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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三匝講荀子:儒法融混的尷尬

第七講:荀子:儒法融混的尷尬

這一講我們講荀子。

譚嗣同說:“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我也認為,中國在君主專製時代的意識形態不是孔孟儒學,而是荀學。或者說,人們口頭上尊崇的是孔孟,實際上落實的是荀學。為什麽這麽說?因為中國思想傳統是所謂的“儒表法裡”,而這一思想傳統正是荀子開啟的,他融混了儒法。

正因為荀子的思想呈現出至少兩個面相,所以後世自命為儒家的人物,要麽避談荀子,要麽批評他“大醇而小疵”。這又是為什麽呢?因為後世儒家主要繼承的是孔孟的道德理想主義遺產,但荀子卻不是道德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

荀子生活的時代稍晚於孟子,荀子死後二三十年,秦始皇就統一了中國。荀子的思想,是對孟子的反動,他曾經尖銳地批評孟子,甚至說孟子有“罪”。孔子開創的儒家傳統,既講複禮,又講成仁,孟子發揮了成仁的一面,也可以說是“內聖”的一面,荀子大力推進了禮製一面,也可以說是“外王”的一面。荀子思想最值得說的是兩個關鍵詞:一是禮法;二是天人兩分。

先來看禮法。

孔子不講人性善惡,他只是說,“性相近,習相遠”。孟子高揚性善,孟子的整個思想都建立在人性善這一預設之上。荀子卻主張性惡,荀子的整個思想也都建立在人性惡這一預設之上。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簡言之,荀子認為,人性是靠不住的,如果人由著自己的性子行事,天下必將大亂。

必須強調的是,荀子所說的“偽”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假”,而是“人為”的意思,不包含任何貶義。

既然人性靠不住,要止爭亂、定秩序,靠什麽呢?靠“立君上,明禮義”。所以荀子說:“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在孔孟那裡,禮製充滿了溫情,它是從人的內心感情出發的,但在荀子這裡,禮製完全是外在的、冷冰冰的,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只有聖人才能“化性起偽”,才能制定禮義,“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故先王案為之製禮義以分之”。

“聖人”、“先王”才能制定禮義,普通老百姓只有學習、遵行的身份,這裡的學習、遵行帶有很大的強製性。荀子甚至認為能否遵禮是人和禽獸的主要區別。孟子說,人和禽獸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人能行善,禽獸不能;荀子則說,人和禽獸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人能遵禮義,禽獸不能。故而《荀子》一書,首篇就是“勸學”。學什麽?“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根據“學”的程度不同,荀子又將人劃分為幾個貴賤不同的等級,在《荀子·性惡篇》裡,他將人分為“聖人”、“士君子”、“小人”、“役夫”四等,在《荀子·儒效篇》裡又將人分為“大儒”、“雅儒”、“俗人”、俗儒”四等,大體對應。我在以前一再講到,禮就是一套等級制度。荀子不僅不避諱,而且強調這套等級制度,他甚至將其等同於自然法,不言而喻,不可置疑,所謂“禮者,人道之極也。”

上面說“禮”能“止爭亂”,這是從消極方面說,從積極方面說,“禮”可以養民,“禮者養也。”荀子的施政方針是“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節用以禮”是指用禮來節製欲望。請注意,“節欲”和“去欲”、“寡欲”不同。老子提倡“去欲”,孟子提倡“寡欲”,而荀子恰恰反對這兩者,他說:“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意思是,談論治國之道而依靠去掉或減少人們欲望的,都不合格。

荀子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認為人的欲望是上天授予的,具有合法性。只要欲望“中理”,也就是遵守禮法、懂得節製,欲望多或欲望少都不影響國家的治理。荀子“裕民以政”的核心舉措是發展生產和流通,類似於今天我們說的加大供給側改革,目的就是使“欲不必窮於物,物不必屈於欲”,欲望和物質可以相持相長。

“裕民以政”是荀子“民貴”思想的一個表現,另一個表現是,雖然他主張等級製,但同時也主張階層流動。荀子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是“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無德不貴,無能不官”,“朝無幸位,民無幸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身行,能屬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簡單來說,你只要德才兼備,就應該掌握權力,你掌握了權力,就應該為老百姓辦事。從這個意義上說,荀子的禮製,不平等中又體現了規則上的平等。也可以說,荀子繼承了孔子以德致位的理想,開啟了秦漢以後布衣卿相之風。這一點,荀子比孟子的觀念進步得多,因為孟子雖然不反對平民上躋於貴族,但卻重“世祿”,主張“不得罪於巨室”。

正因為貴民,荀子提出了“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的觀點。他強調君主要為人民服務,這一點和孟子的觀點很相似,但二人的手段不同:孟子認為君主應該經常谘詢民眾的意見,不可專權;荀子則主張君主是教化天下的樞紐,他要規定人民的權利義務並監督之,如果沒有極大的權力,這項職責就很難實施,所以荀子極其尊君。荀子說:“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中略)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服從,以化順之。”“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如果不尊君,社會秩序就會崩潰,以致“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荀子如此尊君,已經離孔孟越來越遠,而非常接近法家了。在孔孟所主張的封建制度下,天下實際上由君主與諸侯、貴族共同治理的,無論是堯、舜、禹,還是周文王、周武王都沒有絕對的、專製的權利,而在荀子這裡,君主必須專權。可見說荀子的思想導向了專製,並不是汙蔑他。而他的學生中出了李斯、韓非兩個著名的法家人物,也絕不是因為偶然,而是荀子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荀子雖然重視“禮”,但這個“禮”已經不是孔子所推崇的周禮。同時,荀子也不斷提到“法”,這更是孔子回避的話題。

