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澤奇：數字社會互聯網應用與中國社會二十年

2019年1月11日，騰訊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科技向善論壇在台灣時間博物館召開。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在會上做了題為《數字社會?互聯網應用與中國社會二十年》的演講。他表示，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互聯網在形式、內容、關係上的發展是指數式的。由互聯網呈現的社會關係，則從由平台主導，演化為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共建、共治、與共享。在數字社會，我們需要刷新共識、互信與社會規則，以技術精英的自律促進人際的互信，實現社會福利總水準的最大化。

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叫邱澤奇，北京大學的一枚教書匠。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互聯網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內容上，表現在從設施設備的更新到應用的社會化普及。曾經，一部撥號電話是一個家庭的奢侈品。在城市，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就只能裝一部電話，甚至還要不吃不喝。可如今，智能手機不僅成為了城鄉居民隨手的物件，每兩三年要換一部，手機的應用也在日益地滿足著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的需求，成為了他們的必需。

互聯網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到從機構互聯網到社會互聯網的發展，甚至個體互聯網的發展。中國最早出現的是門戶網站。影片短片中提到的1998年，是中國門戶網站上線的年份。那時候，門戶網站是機構的形象和象徵，不僅互聯網公司，新浪、搜狐、百度、騰訊有門戶網站；政府機構、公司機構，如果沒有一個門戶網站，都不好意思說出口。沒有門戶網站，都算不上是一個正經的正統的機構。

可如今，“門戶”的概念基本上已經消失，一些堅守“門戶”概念的網站也消失了。活下來的網站，也都轉型為服務入口，一個與社會銜接的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入口不只是機構有，個人也有。我們在微信上開設一個公眾號，就在微信建立了一個與社會之間的接口。在微博上開設一個微博號，就在微博上建立了一個與社會的接口。在淘寶上開設一個交易帳號，就建立了進行經濟交易的接口。

不僅如此，隨著傳感器應用的普及，萬物正在走向互聯，我們每一個人所思、所想、所行、所動，都已經是互聯網世界都一部分，整個社會，正在形成一張覆蓋每一個社會行動者的社會互聯網。

由互聯網呈現的社會關係，則從由平台主導，演化為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共建、共治、與共享。

曾經，互聯網是平台主導的網絡服務，網易提供郵箱服務，新浪提供新聞服務，搜狐提供娛樂服務，騰訊提供社交服務，阿里提供交易服務；在經過多次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交鋒之後，如騰訊的3Q大戰、阿里的圍堵風波，百度的不知道什麽事件，慢慢地，平台也發現了，平台的發展不能我行我素，平台的發展不得不有賴於眾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建設、治理，都需要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唯如此，平台才能夠活下來，才能真正發展，才能蓬勃發展起來。

在實踐的教訓中，生態，這樣一個在生物學的常識性概念，悄然地變成了互聯網行業的新寵，成為了大家都要討論的一個概念。平台終於認識到，社會也終於體會到，在一個生態體系中，在一個生態鏈中，任何一條鏈條的斷裂，都有可能導致整個生態體系的崩潰。

於是，互聯網生態，開始成為我們行業的共識、社會的共識。正是這個共識，讓我們享受了眾多由互聯網帶來的福利。

在二十年的發展中，互聯網在形式、內容、關係上的這些發展，並非是線性的，而是指數式的。其中的轉折點就發生在移動終端的社會化應用之時。

這裡有兩組數據，一組來自於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一組來自於工信部。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的數據表示，2013年，中國手機上網用戶的數量就已經佔到了上網總用戶數的80%。

工信部的數據讓我們看到，在2010—2011年之間，手機上網用戶數存在一個量級的躍遷。這個躍遷，正是中國互聯網應用的轉折點。

與此同時，真正標誌著轉折點來臨的是微信的上線。微信，是今天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個應用，是每一個用戶必需的應用，可在2011年，卻是一個新生事物。

從移動社交開始，人們逐步開始把互聯網的應用從桌面電腦搬到手機上，互聯網的個體化格局也從此開始，逐步形成。

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個體應用的發展，我們看，人類積累的數據量也在呈指數曲線的增長。2011年可以被稱之為移動互聯網的元年，那個時候，人類生產的數據量只有幾個ZB，可是今天，我們看到已經超過了30ZB。

