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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唄4年“成長史”:危機、克制和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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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套路”。

文 | 高歌

編輯 | 張雨忻

“雖然(項目)很想上線,但內部有爭議,不能上線,這件事情被預演了七次。”花唄事業部資深產品專家楊曉回憶,“後來有人開玩笑說要不然把你們產品做成一個配置項目,在後台配置一下就可以上線。”

“花唄”是螞蟻金服基於消費支付場景推出的一款信用消費產品。消費者在淘寶、天貓以及線下商家購買商品或服務時,在支付寶中選擇“花唄”付款,可享受41天免息期以及分期還款服務。目前,花唄的戶均消費金額約700元,70%的用戶額度在4000元以下,整體用戶體量已經過億。

2012年還沒有花唄這個名字,在公司內部孵化的是一個叫“維他命”的項目,主要解決支付順暢問題。有一次,維他命距離上線就差臨門一腳——是一次和天貓的活動合作,廣告、活動頁面、資源位已經全部設計好了,決定星期一上線。

然而就在星期天的時候,團隊覺得“還要再糾結一下”。當時的糾結便在於“擔心這個商業模式同業能不能接受,用戶會不會接受”。可這一糾結,也“連累”天貓的同學熬了一個通宵,活動需要重新撤換,有上百個資源位需要重新修改。

維他命團隊心裡也很難受,因為已經為一件事情準備了這麽久,有些撐不住了、熬不住了,這次已經臨門一腳,覺得終於可以上線,結果又擱淺了。維他命團隊第二天早晨買了七八十杯咖啡,去和每一位通宵的天貓同學說“對不起,給你們添麻煩了”。

在類似的糾結中,維他命團隊花了2年多的時間反覆思考、測試,這個項目終於在2015年以“花唄”品牌名上線。但上線之後,接踵而來的卻是一場挫折。

“爛草莓獎”危機

花唄獲獎了,只不過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爛草莓獎”。

紅草莓獎和爛草莓獎,是阿里內部評優評劣的產品文化,前者頒給對客戶有卓越貢獻的團隊,後者則是頒給服務不到位的團隊。

苦心經營的產品被冠以“爛草莓”稱號,恐怕是阿里產品經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眾目睽睽之下,十幾位花唄團隊成員一起上台接過“爛草莓獎”,留下了一個令人難堪的“高光時刻”。

原因是2015年5月上線的一個簡單動作,花唄在支付寶中的支付鏈路上做了一個“快速開通”,給很多用戶留下了默認開通的印象。由於開通太容易,用戶沒有感覺,某一天忽然被通知還款時才後知後覺地發現:我是什麽時候開通的花唄?為什麽我不能主動選擇?實際上花費的錢還是那麽多,但積少成多忽然冒出來的一筆還款,多少令人感到不快。

被投訴“默認開通”,花唄受到了監管問責,甚至還因此被罰了款。儘管花唄反覆解釋設計的初心只是產品的易用和簡單,但“我怎麽莫名其妙用了花唄?我不記得我開通過”的強烈感受已經佔據了部分用戶的心智。

輿情發酵的速度很快,消除卻是個漫長的過程。花唄事業部總經理邵文瀾3年半前接手花唄,她履新以來最初的幾個月都在做輿情發酵以後的消毒。

“你們無法想象這件事情對花唄的影響,一直到2016年雙11之前還有這方面的輿情。”邵文瀾表示,“事實上如果默認開通這個概念在那裡的話,對這個產品是毀滅性的。”

“爛草莓獎”之後,花唄團隊用7個月的時間,改造了存在問題的70個體驗功能點。花唄團隊的決策風格也愈加“克制”,如果出現用戶體驗不佳的業務,“砍起來也非常堅決”。

打破“套路”

翻看項目成立之初的第一個文檔,花唄事業部資深運營專家楊曉形容當時的花唄“沒有很多野心”。當時楊曉的預期是,這個產品也許每天有30-60萬人使用,總共有五六百萬個客戶。

而如今擁有過億用戶的花唄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預期,且70%的用戶是第一次使用信用消費。

這跟花唄的定位有關:服務認真生活的人。

這背後是每一個做創新產品的團隊都要思考的問題——是要做一個純金融服務的產品,還是互聯網產品?

花唄團隊中有純互聯網背景的人——花唄事業部總經理邵文瀾有十幾年互聯網電商經驗;也有純金融背景的人——楊曉則是金融從業者,曾供職於招商銀行。

花唄想融合團隊中金融服務和互聯網的基因,把自己變得不一樣。

金融產品有一些固有的套路:比如申請信用卡有一定門檻,需要開具這樣那樣的證明;比如要先通過風控手段確定你是個“好人”,再給出相應的額度;比如因為服務資源有限,考慮到二八原則以及投入效益,優先服務高淨值客戶。

花唄想服務更多普通人,所以先邁出了“信任”的一小步。經過和風控團隊漫長的互動和討論,2017年1月“迷你花唄”上線,先提供一個微小的額度,再根據用戶的成長表現提額。

額度不多,但迷你花唄在嘗試打破固有模式:降低使用門檻,不再需要提供複雜證明;先給出一個小額度,風控由貸前轉向貸中;服務更多普通人,而不是高淨值人群。

迷你花唄覆蓋到了一群“沒有數據畫像”的人,選擇先相信、後成長。通過觀察這部分用戶的成長,給花唄團隊,尤其是風控團隊帶來了信心,“原來基礎的信任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花唄在當時是一個創新產品,幾乎沒有先例可以參照。所以團隊在金融服務和互聯網兩種思維之間難免面臨相互博弈,甚至“撕扯”。

