許知遠感到棘手，他坦言：“《時務報》的文章都很難讀。”不過，在他看來，梁啟超的種種誤讀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所有對新知識的理解都是用自己的舊習慣去進行的。每代人的理解都是錯亂的，清晰的都是日後才知道的。”

“對於西學，梁啟超可能沒有嚴複理解得那麽深刻，但他參與了那麽多政治行動、學院的建立。”許知遠反覆強調的詞是“廣闊”，他認為，當時很多人在某個領域裡非常傑出，但是橫跨很多領域的卻只有梁啟超。在單讀的採訪中，許知遠承認，一些人會認為梁啟超輕浮、多變，甚至缺乏定力，缺乏更深刻的思想，但許知遠卻始終著迷於梁啟超的“豐富性和寬闊性”。

在本書的宣傳過程當中，許知遠把梁啟超稱作“亞洲最偉大的啟蒙者之一”“中國最偉大的啟蒙者”，並且認為迄今為止，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世界舞台上，梁啟超都被低估了。但是，面對活動現場“梁啟超究竟是否被低估”的提問，另一位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並沒有直接作答，他指出，梁啟超還有很多謎沒有被揭開，究竟怎麽解讀，不能一概而論，“歷史本來就是主觀性很強的。”在馬勇看來，梁啟超雖然是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但至今談不上是“顯學”，尚未能夠進入近代史排名前十的位置。不過，現在寫梁啟超的傳記不超過10本，所以“可做的空間還有很多”。

馬勇：許知遠的人物傳記“在很大程度上是寫作者的情感投射”

在許知遠的作品《青年變革者》之前，馬勇曾經對比閱讀過近年來關於梁啟超的傳記。他感到近年來的作者越來越能夠以同情理解的姿態，力圖恢復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應有的歷史地位，這些努力是有意義的，因為”梁啟超在過去很多年都被歸為改良主義者，長時間受到國民黨的攻擊，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

許知遠對梁啟超不僅抱著同情理解的姿態，複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指出，他的寫作也是梁啟超式的“筆端常帶感情”的寫法。

“（梁啟超）他是很有趣的人，看他的軼事，一邊打麻將一邊寫社論。作為著名流亡分子在夏威夷愛上了一個姑娘，又沒辦法說服他妻子接受這個姑娘，所以很可愛。”許知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不斷使用“很可愛”“最偉大”這些字眼來形容梁啟超，這種感情也洋溢在《青年變革者》的文本當中。馬勇看到，許知遠的寫作和純粹的歷史專業作者是不同的。“歷史學家肯定不會一個形容詞加一個形容詞”，不會追求帶有感情的文字。但是馬勇也認為，許知遠寫梁啟超，就應該寫出一種感情，“因為他和梁啟超有很強的相似之處，經歷上、家國情懷上，都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我是做媒體出身的，梁啟超是最偉大的報人，我對他有天然的親切感。”許知遠稱。他最早在《經濟觀察報》擔任主筆，隨後成為單向空間創始人、《東方歷史評論》主編，近年來又因為成為談話節目《十三邀》主持人而成為話題人物。馬勇指出，許知遠本人的經歷給了他獨特的角度。“在之前的梁啟超傳記寫作當中，只有許知遠和解璽璋有媒體從業經歷，有沒有這段經歷對於理解傳記來說是不同的。不能簡單地說學歷史的就寫得一定好，沒學歷史的就寫得一定差。”

在《十三邀》中，薑文就曾經對許知遠說：“你不是在寫梁啟超，你是在寫你自己。”許知遠也承認，他確實帶著很鮮明的當下的情緒來寫歷史。在書中他寫道：“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著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在活動現場，他說梁啟超身處的時代，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渴望的時代。”所以我把我這些渴望、挫敗，都轉移到書寫這本書裡面去了。”

許知遠：希望“融入偉大傳統之中，未來肯定會有人寫我的傳記”

在許知遠看來，只有當我們理解另一種時代生活的可能性，才會知道此刻出了什麽問題。他認為，梁啟超那代知識分子可以成為中國的時代中心，其言論可以改變歷史進程，但是“到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已經處於很邊緣化的地位，很難再對時代變革作出某種直接的改變了”。他說，假設梁啟超生活在今天，他的政治抱負也會難以實現。

他哀歎知識精英主導的公共領域迅速衰落，平民娛樂文化佔據了大眾文化生活的主要領域。許知遠不僅懷念梁啟超可以施展抱負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也懷念逝去的1980年代，在他看來，那時候大家關心哲學，關心中國的困境，而現在，“知識共同體已經瓦解了，娛樂生活變成了唯一的連接。”許知遠認為，年輕一代面臨著“去歷史化”“去人文知識化”的困境，人們現在說著一套綜藝娛樂語言，這讓他感到悲哀：“如果你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生活過，你看到大學裡、媒體上如何進行辯論，你會知道我們已經沒有那個東西了。”

這並不是他的新觀察。早在2010年，許知遠就曾經寫下《庸眾的勝利》，揭示出當下“日趨悤烈的反智傾向”，提出“人們在乎的是姿態，而不是內容。”在2018年《南方人物周刊》的

一次採訪

中，他說，自己的同行五年前還在談著“鐵肩擔道義”，現在則整天在微信上買東西，但“我沒有那種變化”。在《十三邀》中，他與13位“社會切片”人物進行對話。但是，被採訪者們似乎沒有成為他的同盟。對他反覆提出的“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蔡瀾回應了一句：“年輕人不要想太多。”他也問馬東，對這個時代“一點抵觸的情緒都沒有嗎？”馬東回答：沒有，因為“我沒那麽自戀”。這些尷尬的對話一度成為了爭議話題。在《十三邀》的嘉賓當中，似乎只有陳嘉映回應了許知遠的焦慮，陳嘉映告訴他：除非歷史發生重大變化，否則我們的精神生活難以重建，因為，“時代變了，和你鼓吹什麽不鼓吹什麽幾乎沒有關係。”

許知遠《十三邀》劇照

從《庸眾的勝利》到今天，近十年過去了，許知遠依然在哀歎娛樂至死的環境和知識分子的失語，在他看來，這並不是自己思想的停滯，而是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他認為，現在的社會是反智的，即使是一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也存在問題，在他眼中，很多人罵的知識分子可能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他們）沒有自我反省，沒有那麽多知識，對世界也沒有那麽多好的判斷，就瞎鬧。”

面對公眾對他是否有精英主義之嫌的質疑，許知遠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是由精英領導的。“否則你何必要上哈佛、劍橋呢？精英不是要藐視別人，而是要承擔對應的責任，作對應的判斷。”許知遠也曾表示，自己本來就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麽不對嗎？我又不想成為易中天，我只要對我認可的、他也認可我的人講話就好了。別人怎麽評價，是他的自由，跟我沒關係。”

另一方面，許知遠也意識到自己依然有不足之處，他看到，自己雖然一直在探討知識分子和時代命運的關係，但是讀過以賽亞·柏林的《俄國思想家》，就覺得自己“非常淺薄”。而寫作梁啟超的傳記，就是試圖把一個40歲左右的知識分子放在“更長序列之中”，算是“對淺薄的糾正”，他還打算在梁啟超三卷本之後，再寫寫李鴻章，以及在他看來被低估的“世界主義者”林語堂。

“這是我後半生的計劃。”許知遠並不掩飾自己的野心，稱自己希望“融入偉大傳統之中”，寫出一些作品，對世界進行一些改變，在活動現場他稱，就像現在有人寫梁啟超的傳記一樣，“未來肯定會有人寫我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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