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家王輝斌：樂府題解與四本的關係

內容摘要：樂府題解是“題解類批評”最重要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樂府詩批評方式。與樂府題解始終相伴而行的是“四本”。“四本”是指存在於舊題樂府（古樂府）中的“本事”、“本題”、“本文”、“本義”，前三者均是為“本義”服務的，“本事”則為弄清楚一首樂府詩題旨的關鍵所在，故而，大凡從事“題解類批評”者，都在探討“本事”上下功夫。但從總的方面言，“四本”是各有其功能而又各具特點的。

關鍵詞：舊題樂府 樂府題解 四本特點

樂府詩雖然是詩歌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但從樂府詩批評的角度言，其卻是與詩歌批評有著許多之不同的，比如，關於是否可以配樂傳唱的問題，即為其一。又如，對樂府詩題（此主要指舊題樂府，下同，不另注）“本事”的勾勒與箋釋，甚至是考證等，則更是詩歌批評之所無。凡此等等，所表明的是樂府詩批評自有其規律與特點的，若不諳此，或者將樂府詩批評等同於詩歌批評，就有可能鬧出許多笑話來，更有甚者，則是對時人與後人之誤導。所以，從事樂府詩批評，是大不可以詩歌批評的方式、方法進行的。

在《中國樂府詩批評史》一書中，我曾根據歷代樂府詩批評的特點，將三千年的樂府詩批評分為六種類型，即“整理類批評”、“選擇類批評”、“題解類批評”、“品第類批評”、“專論類批評”、“注釋類批評”，並對每一種批評類型的概念或者定義在有關章節中進行了界說。僅從這些名目即可知，樂府詩批評的類型也是很有特點的，如“題解類批評”中的“四本”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什麽是“四本”？“題解類批評”與“四本”的關係又是如何？“四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又是如何？而所有這些，卻構成了一個從無研究者涉及的文學問題，本節即重在對此進行考察與討論。

1、樂府題解與本事

樂府詩批評最常用的方式、方法之一，就是“題解類批評”。“題解類批評”是指以“題解”為主要批評對象的一種類型，其重點是對樂府詩題的箋釋，其中，對“本事”的勾勒與對所涉“人”或“事”的背景交代，則又為其主要者。“本事”，又稱“故事”、“故實”，是“題解類批評”中的“四本”之一（另外“三本”分別為“本題”、“本文”與“本義”），其既有指事之逸者，亦有指事之真、之虛者，而探其原委與始末，即為“題解類批評”表現在“本事”方面最核心的內容。一般而言，樂府詩中的“本事”，雖然“虛”、“實”均有，但以“真事”、“實事”為主，“虛事”則次之。所謂“虛事”，亦即“幻事”之謂，主要與神話傳說相關聯，也有出自小說家之言者，雖甚荒誕，但題解者卻多在“窮其原”上下功夫。如《樂府詩集》卷十六有《上陵》一詩，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之一，郭茂倩所撰題解在引智匠《古今樂錄》、范曄《後漢書·禮儀志》之後，乃雲：“按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畢曲同否？”其中的“言神仙事”雲雲，即屬“虛事”之列。又如《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神人暢》題解引謝希逸《琴論》有雲：“《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製此弄也。”《神人暢》是否為“堯帝所作”，這裡不作討論，但謝希逸《琴論》之“堯彈琴感神人現”者，則顯屬“虛事”。

而“真事”、“實事”，乃為樂府詩“本事”之最重要者。以蔡邕《琴操》為例，便可對此有所認識與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續修四庫全書》本《琴操》，凡上下二卷，共收錄“前樂府”四十七篇（首），其中為：（1）有詩題、題解、琴辭（即樂府詩本文）者二十四篇；（2）有詩題、題解者二十篇；（3）有詩題而無題解、琴辭者三篇.在此四十四篇題解中，所涉之“本事”皆屬“真事”、“實事”，即皆可在左丘明《左傳》、司馬遷《史記》等史籍中找到出處。而且，有的題解之篇幅還相當大，因而所涉內容也甚為豐富，如上卷《履霜操》的題解即屬如此。其題解全文為：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

