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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春天》的水客少女,是香港最邊緣的人

“單非”少女佩佩是一個住在深圳卻在香港上學的中學生。她希望聖誕節跟閨蜜去日本看雪。機緣巧合下她認識了做水客的阿豪,為了賺旅費,她也加入其中,“過春天”是他們成功過關的暗號。

但佩佩的冒險沒逃脫法律的製裁,“過春天”成為她永遠不能再做的事情。

這部《過春天》是導演白雪的處女作,雖然在業內收獲了頗高的評價,但票房不盡如人意,只有廣東的朋友會稍微關注。然而即便離電影情節發生地很近,也不是所有廣東人都知道“單非”是什麽身份。

“單非”和“雙非”都是指兒童的身份。大約從20多年前開始,有內地孕婦在香港生孩子。如果孩子的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那孩子的身份就是“雙非”。

與“雙非”相對,孩子的父母如果有一個人是香港居民,那孩子的身份就是“單非”。實際上“單非”的歷史更長,其中還夾雜了某些香港人不能明說的黑歷史。如果說“雙非”還能從香港醫院接待量上做個估算的話,“單非”甚至無法估算。

這些拿著香港身份的孩子,大多數都沒在香港成長。他們在學齡期會出現分化,一部分會選擇去香港上學,成為跨境學童。在深圳福田口岸,每天早上都會有許多小朋友在保姆陪伴下排隊過關。

跨境學童面對的困難除了語言和學習內容,還有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深圳和香港之間不只有文化上的差異:到底車輛是靠左還是靠右,到底是用簡體字還是用繁體字,平時用谷歌還是百度。

《過春天》裡有個細節:女主角忐忑地過了關,突然有人拍了她肩膀,女主角回頭看發現是她媽媽的朋友,帶著兒子跟她打招呼。小男孩也是跨境學童,說的卻是國語。

而電影簡介裡說,女主角的城市“既是香港,也是深圳”。單看這個描述,感覺女主角似乎如魚得水,可實際上在兩個環境中搖擺,如果無法適應,就會格格不入。

即便如此,還是有家長不斷在努力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跨境學童。一方面,很多家長不認為城市認同感有什麽作用。

另一方面,時至今日在很多大陸人心中,成為香港人仍然是一個很誘人的選擇。如果自己不能成為香港人,那也要想盡辦法讓孩子成為香港人。

一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選擇用風險更小的方法成為香港人。香港從2003年就開始推行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可是如果想通過這個途徑,申請人不僅需要有良好教育背景,還要保證職位確實空缺,還需要保證工作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任,最後還需要薪酬福利達到標準。

即便條件如此苛刻,2018年還是有15257位內地人最終拿到了許可。他們大多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從數量上說,他們在740萬香港人面前是邊緣人。工作上他們不但要面臨和香港本地人的競爭,還要保證自己不能被炒。

受過高等教育的內地人雖然很難成為香港人,但總算有路。而想去香港奮鬥的窮人,卻再也沒有機會了。80年代以前還有機會,那時如果偷渡到香港,一天就有比對岸寶安縣農民多100倍的收入。

那是對窮人最好的時代,而且從二次大戰結束後就開始不斷有窮人來到香港,所以逃港的人能逐漸適應香港,他們還不算是邊緣人。可是之後,從大陸去香港的人越來越少,大陸窮人無法成為香港人。

80年代後,再沒有什麽輕易獲取香港身份的方式。一般人就只有寄托下一代能成為香港人,所謂“黑歷史”大部分就是這一時期的事情。

二十年多前,深圳連接香港的口岸還沒今天這麽多。幾個口岸旁邊的城中村,都被人稱為“二奶村”或者香港人聚集地。那個時代即便是香港的貨車司機(黑歷史主力人群),也比深圳人多賺六七倍。

《過春天》裡,女主角的父親,正是一名港口司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來這些城中村逐漸擺脫“二奶村”的壞名聲,靠的不是別的,正是深圳房價。隨著房價上升,香港人發現,即便在深圳買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逐漸地,“二奶”這個詞也慢慢少見,成為了歷史。

今天我們能看到《過春天》這樣的片子,其實非常幸運,因為這部電影記述了一個非常短的歷史時期。戲裡的二奶、“單非”都是邊緣人裡的邊緣人。而無論二奶、“單非”還是水客,他們都可能會慢慢絕跡。

深圳的口岸已經開始用人臉識別來抓水客,水客的生意也逐漸會被合法的跨境商業取代。香港人不再會來深圳找二奶,沒了二奶也就沒了“單非”。

而“單非”是所有人裡最無辜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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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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