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口詞】熱點問題的學術解讀平台——文匯講堂至今已舉辦了134期，匯聚了270餘名各界精英和學界領軍人物。2019年的“嘉賓新著先睹”，摘編學者、嘉賓從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編說，展示學者們最新研究成果，彰顯新時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國力量。欄目將從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月已刊發九篇，8月將刊發13篇。
這個台風“利奇馬”相伴的周末我們先看儒學再閱馬藏，讓人生高度厚度再增幾分。今分享北京大學哲學系、北大儒學研究院教授乾春松（文匯講堂第113-5期嘉賓）所著《儒學小史》。該書全面梳理儒學從先秦時期直至現代的發展歷史，並以較大篇幅著重對現代新儒家之概念、儒學發展的新方向以及新儒學譜系進行了闡釋。不僅全方位地描述了儒家思想的內涵，勾勒出一幅儒學生發、演變的歷史全景，更體現了作者對儒學分期的獨特思考與對儒學使命的殷切關注。本篇摘編先秦時期的起源和演變。
《儒學小史》，乾春松著，責編李頔，世紀文景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5月，定價59元
【前言編摘】
儒家2000年精神演化圖：一以貫之而生生不息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因為理性早啟，故而儒家並沒有發展成為一神教或其他類型的“典型”的宗教形態。如此，儒家帶有即凡而聖的特徵，既不離人倫日用，又不失超越性。
儒家以仁愛思想為樞紐，強調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但並沒有將愛局限於血緣共同體，而是強調愛的普遍性，與萬物渾然為一的民胞物與的境界。
儒家以修身為本，以良知的自覺來孕育君子之德。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造就中國人剛健有為、厚德載物的理想人格。
儒家歷經兩千多年而不衰，然亦多有曲折，基於不同的立場與入手點，各有千秋。比如錢穆先生從經學的角度，認為儒家的發展可以分為六個階段。牟宗三則從儒家的現代生命開拓入手，認為儒學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現代國家的建立乃是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內在使命。杜維明先生從儒家思想的世界化的角度，認為儒家經歷了中國、東亞向世界的發展階段。無論何種角度，他們都相信在中華文化經歷奇劫巨變的現代性的挑戰，由花果飄零而必能重獲生機。
本書則采取了更為客觀的態度，以中國歷史發展為背景，從儒家思想的創立，到經學化的漢代、吸納外來思想的魏晉、宋元明清的理學和近代以來的新儒學等，力圖從儒學形態和精神的轉變來勾勒儒家思想一以貫之又生生不息的歷程。希冀給眾多試圖了解儒家發展源流的人，提供一條簡明的儒家精神演化的路線圖。
——乾春松（2018年11月）
梁漱溟、錢穆、牟宗三、杜維明（從左至右）
【正文摘編】
先秦儒學特點及分化：以君子美俗，以出仕美朝
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想和學派，肯定不是憑空出現的，春秋戰國時期似乎一下子出現的諸子百家，都代表著一定人群的利益和特點，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改造社會。儒家的形成也是一樣。中國文化從早期的巫史文化、祭祀文化發展到西周的禮樂文化，從原始宗教、自然宗教發展為倫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產生的深厚根基。
儒者的自我標準之一：與巫師區分，成為禮製的守衛者，以“道”出仕
為了確立學派的核心價值觀，孔子以後的儒家代表人物不斷對“儒”進行重新界定，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徵。
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使用的“儒”字是在《論語》中，孔子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這可以看成是孔子試圖區分他心目中的“儒”和一般所謂的儒，是關於“儒”的自我要求。按照李澤厚的說法，即儒家要與巫師相區隔。他說：
“巫術禮儀”在周初徹底分化，一方面，發展為巫、祝、卜、史的專業職官，其後逐漸流入民間，形成小傳統。後世則與道教合流，成為各種民間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應該說是主要方面，則是經由周公“製禮作樂”即理性化的體制建樹，將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質，制度化地保存延續下來，成為中國文化大傳統的核心，而不同於西方由巫術禮儀走向宗教和科學的分途。……孔子告誡當時儒者不要成為民間老百姓（小人）的巫師神漢，而要成為士大夫所應承擔 的“聖人”禮製的守衛者和傳承者。
說到儒，跟先秦時期的某一類人“士”分不開。按照《說文解字》和《白虎通義》解釋，士，就是能勝任事物，並“通古今，辨然否”。這類人要有辦事能力，能通古知今，判別事物的準確與否。春秋末年，原先的貴族不斷地下降為士，而一些低層的社會成員上升為士，導致社會上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群體。這個群體以擔任一定的職位為追求，但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學識或能力去獲得某個位置。
子夏說“學而優則仕”。孟子也說，士之出仕，就好比是農夫去種地，是天經地義的。不過，在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看來，是否出仕擔任一定的職位需要看外在環境，比如統治者是否賢明通達，否則，儒士就和那些雞鳴狗盜之徒沒什麽區別了。從孔子開始，儒家一直強調士和“道”之間的關聯。無論是在順達還是困境中，士必須以道作為準則。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說文解字》和《白虎通義》
儒家自我標準之二：成為君子，改變了將道德和社會地位綁定的聯繫