全篇題解凡二〇余字，既交代了《履霜操》的作者，又將尹吉甫之子尹伯奇的遭遇一一道來，故事較為完整，且不乏戲劇性情節，儼然一篇質量上乘的人物傳記。而更為重要的是，尹吉甫、尹伯奇作為周宣王時期的兩位“本事”人物，在相關著述中均有記載，可確證其所言事乃“真事”、“實事”之屬。又如《別鶴操》所言陵牧子之“事”，崔豹《古今注》卷中、徐堅《初學記》卷十六之所載，則可與之互為印證，表明其亦為“真事”、“實事”之屬。其他如《拘幽操》之周文王、《周太伯》之周太伯、《箕山操》之許由、《將歸操》之孔子等，司馬遷《史記》均有載，所表明的是這些詩題中的“本事人”及“本事事”，都是有所依據的。

“本事”之於樂府詩，要而言之，其作用主要有二。其一是規範樂府詩的本真用意之所在，即什麽樣的樂府題，寫什麽樣的內容，否則，即有“越軌”之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序》有雲：“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睹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項綿臆；歌天馬者，唯敘驕馳亂踏。類皆若茲，不可勝載。”在這裡，吳兢雖然是就其所撰《樂府古題要解》之動機而言，其實際上是已涉及到了樂府詩與“本事”的關係問題。吳兢認為，《公無渡河》與“贈夫利涉”毫無關係；“慶彼載誕”亦非《烏生八九子》之所寫，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後生”們不明樂府題所蘊含的“本事”之所在。所以，其於《烏生八九子》之“要解”中寫道：“右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出岩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鳥而已，不言本事。”所謂“不言本事”，是指劉孝威《烏生八九子》（參見《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三”）之所寫，與《烏生八九子古辭之“本事”了不相涉。

“本事”之於樂府詩作用的第二個方面，是可增強詩中所寫人或事的真實感與可信度，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序》之“事則案諸史”雲雲，即與此甚為關聯。其中有雲：“乾以為既曰詩，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今以《三百篇》例之……則見其中美者，可以勸善惡者，可以懲尤，夫三百也。……義則本之經，事則案諸史。”所謂“事則案諸史”，是指“本事”所涉之“人”或“事”， 即都要真實可信，經得住史籍的檢驗。也即在朱乾看來，樂府詩所寫之事或人，只要能“案諸史”，讀者就自然會對其信而不疑。正因此，朱乾於《樂府正義》之中，雖然重點是對樂府詩“正義”，也就是對他人之“義”予以辨駁，但於“本事”所涉及之“人”或“事”，即皆以“案諸史”的方法而為。此則表明，朱乾《樂府正義》之“正義”，都是可以“案諸史”的（對於朱乾《樂府正義》，另可詳下）。

以上之所述所論，所表明的是“本事”在樂府詩中的重要性。正因為重要，故自西漢揚雄《琴清英》始，歷朝歷代的樂府詩批評著述皆於“題解類批評”中，乃將對“本事”的勾勒放在首位，其目的自然是對其重要性的強調。

2、樂府題解與本題

由於戰爭與歷史久遠等多方面的原因，樂府詩在流傳的過程中，其詩題與其它文學品類的題目一樣，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變化”，因之，與原詩題的差異性也即由此而得以突顯。此外，不同的集本與不同的版本，所著錄之同一作者的樂府詩題，也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之差異的，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七“相和歌辭二”收有李白《登高丘而望遠》一詩，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四、宋鹹淳本《李翰林集》卷四，均作《登高丘而望遠海》，即一有“海”字，一無“海”字，二者孰是？若從版本學的角度審視，兩種宋刊本李白集，顯然是均較《文苑英華》為後的，則當以無“海”字為是，但是否如此，尚需進行具體考察。又，有一些樂府詩題在傳播的過程中，還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式的詩題，如《箜篌引》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著錄李賀《箜篌引》一首，並撰題解雲：“一曰《公無渡河》。”《箜篌引》在其發展的路途中，是如何演變為《公無渡河》的，研究者對其之孰是孰非卻缺乏具體的考察，因而使得這兩種樂府詩題一直並行至今。其它如《黃鶴吟》一作《黃鵠》，《隴頭吟》一作《隴頭水》、《豔歌何嘗行》一作《飛鶴行》、《步出夏門行》一作《隴西行》、《薤露歌》一作《薤露行》、《相逢狹路間行》一作《長安有狹斜行》、《怨歌行》一作《怨詩行》、《思婦分》一作《離拘操》，《銅雀台》一作《銅雀妓》等，亦皆具有相當的差異性。

