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唐代古體詩並未因律詩的興起而沒落？

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提到："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詩至唐代，彬彬大盛，幾乎兼備眾體。唐代詩人承接了豐厚的傳統，這是唐代詩歌繁榮興盛的必然條件，溯源古體詩，尤為淵遠。古體詩與近體詩在形式上各有其特點，古體詩篇幅可長可短，格律限制不大嚴密，在敘述事件、刻畫人物、鋪排場景及生發議論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不因律詩的興起而沒落。古體詩於中唐時期大放異彩，達到鼎盛，其背後有著兩大原因：一是唐詩如同其他藝術一樣，也生活在社會的土壤中，中唐社會動蕩變化，時代的重心在古體，古體詩更適合於動蕩生活的需要。元和詩壇尤多七言長篇，顯示出變革時期人們萌動奮發的意氣；二是古體詩體制放暢，無施不可，著重發揚了詩歌的風骨與興寄的一面，在風骨與興寄的主導下運用聲律、文辭，產生興象和韻味，有助於詩歌表情達意的發揮，為其他詩歌形式所不能及，它與律詩聯轡齊行，共同開辟唐朝詩歌的國土。

唐代古體詩有這麽一個發展脈絡：盛唐以前的階段，古近各體的發展比較平衡，一方面近體詩逐步完善，另一方面是五古的複興與歌行的演進；安史變亂前後，詩體趨向變新，杜甫對各種詩體都下過改造的功夫，總體而言，古體變革在先；再往下，元和詩壇主導體式是古詩，多反映人們變革的心聲；晚唐以後，輪替的時運和內省的心理，又促成了古體的衰退和近體的獨盛。

唐代五言古詩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和醞釀，直到陳子昂提出以"漢魏變齊梁"的口號之後，才有了自己的前進方向。陳子昂初步確立了唐代五言古詩質樸、真切地記述時事與書寫懷抱的傳統，可參看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五古至於杜甫，堂廡頓開，天氣日新，杜甫不僅用這一詩體寫下了前後《出塞》、"三吏三別"等遙接漢樂府精神的敘事名篇，也寫出融感事、紀行、抒懷為一爐的鴻篇巨製《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元和詩人中，元稹、白居易等人接受了杜詩感諷時事的精神，韓愈、孟郊等人則推進了杜甫變革詩體的趨向，五古趨向散文化。相比之下，盛唐詩人中謹守漢魏古詩傳統的一線，在唐中期顯得比較冷落，勉強隻找到柳宗元這樣一位後勁。及於晚唐，國運淪喪，文人士大夫逃避現實，給律詩的修磨精純提供了溫床，至此，古體衰退。

七言古詩在唐代一開始就是走的歌行的路子。樂府歌行是古體詩中特別的一類，我們張口就來的"初唐四傑"，他們的長篇歌行最為著名。"四傑"之一的盧照鄰有七言的《長安古意》，"寂寂廖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前面鋪敘長安帝都的繁華，然而盛衰相代，唯子雲安貧樂道，垂名後世，托"古意"以抒情，融隱形對比於其中，帶"勸百諷一"之意，借古體詩的承載，詩人寫得華麗而流動，篇幅宏大，場面壯觀，表達了豐富而複雜的人生感受。在此基礎之上，高適、崔顥等詩家增強骨力，配合以整飭的章法和鮮明的節奏，形成了典型的"盛唐歌行"，高適的《燕歌行》可視作典範。延及元稹、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諸篇作品，在整飭中稍加變動，化凝重為流走，便於委婉敘說故事，曲折表現人情，比如《長恨歌》中，對唐玄宗與楊貴妃二人夢魂縈繞、生死相戀的情感進行反覆渲染，"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把兩人的苦戀之情寫到極致。與此同時，李白、岑參等人化整為散，破偶為奇，以恣縱的筆意，寫激蕩的感情，是唐人歌行體的變調。李白的《蜀道難》《遠別離》《夢遊天姥吟留別》等作品就是這一詩體的代表。這種變調與有律化的傳統歌行體不同，稱為"不入律的古風"。另一類樂府詩，由於唐代舊樂失傳，它便脫離了合樂原則，不受古題樂府的限制，李白的《將進酒》、《梁甫吟》保持了樂府民歌樸摯風格，杜甫有《麗人行》《悲陳陶》等詩作，為詩歌反映時事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同時代的李賀則喜歡立新題以詠古事，如他的《金銅仙人辭漢歌》，在唐人樂府中就別是一體。

以上便是古體詩在唐朝各時期的成長、衍變及衰退。

參考資料:陳伯海《唐詩學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