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下“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臣子的滿腔忠誠盡付出師一表，讓如今的讀者讀來動容。兩百年前，脂硯齋在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中悵然寫下“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這部讓作者淚流不絕的書，最終也奠定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高峰。恰如那句俗語，“好作品先要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此言並沒有多深刻曲折的隱含意思，卻為諸多文藝創作者認同。
那麽，感動自己的作品真的能感動他人嗎？古今中外有哪些作品讓作者自己寫到痛哭？你讀過後也感同身受嗎？
馬爾克斯在一段採訪中回憶自己在寫作《百年孤獨》時，曾因書中布恩迪亞上校的死亡而哭泣。作為書中的核心人物，馬爾克斯為他寫下那句經典的“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裡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想起父親帶他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如果更為詳細地考究馬爾克斯的生平和創作，我們就會明白，這裡的布恩迪亞上校既有馬爾克斯外公的影子也有馬爾克斯自己的身影。布恩迪亞上校多妻多子女、參加戰爭、在漫長的時光中等待去領撫恤金，這些橋段都真實地發生在馬爾克斯的外公身上；而他剛出生時就瞪大眼睛四處瞧、愛上一個小女孩、性格內向沉默，這些特徵又與馬爾克斯相同。
馬爾克斯常常懷念與外公共度的時光，在他的回憶錄《活著為了講述》中提及外公會在金銀作坊裡“製作身子會動、鑲著綠寶石眼睛的小金魚，不為糊口，隻憑興致”。將這樣一位融合親人和自己性格特點的人物寫在小說中，作者傾注的情感可想而知，於是寫到布恩迪亞上校之死時，作家馬爾克斯會想起多年以前那個潮濕多雨的十月：
四點十分，他向院子走去，忽然聽見遠處銅管奏樂、大鼓轟鳴、孩童歡呼。從年輕時代起，他第一次有意落入懷舊的陷阱，仿佛回到了吉卜賽人到來時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神奇下午。
……
他看見小醜在遊行隊尾表演雜耍。最後當隊伍全部走過，街上只剩下空蕩蕩一片，空中滿是飛蟻，幾個好奇的人還在茫然觀望時，他又一次看見了自己那可悲的孤獨的臉。於是他向栗樹走去，心裡想著馬戲團。小便的同時，他仍努力想著馬戲團，卻已經失去記憶。他像隻小雞一樣把頭縮在雙肩裡，額頭抵上樹乾便一動不動了。
馬爾克斯在下午兩點鍾寫完這一段話，他來到自己的臥室，妻子正在旁邊午睡，他在妻子身邊啜泣不止。當天下午，他來到鄰居瑪利亞·路易莎家中，鄰居夫婦看到他落魄的神情時，問他發生什麽，馬爾克斯說道：“我剛才殺死了奧雷裡亞諾·布恩迪亞上校。”
《穆斯林的葬禮》
有“茅盾文學獎”的光環加持，故事情節離奇曲折，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暢銷一時。隨著時代的變化，書中熱烈激昂的語氣詞和單薄的人物性格與今日的閱讀審美距離愈遠，越來越多的批評聲隨之而來。
今天我們再翻開《穆斯林的葬禮》依然能感受到彼時霍達豐沛的情感，熱烈之處筆力直追瓊瑤。就在小說女主人公韓新月去世之時，深深愛慕著新月的輔導員楚雁潮內心波瀾壯闊：
楚雁潮心碎了，絕望了，瘋狂了！他不可遏製地撲上去，吻著她的臉，她的眼睛，她的嘴唇！這和著淚水的吻，是他們的第一次吻，也是最後一次；是初戀的吻，也是訣別的吻！
在完稿之後，霍達也曾在後記中提及自己在寫作之初，自己曾向數位女性友人講述構思的故事。這個故事中，一半有真實原型，一半有自己虛構的成分，她的朋友們“一邊聽我的講述一邊熱淚盈眶，我的講述經常被哭聲打斷”。霍達感到這樣一個故事能夠得到強烈的情感共鳴，但仍在遲遲等待最佳的落筆時機，“不到激情在筆尖無法遏止地湧流的時候，不‘硬寫’”。
當她開始寫作時，將作品視為自己孕育、分娩的孩子，書中人物的音容笑貌、痛哭飲泣都歷歷在目，甚至常常出現在自己的夢中。“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每天從早到晚，又夜以繼日。我為他們的歡樂而歡樂，為他們的痛苦而痛苦。我的稿紙常常被眼淚打濕，有時甚至不得不停下來痛哭一場。”
作者流淚，聞者動容，彼時痛哭不止，而今回味，或許只能冠以“那時候的文學”視之。
《活著》與《謀殺似水年華》
作者會痛哭，往往是因為現實比自己筆下的故事更加殘酷，難以負重。二十多年前的余華曾有此感，二十年後的懸疑作家蔡駿也為生活的真實而哭。
1993年，余華《活著》首次出版，12年後，《兄弟》一書出版，淚水貫穿這12年間兩部著作。在《兄弟》出版時，有記者採訪余華，提及他在寫作《活著》的時候，是哭著寫完的，寫作過程中是否很容易將情感帶入作品。余華表示：“要是一個作家在寫他的作品時不哭的話，讀者就更不會哭了。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兄弟》定稿和最後一次看樣子的時候，我都哭了。”
余華寫到動情之處帶來讀者的哭泣，不少讀者表示：“看一半就哭了”，“讀第一遍時好像從頭哭到尾”，“上課時偷偷看，哭的那個慘”。回看《活著》，寫實的筆觸，讓人更加逼真地感受到大時代中命運無常與生命的韌性。
這樣一些充滿現實感的文字，不只讓讀者常感慨“殘酷”，余華本人也曾在《活著》的自序部分提及創作時的不易：
作家要表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怪就怪在這裡，為什麽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換句話說，人的友愛和同情往往只是作為情緒來到，而相反的事實則是伸手便可觸及。正像一位詩人所表達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
二十年後，懸疑小說家蔡駿和余華達到某種共鳴，即寫作者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寫作，真實的現實在不斷叩擊作者的思緒，每當作者有所偏私時，總要和真實互相拉扯。在《謀殺似水年華》一書中，蔡駿依然延續自己擅長的懸疑風格，講述一樁十五年前的連環凶殺案。除去主線的凶案故事，蔡駿也描寫了一些情感片段，其中有一處是女主人公田小麥和自己少年時代的愛人秋收共同搭乘摩天輪的橋段。蔡駿後來回憶道：
兩個人升到最高點，俯瞰整座城市的時候，我突然忍不住哭了。因為按照愛情故事的套路，他們應該破除彼此的障礙，跨越社會的鴻溝修成正果。但是，我知道現實總比小說殘酷，我是瓊瑤阿姨嗎？我不是。民工的兒子怎能與警察的女兒談戀愛？所以，我被迫也是必須讓他們從摩天輪下來，從此分別，十年都沒有再見過面，以至於小麥幾乎都把秋收忘記了。
其實，帶著淚水的寫作是一把雙刃劍，有的悲傷，引發讀者共鳴，有的哭泣，卻讓人感覺用力過猛，終究還是要看作品的情感容量與作者所寄寓的情感是否相容、恰到好處。作者在情緒飽滿之處痛哭，故事卻單薄無趣，這份情感反倒成為了“作品不能承受之重”。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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