以上之所述，實際上涉及的是樂府詩批評、特別是“題解類批評”中的“本題”問題。題解類批評”中的“本題”，指的是樂府詩最原始、最本真的詩題，也即具有明顯的原生態特徵的詩題。而樂府詩的詩題，與其它類別的詩題如聲詩、歌詩、徒詩等詩題相比，又有著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即其首先是音樂之題（曲名），然後才是樂府詩之題（辭名），而從演化的角度考察，只有這種早先的音樂之題，才能成為樂府詩的原始詩題，也就是“本題”。如上所述，樂府詩中的“本事”固然重要，但“本題”之於樂府詩則也是重要的。這是因為，如果“本題”不明確，其“本事”、“本義”或者“本文”，也就有可能因此而模糊，不明就裡，難以藉之作出準確、中的之題解。所以，品評一首樂府詩，既要熟悉其詩題之由正格向變格演變的過程，又要知曉其“本題”與“非本題”的區別。為便於認識，下面茲以《釣竿》一題為例，以略作論析。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八著錄曹丕《釣竿》一首，並於題解開首引崔豹《古今注》雲：“《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據此可知：（1）《釣竿》古辭是一首妻子思夫的愛情詩；（2）其作年在司馬相如《釣竿詩》之前。據三秦出版社版《中國文學辭典·古代卷》，司馬相如卒於公元前一一七年，其時距漢武帝“乃立樂府”的元朔五年即公元前一二四年，乃有七年之隔，則《釣竿》古辭的問世，當在漢武帝元朔五年之前，也即《釣竿》當為一首“前樂府”。但值注意的是，《樂府詩集》同卷並沒有司馬相如的《釣竿詩》，而是將劉孝綽《釣竿篇》收入。又，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卷於《釣竿》之題解後有“總評”雲：

以上樂府鐃歌。案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等十八曲，字多紕繆不可曉。《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恐非是也。

按，《樂府古題要解》認為“《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恐非是也”的認識，實則為誤。檢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有雲：“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台》、《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入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其中明言漢《短簫鐃歌》有二十二曲，而非“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正因為晉代沒有“稱為漢止於十八”，故而在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即命傅玄依漢製仍“製為二十二篇”，以述“功德代魏”，且二十二的最後一篇，又恰為《釣竿》。還值注意的是，在傅玄所製之晉《短簫鐃歌》二十二篇中，有二十一篇的曲名全改為新名，如《朱鷺》改為《靈之祥》等，唯“《釣竿》依舊名”（《晉書》卷二十三《樂下》）。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上述之論之析表明，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八所收錄之曹丕《釣竿》，乃系依崔豹《古今注》所載之《釣竿》而作，而《古今注》所錄載之《釣竿》，即為此樂府題的“本題”，其後的《釣竿詩》、《釣竿篇》等，乃皆非“本題”之屬。又，《釣竿》既為“本題”，則其之“本事”，就理所當然應以崔豹《古今注》所載為是，而《晉書》卷二十三《樂下》之“列入鼓吹，多序戰陣之事”者，顯系後來因演變而使然之結果。而此，則又可表明，作為“前樂府”的《釣竿》一題，其“本事”是關於“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的故實，而非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所言之“多序戰陣之事”雲雲。