據IDC的預估，到2025年，人天每天生產的數據量將達到175ZB。如果以50億用戶計算，這意味著，每一位用戶將生產超過220GB的數據。這也難怪，最初，大家用直板手機就已經很快樂了，可如今，用智能手機，16GB不夠、64GB不夠、128GB才剛剛夠。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看到智能手機的容量在不斷地增大，蘋果最新款的手機，容量已經達到了512GB。

這些在器物層面、行為層面、應用層面的變化，反映到社會層面，那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我們每一個人，從懂事開始，都希望擁有一個自己的世界。其實，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近萬年歷史中，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曾希望擁有一個自己的世界。遺憾的是，我們都不曾實踐過，擁有過，一個人，自己擁有的世界。

在移動互聯網普遍應用之前，家庭始終是我們的起點和歸宿。在移動互聯網普遍應用之前，家庭還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因此也被稱之為家庭社會。

有一句歌詞唱的好，叫“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到春節，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頓團圓飯，那，還是一個家，是我們心心念念的家，一個讓人有歸屬感的家。

可現在倒好，同樣是“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待到春節，說，一家人坐下來了，坐到了一個桌子上，吃一頓團圓飯吧。人倒是齊了，也都坐到了飯桌前，心卻在自己的手機裡。一屏一世界，一屏一知己。坐在團圓飯桌前的，在血緣上是一個家，在形式上還是一個家，怎麽著，卻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每個人的社會已經取代了家庭的社會。

鄉村集市曾經是人們交換貨物的場所，不僅在中國，在世界各地，整個人類社會都如此。直到今天，在中國一些偏遠的農村，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各種類型的“集”。

既有的研究顯示，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集市都有一個通用的規律，那就是不同的村莊輪著來，今天在張集，明天在李集，同一個地方輪集的間隔通常為3-5天，為什麽會這樣呢？可是怎麽輪？

很簡單，一個人用腳步能夠一天走一個來回的距離就是集市的範圍。如果不是一個人一天能走一個來回的範圍，就會附帶出一些新的成本，這個集市就變成了人們負擔，就沒有了意義。如此，集市輪替的規律也就此出現了。這是自然形成的規律。

這就是家鄉。家鄉不只是是生你養你的那個小村莊，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天能夠走一個來回的地方，一個一天能夠走一個來回的生活範圍。

我們對家鄉親，是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讓我們生活在安穩之中，持之以恆。因此，曾經的社會，也可以被稱之為家鄉社會。

可如今，我們不步行了，手指在螢幕上一點一劃，可以指向千里之外、萬裡之遙。從日常生活之需到個性生活之要，幾乎什麽東西，都可以在互聯網平台提供的服務中找到、獲得。而所有這些服務又都以數字的形式留存和存儲。我們的手指每一次劃動，都意味著一個行動留下了痕跡，都意味著互聯網在記錄你的行為，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從家庭社會到個體社會，從家鄉社會到平台社會的發展，正在匯聚的一個現象是：一家人多種社會生活。住在一個屋簷下，每個家庭成員，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生活。我們一起來看一個影片。

是的，在生物學的意義上，視屏中的她們，仍然是一對母女，是一家人。可在社會意義上，她們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了，她們生活在不同的社會之中。

互聯網不僅帶來社會的變革，社會也給它的變革出了不少難題，製造了不少障礙。

一個至今還在發展中、迭代中的例子，那就是網約車之難。

網約車的困難不在於組織車輛難，也不在於組織司機難，更不在於運營系統難。平台之利在於通過連接形成規模優勢、範圍優勢、差異化需求與滿足的優勢，進而形成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提高社會福利的總水準。

可如今，原本應該帶來社會福利提升的網約車卻被陷在了屬地治理的羅生門之中。平台企業的負責人逢人便說，我是中國的平台企業，在中國法律管轄的範圍，都應該準許我運營呀。可是地方卻說，地方的交通安全歸我管，平台企業必須在地方設立分公司。

