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我的少數派報告 | 蔡駿

作家蔡駿

自述：我的少數派報告

文 | 蔡駿

過去都是假的，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無法複原，即使最狂熱最堅貞的愛情，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種瞬息即逝的現實，唯有孤獨永恆。

——加西亞·馬爾克斯

菲利普·迪克有過一部短篇小說《少數派報告》，描述2054年的華盛頓，司法制度已能通過一種“心理科技”預知犯罪，並在凶手作案前將其逮捕，直到一名警官自己突然成為了“即將犯罪”的通緝犯……小說後來被好萊塢大導演斯皮爾格伯拍成了科幻電影。菲利普·迪克是個鬼才，給許多好萊塢電影提供過小說原著，1962年的政治幻想小說《高堡奇人》獲得過雨果獎。不過，我今天要說的與這個故事無關，也許和菲利普·迪克有關，最有關的僅僅是“少數派報告”這五個字。

我天生是一個少數派，在生活上是個少數派，在文學上也是個少數派。

“解藥”

去年，我回到以前的家裡，尋找一份十年前的合約，翻箱倒櫃，意外找出一本“黑面抄”。黑色硬板紙封面的筆電，紙張乾脆泛黃，仿佛出土文物。那時還沒使用電腦呢，許多閃過腦海的原始創意，就這樣隨手記在紙上。黑面抄裡夾著許多小紙條，布滿自己都難以辨認的字，有些後來成了我的小說。這些褪色的原子筆字跡，出自世紀末的那一年——霎時明亮起來，點點滴滴，事無巨細。人們說不忘初心，我想感謝那時的自己，因為我找到了一種拯救自己的“解藥”。

文學，就是我的“解藥”。

我讀小學開始學畫，很簡單的素描和水彩。初三那年，我忽然想要考上海美專，瀏海粟開創的學校，中國最早畫人體模特的地方。我自己買了許多教科書和素描鉛筆，從HB到12B。我爸幫我背了個石膏像回家——那是個長髮飄揚的外國老頭，名叫《馬賽曲》，法國雕塑家呂德在1836年的作品，原作是高浮雕在巴黎凱旋門上。我畫了一個學期，差不多每天畫一幅，沒有任何老師指導。我每次都有進步，最後畫到以假亂真。我去美專報了名，專業考試那天卻不敢出門——我害怕失敗，自己只是個三腳貓，人家都是拜師學藝了多少年，根本比不過啊。於是，我連嘗試一下的勇氣都沒有，就放棄了我的畫家夢。

後來，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參加了考試，結果會怎樣？老實說，科學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幾乎肯定是要被退貨的。但至少，這樣就讓我徹底死心，不用為了自己的怯懦而後悔。

我工作得很早，十九歲就已在上海郵政上班了。剛開始，國企還被認為是不錯的部門，起碼不用擔心丟飯碗。後來，國有企業優勢漸少，也與傳統產業受到移動通信與互聯網的衝擊有關。不少同事跳槽到民營公司，或去了中國電信或中國移動。有一年晚上，與幾個寫小說的朋友一起吃飯，隨意地問起互相的收入，而我的工資收入居然低到他們都不敢相信。

在部門裡，我做著平凡而無聊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因為幾乎沒什麽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同事，能說一些關於電腦和影視的話題，也僅此而已。至於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同事，我隻遇到過一個，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公用的電腦裡，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於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古典詩詞上去。

那幾年心情陰鬱的時期，大概激發了傾訴的欲望，不傾訴給身邊任何人聽——隻寫給自己。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裡，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至今看來雖幼稚而拙劣，卻真是一個特別的青春期。

我經常去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靜安區圖書館等等，我一期不落地看《詩刊》，看《收獲》和《當代》。至今，我還清楚記得當時在文學期刊上的莫言的中篇小說《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發現小說帶給人的樂趣無窮。

我又讀到了卡夫卡的《審判》、《在流放地》、《地洞》、《鄉村醫生》、《訴訟》……這個瘦弱的男人，無異於又給我打開了一方天地。我驚訝，初讀《訴訟》我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因為我也處於一個上班的“部門”之中，不曉得明日往何處去？

那時候，我買了本王小波小說劇本集《地久天長》。開篇《立新街甲一號與昆侖奴》，我讀到王二與昆侖奴“開始吃喝、談笑，度過這漫漫長夜。當戶外梨花飛舞，雪光如晝時，人不想沉沉睡去。這種感覺，古今無不同”。後面篇篇讓人驚豔，原來世上還有這樣寫小說的？這本書，至今還在我的書架上，無事翻翻，常讀常新。我更愛他的唐朝故事，《夜行記》是小說語言的滿漢全席，《舅舅情人》柔情似水猶記終南山下雪白的骸骨。後有《東宮西宮》的小說和劇本。二十年後，尚無人能再像王小波一樣寫作。下一個黃金時代何日來臨？至今，我仍然酷愛那句“古今無不同”。

2000年，我開始上網，嘗試把最初寫的小說，貼到當年的“榕樹下”網站。記得第一篇，就是模仿王小波的唐人故事風格的《天寶大球場的陷落》同樣是一半古代一半現代。

從此，我的“解藥”開始發揮藥效了。

“不響”