正因為“本題”在樂府詩題解中具有與“本事”直接關聯的特點，所以，歷朝歷代的樂府詩批評家均於“本題”極為重視，如明人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即曾如是寫道：“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所謂“本題事”，就是“本題”所蘊含的“本事”。又，上舉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於所收錄“古題”下的十數例“一作×××”之注，所反映的亦是吳兢對“本題”的重視。不獨如此，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中的這些“一作×××”之注”，其絕大部分“古題”皆為“本題”之屬，而其所“要解”的亦幾乎全為“本事”，因之，僅就此而言，《樂府古題要解》實為“本題”與“本事”相結合的一部佳例。如此，其於後世樂府詩批評的影響之深之遠，也就不言而喻。

3、樂府題解與本文

“本文”是樂府詩的最重要部分，故而，大凡研究樂府詩者，“本文”即成為了其研究的關鍵所在，而一首樂府詩的文學價值如何，或者其文獻學價值如何，“本文”亦自然為其關鍵之所在。所以，只有“本題”而沒有“本文”的作品，研究者是很難藉之以窺探其文化背景的，也是很難去認識作者寫作動機的真面目，以及所要表達的思想與情感的，如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誌第十》之所著錄者，便是這樣的一批作品。其具體為：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十四篇、《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儒子妾冰未央才子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歌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洛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這是由周而漢的“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歌詩的“本題”。雖然如此，但後人卻很難從這“三百一十四篇”歌詩的“本題”中，對歌詩在周、漢時期之發展與繁榮的真實情況作一具體描述，原因是其只有“本題”而無“本文”。

正因為“本文”是如此的重要，故其在“四本”中所佔的地位，於樂府詩批評中所起的作用，也就非其它“三本”可以相比。而研究者在對樂府詩進行“整理類批評”或者“選擇類批評”時，首先所考慮的對象即為“本文”者，又可為之佐證。雖然如此，但“本文”之於樂府詩的“題解類批評”中，又往往與“本題”一樣，即由於戰爭與歷史久遠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於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綜而言之，“本文”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具體為：

一是字詞訛誤。如王維《隴頭吟》的最後一句，殷璠《河嶽英靈集》卷中作“節旄落盡海西頭”，李昉等《文苑英華》一二五作“節旄零落海西頭”，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宋蜀刻本《王詰摩文集》卷一，皆作“節旄空盡海西頭。”在這三種著作中，殷璠《河嶽英靈集》為唐人著作，最具版本學上的權威性；李昉等《文苑英華》為官修著作，權威性是無須懷疑的；而郭茂倩《樂府詩集》為樂府詩專書，具有極強的可靠性。雖然如此，但“落盡”、“零落”、“空盡”三者孰是，則尚須作具體考察後方可回答。

二是有曲名（詩題）而無曲辭。如蔡邕《琴操》卷上之《鹿鳴》、《伐檀》、《雛虞》、《白駒》、《鵲巢》，卷下之《梁山操》、《諫不違操》、《三士窮》等，即皆為其例。而在現所存見的“前樂府”中，如《鹿鳴》等之有題無辭者，則並非少許。

三是文字脫衍。為便於認識，茲舉“脫”字例如次。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九三盧思道《升天行》一詩雲：“尋師得法訣，輕舉厭人群。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不學蜉蝣子，乾侶何紛紛。”最後一句的“乾侶”下有注雲：“一作迢，一作葬。”如果依這兩個“一作”，“乾侶何紛紛”就成為了“迢何紛紛”，或者“葬何紛紛”，此詩為五言，則“迢何紛紛”或者“葬何紛紛”，就明顯地脫一字。而郭茂倩《樂府詩集》六十三“雜曲歌辭三”收錄此詩，最後一句正為“葬何紛紛”，即與“一作葬”同，顯為錯誤，所以，中華書局版校點者即據《百三名家集》，將其補改為“生死何紛紛” 。