我們可以想一下，要求一家平台企業在一個地級市設立分公司，這跟在當地建立一家計程車企業有什麽差別？平台又能發揮什麽優勢？

一旦平台跨出了主權國家的範圍，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我們知道，移動支付原本是便利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綠色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減少信用卡的印製，也可以減少鈔票的印製，從而能夠有效地保護環境和綠色發展，也便於資金流動的監管。甚至，也不會影響主權國家之間的貨幣匯兌機制。

可是，我們的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在國際化的進程中，卻遭遇到了重重阻力。移動支付，只是跨出國門遭遇阻力的一個例子而已，類似的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

而這一切又都源自於互聯網的本質——連接。

互聯網在形式上是人際之間的互聯，可是發展到現在，我們知道正在邁向萬物之間的連通、高度互聯。形成的一個後果便是，萬物，變成了網絡中一個節點。表達節點之間關係屬性的不只是有連接的邊，更重要的是邊的屬性，我稱之為關係的數字化，各種關係、最終是社會關係的數字化。

假如你在某某銀行開設了一個帳戶，意味著你與某個銀行建立了一條邊。其實，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銀行之間的帳戶關係到底是什麽，有著怎麽樣的特徵。

連接、高度互聯帶來的本質變化是社會關係的數字化。譬如，你是某某銀行的優質客戶。是否優質，那是用數字寫就的。這就意味著，任意數字關係的斷裂，都會危及到系統的安全，也因此，社會正在變得脆弱，非常脆弱，前所未有的脆弱。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在乘坐公共交通時，我們曾經常見的情境是：一手交錢一手買票，拿錢買票。如果在人多擁擠的車上，手中票丟了怎麽辦？找人證明一下，也就可以了，眼見為實。因為，現實中，我們知道有效的關係是司乘之間的雙邊關係。

如今可，不一樣了，我們不僅無法讓車上的人眼見你真的買了票或你沒有買票，因為沒有人會不看自己的手機，一直拿眼睛盯著刷卡機；而且，一張公交卡的背後，至少有幾十個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而且都是數字的。任意一個數字關係的斷裂，都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社會後果。

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便利，給我們帶來了機會，也給我們帶來了數字紅利。的確，又給我們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痛楚。

在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之後，在互聯網與現實世界之間，一些現象已經凸顯出來，譬如規則衝突與規則缺失並存，約束失靈與約束需要並存。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想象，踩一腳刹車調一個頭，回到過去，回到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我相信，沒有人會答應。由互聯網連接的、人與萬物高度互聯的社會，就像是歷史的車輪，已經不可逆轉。回到過去，已經沒有可能了。我們能夠做的是，適應數字社會的發展，就像我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不斷地運用規則來保障城市化的進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我們不斷地建立規則來促進工業化的發展一樣，建立數字社會發展的新規則、新機制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需要、歷史的必然。

作為起點，我們亟待做的就是刷新，刷新我們的觀念，對世界的觀念，對社會的觀念，甚至基本價值觀。

刷新我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形成我們對數字社會的共識。充分地認識到，互聯網社會是一個社會的生態系統，大家的命運已然連接到了一起，不一定比過去好多少，但是，如果大家不連在一起，一定只會更差。

在共識的基礎上，我們還要刷新我們的互信。傳統上，互信來自於長期的相互了解。在一個高度互聯發社會，數字社會，我們不可能有機會建立長期了解的機制，因此，傳統的信任機制一定不適合於數字社會。我們需要尋找新的信任機制。

最重要的是刷新社會的規則，數字社會的規則。如果沒有規則，社會永遠是混亂的，數字社會是不適應於混亂，混亂將把數字社會帶回人類叢林、愚昧時代。那，對於社會的弱勢群體而言，將是一個煉獄。

如何刷新？

我們首先要理解，人類社會的秩序總是建立在規則共識基礎的。沒有共識的規則，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會關係。我們知道，傳統的社會是建立在精英共識基礎之上的，即使那個時候有大眾參與，也並非是直接的參與。可是數字社會，是一個高度的、萬物互聯的社會，是一個用數字締結的社會關係體系，也就是說，數字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社會。它與傳統社會最大的區別在於，它能夠運用數字這樣一個戰略資源，達成許多傳統社會不能達成的目標，做許多傳統社會不能做的事情。

