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數字社會秩序，我們需要怎樣的共識？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網 程海瑞/文互聯網不僅帶來了社會的變革，也給社會治理出了不少難題。與網約車相關的社會治理，或許就是個典型案例。

2018年，互聯網出了特別多問題——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包括監管的、用戶的還有產品本身的。

1月11日，主題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屆科技向善年度論壇在北京舉辦。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郭凱天在發言中表示，對中國互聯網企業來說，2018年不是一個年份，而是一種狀態——是巨大變革來臨前，面臨各種矛盾和衝突。要去想辦法克服、要去想辦法克服、要去解決，要去集結各方的智慧，要去請所有的朋友、專家和全社會來努力解決的。

互聯網與社會治理

這種矛盾和衝突，或許在網約車領域體現得最為明顯。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邱澤奇舉例說，網約車在司機、車輛、運營和維護領域，可以通過連接，形成規模優勢、範圍優勢、差異化需求與滿足的優勢，進而形成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可如今，網約車卻被陷在了屬地治理的羅生門之中，網約車平台認為，平台具有跨越地域的天然屬性，在中國任何一地，都可以運營。可是地方卻說，地方的交通安全歸我管，你必須在我這裡設立分公司。

要求一家平台企業在每一個地級市設立分公司，這和計程車企業有什麽差別？平台的優勢還如何體現？

邱澤奇認為，中國社會的數字化是互聯網發展二十年給中國帶來的最大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互聯網發展也從主要是一個“技術事件”進化為更多是一個“社會轉型”，由此導致中國社會從家庭社會邁向個體社會，從家鄉親情社會更新為與數字為伍的平台社會。

那麽，中國向數字化和平台社會的轉型，必然帶來新的社會治理的挑戰。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隨著萬物高度互聯和網絡化，以及社會行動與實踐數字關係化，社會的脆弱性也空前凸顯。

這就需要刷新我們關於社會運行、社會秩序和社會治理的認知，順應中國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和平台化，盡快實現社會規則的建立從精英共識邁向大眾共識，社會秩序的建立從權威管制邁向多主體共治，社會福利的供給從依賴獨角獸到邁向生態繁榮，進而建立一個人們充分互信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數字社會。

找新的信任機制。最重要的是刷新我們的規則，如果沒有規則，我們的社會永遠是混亂的，數字社會是不適應於混亂的。

怎麽樣去刷新？

人類社會的秩序總是建立在共識的基礎上，沒有共識的規則，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會關係。而數字社會是一個高度的萬物互聯的社會，它與傳統社會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能夠運用數字資源，達成傳統社會所不能達成的目標。

因此，傳統的屬地治理模式來進行規製。

數字化社會的陣痛

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便利，給我們帶來了機會，也給我們帶來了數字紅利。但的確也給我們帶來了許許多多的痛楚。在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之後，在互聯網與現實世界之間規則衝突與規則缺失並存，約束失明與約束需要並存。

如今，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正承受著“青春期的煩惱”，互聯網世界湧現越來越多的旋渦、暗流乃至險灘：用戶隱私、數字鴻溝、網絡沉迷、資訊過載、注意力碎片化、由頭部效應導致的平台壟斷等等。

換言之，資訊科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正在凸顯，資訊科技產業需要一場倫理革命，科技也面臨如何糾偏，如何向善的挑戰。

例如，一個迫切解決的難題，就是數字經濟征稅邏輯的重塑。

2018年10月29日，財政部在官網發布2018年會計資訊品質檢查公告顯示，互聯網行業呈現輕資產運營、股權與債權投資相互交織、管理架構與法人實體分離、業務運營無疆域限制等突出特點，部分企業跨境轉移利潤、逃避繳納稅收等問題比較突出。

不僅是電商平台、網紅直播平台，一些大型互聯網企業、遊戲行業、在線教育、微商等均存在稅收流失、難以被監管等問題。

以上問題，給中國現行征管體制、模式、機制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壓力。目前，常見的數字經濟商業模式主要包括：電子商務、各類應用軟體商店、在線廣告、雲計算、極速貿易、參與式網絡平台、在線支付服務等。移動支付原本是便利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綠色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減少信用卡的印製，也可以減少鈔票的印製，從而能夠有效地保護環境和綠色發展，也便於資金流動的監管，甚至也不會影響主權國家之間的貨幣匯兌機制。可是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在國際化的進程中，卻遭遇到了重重阻力。

因此，建立數字社會發展的新規則、新機制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需要。

規則共建、治理協同

“作為起點，我們亟待做的就是刷新，刷新我們的觀念以及價值觀。”邱澤奇說。

騰訊研究院院長司曉認為，回溯最近一百年發現，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引發全新的人與資訊互動方式、甚至工作生活方式的變革，在巨變過程中，總是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電視普及時，人們擔心娛樂致死；PC互聯網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海量資訊；移動互聯網時代，引發了人們對手機過度依賴的恐慌。

互聯網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卻無法踩一腳刹車，退回去。我們能做的，就是適應數字社會的發展，就像我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不斷地運用規則來保障城市化的進程。

騰訊研究院資深專家王融表示，要想實現數據治理的多贏，必須充分考慮在數據生產和使用及保護方面不同利益的視角，是如何彼此關聯和相互影響的：個體一方面想充分實現網絡便利化，一方面想享有隱私保護，行業從業者更多是從技術、商業創新、平台數據開放和數據競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國家則要兼顧數字經濟競爭力和跨境數據流動安全。

大量研究證明，不論是加強數據保護、抑或是放鬆保護，促進數據共享，都會對個人、以及整體社會帶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如何平衡好積極消極影響，並沒有一刀切解決方案，而是需要結合具體場景，更為精細科學地考量政策。因此他建議恰當平衡各方因素，更為精細科學地設計政策，讓監管乾預、技術路徑、市場經濟動機等因素充分卷入，並能夠有效互動，才能夠更好的實現數據治理目標。

這使得新的互信機制亟待刷新，即人際互信。需要刷新我們關於社會運行、社會秩序和社會治理的認知，順應中國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和平台化，盡快實現社會規則的建立從精英共識邁向大眾共識。

邱澤奇最後說，數字社會秩序的建立，應該從權威管制邁向多主體共治，進而建立一個人們充分互信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數字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