儒家所經常採用的另一個自我評價的標準是“君子”。成為君子，是儒家對自己的要求。前文所說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就是要用君子的標準來要求。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
君子的含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早的時候，“君子”指的是有德有位的人。但自孔子開始，試圖放寬德和位之間的聯繫，立足於從道德品行的角度來界定君子，成為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會角色的重要標誌。
儒家在肯定君子的時候，也設定了其對立面—“小人”。原意，君子本來是統治階層的人，而“小人”則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後來儒家基本上把這個對立轉換為道德上的對立。
儒家這一轉變意義巨大，有德有位的說法有將道德和地位綁定的作用，本來是說有道德的人才可以有權力，但有時候會轉變為一個人有權力，他就一定有道德；而儒家用君子和小人來說明一個人的道德高低，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必然成為道德價值之標準。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法家走紅時，荀子強調儒家須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分為俗儒、雅儒、大儒
如果說《論語》和《孟子》更多的是從人格理想來展開儒之為儒的內容的話，那麽《儒行》則更集中於儒者的行為準則的討論，可以被看作是先秦儒者自我定位的重要文本。
先秦時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中，對於儒家的特性有明確描述的還有荀子。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法家思想逐漸走紅的時期，因此，荀子強調儒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他在《儒效》篇中說“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就是從儒家對於政治秩序的效能這一角度來說的。在《非十二子》中，荀子甚至對同屬於儒家的“思孟學派”和子張、子夏、子遊等人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因為他們隻注重理論闡發和作表面文章，缺乏治國安邦的行動能力，他認為只有孔子和子貢才堪稱表率。
荀子為了強調理想的儒家形象，在《儒效》篇中把儒生分成不同的層次，即“俗儒”、“ 雅儒”和“大儒”。儒墨有大致相同的社會理想，但是儒重禮義而墨主平等，荀子認為俗儒因不知“別”而與墨子“無異”。這些人是拿儒家標榜自己進而作為謀生手段，因此，稱他們為“俗儒”。中間的層級是“雅儒”。諸侯們任用不同層級的儒則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效能：“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裡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家學派最重要的著作
孔子後儒學分化與孔子不求思想嚴密，因材施教，弟子各執理想密不可分
孔子死後，儒家開始了分化，同樣因為大量的學生遊走於各地，儒學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儒家的凝聚力是不容置疑的，否則難以形成如此廣大而複雜的學生群體。
而學派的產生必然會出現分化，首先是學派的創始人，本身並不試圖闡述一種絕對一致的嚴密的思想體系，甚至很多內容是模糊而存在著多義性的。其次是接受這一觀念的學生群體本身的多樣性，如孔子所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再次或許是時代的變化，學派需要面對新的社會環境，需要面對新的批評和挑戰，這樣，學派需要進行內在的轉化和提升，這些都決定了儒家學派處於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之中。
具體而言，孔子以六藝教人，首開私人授徒的風氣。在孔子看來，弟子不但要學有所成，更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精神氣質，即對於社會道義的承當要高於簡單的“謀食”和“乾祿”。
孔門弟子各懷理想投奔師門，旨趣不同，材質也大相徑庭，而孔子自己又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則，因此造就了孔門之多樣性。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根據秦漢時的文獻，分析孔子門人的專長說。按照孔子晚年自己對弟子的評價，就有四科之分，顯示出孔子對於自己弟子不同特長的肯定。比如“德行”科的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語”科的宰我、子貢；“文學”科有子遊和子夏。
孔門精神領袖的繼承人有顏回、子貢、有若等，為何均未能承衣缽？
但任何學派的發展，都需要一個精神領袖，孔子在世之時或許已經在關注學派的繼承者，而顏淵則是比較早被孔子所看重的。但因顏回早逝而落空，《論語》中記錄了孔子深層的痛苦。“顏淵死。子曰：‘ 噫！天喪予！天喪予！’” 按照朱熹的解釋，孔子意識到顏回的死對他理想的傳播所帶來的悲劇性後果。
在孔門弟子中，子貢大約是最具有治事能力的，因此也深得孔子的看重。孔子死後，主要的喪葬事宜也由子貢主理。而且當魯哀公發表誄文時，也由子貢站出來發言，批評魯哀公在孔子活著的時候不能用他，在死後說一些漂亮話，是“失禮”的舉動。但子貢的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戰。子夏、子張和子遊等人，以有若的形象酷似孔子為理由，要求大家像對待孔子那樣對待有若。