因此，也是一個特別不適合於用傳統的屬地治理模式進行規製的社會。

萬物互聯中的連接，就已經意味著參與。如果此時還要堅持精英共識，不僅不利於社會秩序的維護和發展，反而可能會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重視大眾共識，重視參與者的主體性，努力構建大眾共識的機制，可能是數字社會建構秩序最重要的選擇之一。

如何刷新？

參與也是責任。一個多方建設的規則，需要多方共同遵守和執行，構建一個共識規則之下的治理機制，是數字社會刷新的又一個重要使命和重要任務。

在精英共識的年代，社會的治理機制可以被稱之為權威管制，社會通過授權給一部分人的方式，形成了讓某些機構獲得權威，行使公共權利的可能。數字社會的現實是，公共權利將永遠只是公共空間權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為它不可能覆蓋所有的、用數字關係締結的社會關係。在共建規則的基礎之上，保障社會秩序的基石或許將有改變。

其中包括，參與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也是治理。在一個高度互聯的社會，連接就是參與。讓每一位參與者履行責任，參與治理，或許是構建新的、數字社會治理機制的選擇之一、思路之一。

如何刷新？

規則共建、治理協同，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形成的成果，也一定要有一個新的分配機制。

假設我們接受世界銀行的概念，把由數字社會帶來的超級收益稱之為“數字紅利”。

那麽，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我們知道這些紅利促成了獨角獸的成長。可如今，我們也知道，全球市值排在前10的公司，依然主要是互聯網公司。

不過，形勢已經在發生改變。這些互聯網公司，現在是否是真的獨角獸，需要重新審視。如果我們說數字社會真的是一個社會生態，那麽，過往的自然生態，其實，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鑒，那就是：獨角獸只會帶來生態的退化。

生態退化，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樂見的事情，包括獨角獸自己。如何能夠促進生態繁榮，是我們必須考量的事情。我們必須刷新數字紅利的分配方式。一種可能的選擇是，構建一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從獨角獸專享，邁向真正的生態繁榮。

其實，在技術能力遠遠超越社會規則約束的情況下，技術精英們還有兩種選擇。

第一，選擇任性。今天我們見到的大多數互聯網之惡都是技術精英們任性的後果，把交通工具設定為曖昧社交的場所，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把網約車做成了計程車。這兩種後果都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也是大多數技術精英們不願意見到的。

第二，選擇自律。凡是真正為人類社會謀福祉的技術，背後都肩負著對人類未來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技術如此，剛剛過去的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如此，科學家們之所以對賀建奎的行為千夫所指，其實，針對的並不是賀建奎本人，針對的是對人類倫理底線的抵觸和違背行為。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邁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曾經說過，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們應該像早期的生化武器、核武器領域的專家們一樣，承擔重要的社會責任，進行自律。他甚至倡導，要讓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們簽署一份自律協定書，那就是，讓技術為整個人類服務，而不是滿足極少數人的私利。

因此，在既有規則約束不到的地方，數字社會，亟待刷新的還有人類的自律精神。因為，自律是邁向他律的起點，也是保持人類文明的又一基石。

而讓自律獲得鼓勵的社會機制就是互信。過去的二十年，我們的信任機制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曾經，機構互信是最主要的形式，公章是信任的重要信物。可是，在社會關係已經數字化的今天，公章已經無法覆蓋所有的社會關係。那，怎麽辦？新的互信機制亟待刷新，這就是人際互信。在一個充滿陌生人的世界，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如何實現互信？看起來是技術問題，實際上，卻是社會機制問題。從權威機構之間的互信到人際之間的互信，是我們不得不做的選擇。

最後，我們期待技術精英們的自律可以促進人際的互信。

在自律與互信的基礎之上，讓中國的互聯網成功地度過從少年到青年的成年之痛，共建適應數字社會的社會規則，共同治理數字社會，實現中國數字社會的生態繁榮，實現數字紅利的普惠，進而實現社會福利總水準的最大化。

也許，這就是科技最大的善，我的分享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我好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