那麽,為什麽荀子不直接討論法,而要強調禮呢?因為“禮”和“法”都有廣狹二義:從狹義的角度論,“禮”是指禮儀,“法”是指法律條文;從廣義的角度論,它們都指的是政治、社會制度,所以這兩個概念本來就容易混淆。又因為“禮”是一個被人用得更廣的概念,所以荀子借用了它,然後用舊瓶裝了新酒。荀子的“禮”,實際上是禮法雜糅,而更偏重於法。

荀子強調“禮”這個概念而不直接用“法”來代替“禮”,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仍然把自己定位為儒家。他代表儒家批評墨子、惠施、莊子偏頗,認為只有儒家大中至正;他也強調修身、仁義、民貴、輕徭薄賦,比如,“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行一無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塗之人可以為禹”等等,在這些方面,他的觀點與孟子幾乎沒有兩樣。他反對戰爭的理由是:“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也。”在談到君臣關係時,他主張君臣分工、各司其職,上移下侵均為不可,臣子應該“從道不從君”;在談到昏君亂命時,他也主張革命,所謂“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

但即便有這麽多相似,荀子也不能算是純粹的儒家了。為什麽荀子與孔孟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還是因為時代變了。荀子看到,戰國時代必然終結,而專製一統時代必然來臨,他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選擇了承認專製,並為專製時代立法。因為荀子事實上重法,所以他是法家,因為他又捨不得拋棄仁義,所以他又是儒家。

正是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荀子極力反對神秘主義,一改孔孟對於“天”、“鬼神”的曖昧態度,提出了“天人之分”觀點。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非天也。”等等,意思就是說,天象變化、自然災異與社會治亂沒有關係,對於奇特的自然現象,可以感到奇怪,但畏懼就不對了。在此基礎上,荀子又提出了人定勝天、“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要知道,荀子所處的時代,正是鄒衍等陰陽家非常活躍,五德天運說甚囂塵上的時代,他能提出非命無神的學說,相當不易。

“天”在中國思想家這裡,是一個含混的概念,如果細分,至少可以分為“自然之天”和“主宰之天”兩種意思。荀子所主張的人定勝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主要指的是自然之天。但同時必須提到的是,他又主張天人合一,人應該順天,所謂“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我認為,他在後面所說的天,主要是主宰之天。

李澤厚先生認為,荀子實現了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的統一,這是由於荀子身處農業時代,要發展農業,就既要與天爭,也要順天。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評價荀子?

錢穆先生認為,荀子是一個“傲慢的智識主義者”,“偏智不仁”,重智忽情。這自然是對的,但我認為還沒抓住問題的本質。在我看來,荀子的根本問題,在於蔑視老百姓的智慧,因此他理想中的那一套禮法制度,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這套制度對老百姓而言完全是外在的、強製性的,因此是缺乏合法性的,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發自內心的認同。一套制度,如果是人民做主制定的,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就容易贏得人民自動自發的遵循;反之,一套沒有民意基礎、純粹強製性的制度,即便出發點再好,人民為什麽要遵循呢?

我們先來看荀子的人性惡預設。荀子把人性惡說得太極端了,如果人性都是惡,善都是人為的結果,那麽改造天性何以可能?禽獸為什麽不能改造天性?荀子認為這是由於人心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顯然,這裡的“知”就是理智,那麽,通過理智所知道的是仁義是非還是利害得失?荀子認為是“道”?也就是仁義是非。既然人性本惡,人何以能知“道”呢?荀子說,因為人有心,“心何以知?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製割大理而宇宙裡矣”。這就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簡直等於是睜眼說瞎話了。所以,按荀子的邏輯,人通過理智,能知道的,只能是利害得失,人之所以要遵禮法,主要是因為不遵禮法對自己有害。

我在前面講孟子的時候曾經說,荀子的人性惡預設本身是有積極性的,它本來可以導向對政治權力的規製、約束,這正是西方現代政製的起點。但戲劇性的是,荀子美化了君主,本來聖人及其道統應該構成對現實君主的約束,但荀子把“先王”和“聖人”相提並論,既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又說“故先王案之為製禮義以分之”,“聖人”和“先王”在禮法之上。荀子又將“後王”作為“先王”禮法的繼承者和事實上的執行者,所以他雖然嘴上也說“先王”如何如何,但事實上更強調“後王”的權威,這樣,“聖人”、“先王”及其制定的禮法就變得只有工具性意義,他主張的金字塔式的等級製就必然導致“後王”也即是君主的專製。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類社會,依照自然的發展規律,必然會形成形形色色的各種等級。但人類之所以是人類,在於人類可以矯正自然發展導致的叢林狀態,可以修補這種不自由、不平等。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從最巨集闊的視角觀察,可以發現,人類社會越往後發展越自由,也越平等。作為一種政治思想,是論證既有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合法性,還是試圖矯正,就成為判斷其進步與否的標尺。如果說孔孟所主張的封建制還試圖矯正的話,荀子所主張的君主專製就是在論證這種不自由、不平等的合法性。如果說封建等級製的頂層還不是一個箭頭的話,專製等級製就將它削尖成了箭頭。從這個角度說,不論荀子歸屬儒家還是法家,他都應該為中國此後兩千多年的專製統治承擔一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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