純互聯網背景的人追求極致,有時在金融背景的人看來顯得“很傻很天真”;純金融背景的人習慣思考風險,又會被詬病“怎麽會設計這麽複雜的流程”。

楊曉舉例說,比如出账日和還款日的爭議。花唄團隊將出账日和還款日分別設定在1號和9號,作為一個為金融小白設計的產品,想要傳遞一個特別簡單的概念:這個月消費,下個月還。但從金融視角來看,1號出账、9號還款,資金的走向就是“鋸齒狀”的,資金運用效率會變差,資金成本將增高。

最終,花唄選擇了“簡單”,沒有設定更多的出账日和還款日來平滑資金曲線。

另一個例子是最早花唄有一個分期,要求客戶先還掉一點點,剩下部分再來做分期,因為從風險角度考慮要證明客戶的還錢意願。但這部分客戶不理解為什麽要還這一點,這一點是怎麽算出來的,為什麽多為什麽少。最後花唄選擇減去了這個需要先還的部分,可以全部分期。

楊曉稱,“在金融規則和用戶的認知之間,我們在一點點地更靠近客戶所認為的簡單和明白。”

逐步擴大的場景

螞蟻金服最初做花唄的想法是希望在雙11活動期間為支付高峰期兜底,讓支付可以快速平滑地進行。但顯然,花唄團隊並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活動期間的支付輔助工具。

最初花唄想服務的是年輕人,用邵文瀾的話說,至少先幫年輕人得到一些相對公平的互聯網金融服務。年輕人的使用為花唄帶來了高速增長,2017年開通使用花唄的90後數量達到4500萬人。

爭取到年輕人之後,花唄看到了更多可能性。邵文瀾對36氪說,財務不時會問為什麽花這麽多費用還不賺錢,原因還是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可以用。所以,邵文瀾在考慮的是,怎麽讓更多的人使用花唄,怎麽樣可以到處都使用花唄?

邵文瀾表示,花唄是靠認真工作和生活就能得到基本信任的一個低門檻產品。“花唄是一個零錢包,一個備用金,當你困難的時候,通過手機就付過去了,這是兜底的部分。”

楊曉提到,有一次想看一下花唄典型用戶形象是什麽,結果發現是30-35歲的年齡層。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70後開通和使用花唄,城市也越來越下沉,伴隨著支付寶線下支付一層一層的滲透,二三四線城市使用花唄的佔比越來越高。

但花唄的訴求不是拉新,而是“更多用戶使用”,楊曉指出了具體做法上二者的分別:“一種做法是拚命把用戶往裡拽,比方說花唄準入了1000萬用戶,拚命去提升這1000萬用戶的滲透率。另一種做法是允許更多的人做開通,磨煉產品功能、場景、權益、服務,這個過程裡客戶會更主動地進來。前者是強運營手段,後者是降低使用門檻,找到沒有被覆蓋的用戶,找到可以為他們服務的方式。”

不斷地拓場景是其中的方式之一,但其中的難度在於讓商戶接納花唄這個產品以及費率。花唄更多是和支付寶一起進入線下的,且受支付寶掃碼支付的啟發,今年花唄通過“收錢碼”的方式,覆蓋了很多線下商戶。

更多場景使用和更多用戶使用是彼此相關的,用戶忽然發現,早上喝豆漿也可以用花唄了,計程車也可以用花唄了,使用意願也就更高。商家也是一樣,當商家發現以花唄分期來結算產生了20%的銷售帶動率,也就能夠去權衡接納新事物的投入和產出。

花唄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預期每天30-60萬用戶使用的“沒有野心”的產品。從雙11活動期間的支付兜底到一個擁有億級用戶的獨立產品,從面向年輕人到面向所有人,它的場景在不斷擴大。

這個過程中也難免一些質疑,“花唄讓月光族變成了月欠族”“花唄鼓勵超前消費”……人們評價花唄不僅僅是在產品層面,而且在社會責任層面。

“我們心裡一直緊繃風險那根弦。”文瀾說,“比如我們給的額度對某個用戶來說太高了,會不會把額度濫用了。這裡面如果做的不好,就是一個產品的社會責任,包含金融責任在裡面,就是懸在我們頭頂最大的一把劍。”

克制是最好的辦法。“克制”在分享過程中被反覆提及了7次,其中一個克制的表現是對於“提額”的謹慎態度。針對22歲以下符合所有要求用戶,最高額度上限不超過2000元;為了幫用戶遏製消費衝動,調低額度後30天內不能調回;針對一些特定場景(如醫院)開放的臨時額度,一旦脫離特定場景就無法使用了。

在做什麽和不做什麽的選擇中,花唄主動捨棄掉了一些市場,比如租房、醫美、大額教育、直播打賞等等。“在這些場景裡會不會有人衝動消費,不知道花出去多少錢,會不會被騙被欺詐,我們看不清楚,所以我們就後退一步,采取比較審慎的態度。”楊曉說。

金融風險還是極致體驗,服務年輕人還是所有人,要利潤還是要用戶增長,每一步微小的選擇讓花唄成為了今天的花唄,當然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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