有若被看重，除外在的形象外，從《論語》中有子的話來看，其見解應該是深得孔子思想之精髓的。但遭到了曾子的反對，他明確地說：“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己。”更關鍵的是，有子難以回答弟子們的疑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執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雲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漠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這個故事可能象徵意義要大於事實的意義，也就是說，當孔子已然具有“魅力”性人格，成為一個學派的象徵意義的時候，任何弟子均無法真正獲得附著於孔子身上的那種神奇性，因而也難以成為維護學派之統一性的支柱，由此，學派之分化便成為事實。
孔門精神領袖的繼承人有子貢（左）、顏回（右）等
儒學分化後：曾子重孝道和倫理，子遊傳大同之學，子夏魏國傳經興國
孔子死後，儒家發生了分化，對此最著名的一種說法來自《韓非子》的《顯學》篇，八派之間的劃分有許多值得商量的地方，只是為了說明孔子之後儒門分化的概況。在七十子之學中，對儒家做出重要貢獻而必須提及的還有曾子、子夏、子張和子遊。
曾子作為孔門的晚期弟子，地位非常特殊，在《論語》中，曾子和有子擁有“子”的尊稱。《孟子》一書中有22 次提到曾子，可見他在孔門後學中的影響。比如他堅持“日三省吾身”，成為儒門修身法則之一。他堅決反對推舉有若作為孔門領袖的舉動說明他在孔門中有一定的發言權。特別是他注重從孝道和倫理方面闡發孔子遺說，尤其被後世統治者所看重。
子夏、子張和子遊雖然被《荀子》斥為賤儒，但是在《孟子》中，他們卻是“皆有聖人之一體”，也就是從某一方面發揮著孔子的思想。
康有為說子遊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於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雖然康有為的許多論證有微言大義的今文學色彩，但子遊受大同之學則是可得《禮記·禮運》為證，當孔子歎息三代之大道不行於世的時候，陪伴在孔子周圍的言偃便是子遊。由此我們可以相信，儒家關於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一定是由子遊或者其門人所闡發的。
子夏最大貢獻便是傳經，正是需要《論語》中論及的“篤信謹守”。子夏在孔子死後便離開魯國，在衛國短暫停留之後，受邀赴魏國西河傳經，名聲大噪，弟子眾多。梁啟超甚至認為，西河傳經“為以國力推行孔教之始”。東漢的學者徐防和南宋的洪邁均認為，六經雖刪定於孔子，但發明章句之功，當首推子夏。即使是爭議紛雜的《左傳》作者和早期的傳授系統，也被認為與子夏有密切關係。
但是，子夏雖博學卻缺乏創構宏大體系的能力，因此，在儒學面對楊墨尖銳挑戰的時候，最先做出系統回應的是思孟學派，並構造起影響深遠的儒學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觀念。
曾子（左）重孝道和倫理，子夏（右）魏國傳經興國
“思孟學派”曾遭考據家質疑，郭店竹簡增加了可信度，重點移向心性之學
在孔門後學中，子思的地位有一些複雜。原因不外於兩個：第一，他是孔子的孫子。第二，儒門傳統，親親而尊賢。思孟學派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存在一個“思孟學派”？一直受人關注。最初的根據應該是來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對他們的批評，按荀子的說法，思孟最大的問題在於倡導“五行”，但後世的文獻中並沒有找到“五行”的材料。
後來《史記》也認為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儘管如此，思孟學派被肯定和推崇，並被視為道統之傳人，則是要到唐以後，人們甚至構造出曾子、子思和孟子的師承譜系。
二程說：“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朱熹接受和發揮了二程的說法。思孟學派受推崇主要是理學將注意力集中到儒家的心性之學上，所以，更多照顧到思想的聯繫，在考據家的眼裡，思孟學派因文獻不足而難以坐實。
不過，1973年馬王堆帛書的出土，有一篇《五行》使龐樸猜測，荀子所指的思孟五行即是《五行》中所說的仁義禮智聖。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一批竹簡，經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釋文於1998年5月一經文物出版社公布，便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關注。郭店竹簡的內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經整理者編連後，屬於儒家的著作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及《語叢》之一、二、三等十四篇。主流的觀點認為，這裡面的一些篇章與子思學派關係密切，有人甚至認為是孔孟之間的聯繫紐帶。
——李念摘編自第一章《儒之為儒》中第一節《儒家學派的特點》、第二章《先秦儒學》第二節《七十子之學和儒家學派的分化、發展》，原文1.1萬字，標題另加。
【目錄】
【作者簡介】
乾春松,生於1965年，浙江紹興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道》編委，《國學新視野》編輯顧問，2015年10月起任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研究領域為儒家思想與典籍、近現代思想與人物、中國政治哲學，提倡“制度儒學”的研究進路，主要論著包括《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制度儒學》《儒學概論》等，並在《學術月刊》《哲學動態》《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2017年12月，乾春松做客第113-5期文匯講堂《國家治理中的傳統文化要素》
【編輯感言】
這本《儒學小史》封面設計有種內在的生命氣息，而乾春松試圖用平實的文字勾勒出儒學在2000年中的精神演變，有著形式與內容的融洽。摘取第一第二章節，是希望能還原到先秦產生的土壤中，感受儒學產生的社會需求、荀子等人的自我革新和批判、君子人格植根於文化中的影響。乾春松善於集學術和思想史上各家所長，行文中，能看到李澤厚、余英時、康有為等近當代學者的研究，也有儒學史上大家的論述。但重要的是，你會有大標題的答案，同時引發你去看完2000年變化史。（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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