對於 “本文”所存在的上述之問題，一般而言，樂府詩批評者大都盡量予以解決，而解決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在題解中進行訂正，一是於“本文”錯誤處予以校補。但也有將此二者融入一首詩者，如蔡邕《琴操》所收之“前樂府”即皆如是，因文字較繁，讀者自可參看，此不具引。

題解之於“本文”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即題解中往往夾雜著某一樂府詩的“本文”（其或為整首詩，或為某一名句等），而使之得以保存並流傳於世，如上引蔡邕《琴操》卷上之《履霜操》題解，即為其例。其中有雲：“（尹伯奇）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經與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所收錄之尹伯奇《履霜操》比對後可知，此六句乃為《履霜操》“本文”的全文。又如《箜篌引》之題解：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裡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發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水死。乃號天唏噓，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

其中的“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四句，即為《箜篌引》全詩之“本文”。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下卷於《公無渡河》題下的“本《箜篌引》”之注釋，系據此而為者，乃可論斷。又宋人劉次莊《樂府集》之於《將進酒》的題解為：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扃》，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於此作，其辭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者，古今難矣。

這條題解，不僅較詳細地列舉了《將進酒》的別名（其實也與“本題”相關，這種於“本題”之外詳列非“本題”的舉措，在宋、元、明、清各朝的樂府詩專書中，是很少見到的），而且還涉及到了李賀《將進酒》的“本文”問題。此則表明，“本文”與“本題”之於“題解類批評”中，乃是多為批評者們將其融合在一起的。而這樣的例子，在自漢而清的樂府詩批評著作中乃甚多，對此，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各章節所引之例文，已有所涉及，可參看，此不具引。

4、樂府題解與本義

樂府詩“題解類批評”的範圍雖然甚為廣泛，但其終極目標則是對一首樂府詩的“本義”（或寓意）的準確探討，因此之故，也就有了諸多樂府詩批評者對樂府詩“本義”探討的介入。更有甚者，則是有研究者推出了探討樂府詩“本義”的專書，如明代徐獻忠、清代朱嘉徵、朱乾等人，即為其例（具體詳下）。如此，就涉及到“題解與本義”的問題了。“本義”又稱“本意”，指的是一首樂府詩所要表達的實際意義，也即一首樂府詩的題旨之所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九有雲：“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出其新意，合而若離，曲盡擬古之妙。”在這裡，胡震亨雖然是對李白的“擬古”樂府進行了評論，但其中將“本意”與“新意”對舉，則“本意”之於樂府詩者，已是甚明。

而正是因了“本義”在樂府詩中的重要性，故在明、清兩代即問世了多種專門探討樂府詩“本義”的著作，如徐獻忠《樂府原》、朱嘉徵《樂府廣序》、朱乾《樂府正義》等，即皆為其代表。《樂府原》主要在於“原”樂府詩之“本意”，而《樂府正義》所“正”之“義”，則為一首樂府詩最本真之“義”。 朱嘉徵《樂府廣序》之所指，則是謂以多種方法“序”（探求）樂府詩之“本義”。總而言之，三書均在探討樂府詩的“本義”上，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徐獻忠《樂府原》為例，如卷三《有所思》的題解為：

此以思歸比君子也。言我思所在遠方，而以珠玉玳瑁問，遺之以寄情也。奈何君有他心，而不專於我，則以所欲遺者，擢之使毀，燒之為灰，且當風揚散以滅其跡，以寄情也。從今以往，勿複相思而與君絕矣。君若再來，則雞鳴狗吠，兄嫂必知之，夜中妃且呼豨不睡，秋風且起，東方且白，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

徐獻忠《樂府原》題解的最大特點，就是於開首直言其“原”之所在。在這段題解文字中，徐獻忠首先開門見山地托出了其於《有所思》“本義”的認識：“此以思歸比君子也”；繼之則認為這是一首“寄情”之作，其“本意”是指女子稱男子“不專於我”，而“從今以往”，“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經過比對可知，徐獻忠的這一認識，雖然是以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六所引《樂府解題》之“從今以往，勿複相思而與君絕矣”為基礎的，但卻較其更為精準。又如卷四《折楊柳》題解：“折楊柳者，邊塞戍征之士見春光再榮，別離難合，折之以寓悲感之思也。其或閨中思婦縫衣欲寄寒信，忽回春柳，複變感而悲焉，亦其情也。”徐獻忠的這一認識，較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於此詩所撰題解而言，顯然是更加接近是詩意旨之真實性的。而綜徐獻忠《樂府原》十五卷又可知，其於題解中“原其本意”（徐獻忠《樂府原序》）之所獲，較前人如左克明《古樂府》等，則是更勝一籌的，對此，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八章第二節已言之甚詳，此茲罷論。

再看朱乾《樂府正義》。《樂府正義》凡十六卷（含論文一卷，二十二篇，連同書末“附論”中的九篇，共三十一篇），其最令人矚目之特點，是採用考證的方法以“正”前人之“義”，即在辨駁前人“義”的基礎上提出屬於自己的“義”。為便於認識，茲舉卷九對陸機《泰山吟》所“正”之“義”如次：

按左思《齊都賦》注雲：《東武》、《泰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其非喪歌亦明矣。士衡《泰山》，適感幽塗，武侯《梁甫》，偶悲三墓。自開三圖有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之說。而《樂府解題》，遂謂《泰山吟》，亦《薤露》、《蒿裡》之類，郭氏附會之，謂《梁甫吟》亦葬歌，不聞歌土風者，歌虞殯也。《解題》一書，但依樣模形，不識古義類如此。

這是對陸機《泰山吟》“本義”所進行的考辨，故在開首即引左思《齊都賦》之注，以為立論的依據，繼而則認為，《泰山吟》與《東武吟》一樣，“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其非喪歌亦明矣”。這是對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引《樂府解題》所持“喪歌”說的辨駁。所以，接下來即有“而《樂府解題》，遂謂《泰山吟》，亦《薤露》、《蒿裡》之類，郭氏附會之，謂《梁甫吟》亦葬歌，不聞歌土風者，歌虞殯也”一段文字，其中的“郭氏附會之”雲雲，所指即《樂府詩集》於《泰山吟》題解引《樂府解題》之“喪歌”所言。而“士衡《泰山》，適感幽塗”，即為朱乾對陸機此詩“本義”的認識。

最後看朱嘉徵《樂府廣序》。《樂府廣序》三十卷，將所收三五〇首樂府詩分為十類，黃宗羲等人為之序。《樂府廣序》重在“序本意”，其特點是簡明、直接，如認為“《雞鳴》，刺時也”（卷一），“《陌上桑》，婦人以禮自防也”（卷一），“《箜篌引》，歌置酒宴樂也”（卷八），“《東都五詩》，歌明堂、辟雍、靈台、寶鼎、白雉，漢中興頌也”（卷二十二）等等。如上所言，《樂府廣序》重在從“廣”的角度“序”樂府詩之“本義”，故其除了“題解類批評”外，還對三五〇首樂府詩進行了“箋釋類批評”，即其“廣序”是集這兩種批評形式於一書的，但僅就“題解類批評”言，其於樂府詩“本義”的探求，卻是要較徐獻忠《樂府原》、朱乾《樂府正義》遜色許多的。

注釋：

具體參見《中國樂府詩批評史·自序》，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蔡邕《琴操》卷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092冊，第149頁。

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卷首，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郭茂倩《釣竿》題解，《樂府詩集》卷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62—263頁。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卷，《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8—39頁。

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中華書局1967年版，第701頁。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誌第十》，嶽麓書社1993年版，第776—777頁。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三，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21頁。

蔡邕《琴操》卷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092冊，第151頁。

劉次莊《樂府集》之於《將進酒》的題解，據阮閱《詩話總龜》卷七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頁。

徐獻忠《有所思》題解，《樂府原》卷三，《明詩話全編》本，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頁。

朱乾《泰山吟》題解，《樂府正義》卷九，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本文原載《聊城大學學報》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