用《繁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不響”的人。

2002年底，我被調到一個幾乎是閑著沒事的部門，負責撰寫企業的史志和年鑒。在那裡上班的，大多數是中老年人，工作的大樓有八十多年歷史，每天面對許多發霉的檔案，還有不知道多少年積累下來的公文，從清朝滅亡直到21世紀。雖然，大多數人將之視為養老聖地，但我非常喜歡歷史，尤其能面對大量數十年前的文字。我甚至找到了許多五四時期首次發表的文學作品（或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

這段時間，因為陳村老師的關係，我認識了《萌芽》的傅星老師，得以發表許多小說，一不留神成了暢銷書作家。我忽然發現：一年寫小說掙來的版稅，超過了部門發給我工資的幾十倍。但我沒選擇離開，繼續維持了這樣大約兩年的時光。對我來說，上班已經不是為了生存，而僅僅是完成一種義務。或者，上班已成為了一種習慣，似乎我永遠不能適應每天待在家裡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狀態。又隔了兩年，我決定辦第一份雜誌，注冊成立自己的公司，終於離開原來部門。我既不覺得離開得早，也不覺得離開得晚，那是一個恰當的時機吧。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有各自恰當的時機。

200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認識金宇澄老師。當時《上海文學》雜誌發了一篇我的小說《小白買》，恰好金老師是我的責任編輯。正好一起參加作協的活動，我和金老師也聊了幾句。我是個內向的人，整個活動過程中很少言語，金老師卻跟大家說：“不要看小蔡不聲不響，他的心裡頭很有想法呢。”後來看了《繁花》，先是在弄堂論壇裡，然後買了實體書，滿心歡喜。不僅因為小說寫得好，也因其中主要的兩個地段，思南路是我工作過的地方，而長壽路與大自鳴鍾，則是我從小長大以至於仍然生活的地方。看《繁花》，竟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而我想起他評價我的“不響”兩個字——《繁花》的精華，不盡在“不響”之中嗎？

“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繁花》

2014年，春天，我又一次遇到金宇澄老師，我說起我剛寫完一個短篇。金老師鼓勵我給他投稿。當時，我覺得自己對於純文學期刊來說，完全是個門外人，我毫無自信心地投了過去。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個禮拜，有天早上，我收到金老師的簡訊：“小說很棒，充分顯示了拓展力量與特點，準備用在（上海文學）八月號的頭題”。那天中午，我獨自在家吃午飯，一邊吃一邊掉下了眼淚。

這也是我的“不響”。

“一夜”

2014年，一次大面積班機誤點被困在機場的經歷，讓我突然想起《最漫長的那一夜》這幾個字。那個春天，我正好在寫一個短篇，名叫《北京一夜》。這是一個關於說故事的故事，故事裡帶有我自己的成長記憶。雖然借一個北京計程車司機之口說出，但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地域之間並沒有太大距離，受著相同年代的教育長大，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我們是有多麽複雜啊。這一切與文本或結構無關，隻來自兩個字——記憶。

那年四月，我過北京，住長虹橋，零點時分，獨自出門計程車，直奔百花深處，尋找有位老婦人猶在癡癡等。百花深處胡同，空無一人。我一個人走了後半夜，幾乎迷路，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了後海。好像我真的是故事裡的人物。

所有標題帶有“一夜”，所有主要敘述發生在一夜之間（也許所涉及故事和背景跨越數年），所有視角幾乎都來自於我的第一人稱，所有內容也有一大半都真實發生過。我的故事，或者，我身邊的人們甚至你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的。從上海到北京，從喀什到香港，從莫斯科到巴黎。

“最漫長的那一夜”，說的最多的，是記憶。

博爾赫斯說，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的將來。

回想自己十八九歲，我依然感到有些遺憾——我沒怎麽享受過那個年紀的青春期應有的無憂無慮，我在朦朧地為自己的前途憂慮，擔心或許終生都要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少年時原有的一切純真與熱情，漸漸被麻木不仁的生活所同化，漸漸為了幾百元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漸漸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生命航道裡隨波逐流。當我們小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長大了。那時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夢想，我的夢想小學時是考古學家，中學時變成畫家還癡心妄想考過美院，最後才誤打誤撞地成為了一個作家。

至今，我仍對“作家”兩個字感到汗顏。

“一夜”帶給我很多榮譽，帶給我很多驚喜，甚至好多個文學獎，比如“百花文學獎”、“鬱達夫小說獎”等等。

但我仍然感覺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少數派。

有人說，我有很多大眾讀者，實在是個多數派。但我仔細思量，在類型文學的圈子裡，我太文藝；在純文學的圈子裡（也許還只是在門口吃飽太閒），我又太類型，甚至被認為是“對傳統文壇的一次大膽闖入”（鬱達夫小說獎頒獎詞）。

錄入一下評委袁敏老師的點評吧——

“作者原是一位寫懸疑小說的暢銷書作家，他把網絡暢銷的元素引入傳統文學，這種碰撞和嘗試很有意義，特別難得。”

好吧，但我必須要承認，身為一個少數派，我真是太幸運了啊！

“孤獨”

我是少數派，少數派注定孤獨。

天性使然，我不喜歡扎堆，不喜歡與人交往。我滴酒不沾，也不抽煙，因此無緣各種酒桌聚會。我在作家圈有不少朋友，但從不呼朋喚友，也很遺憾不能像竹林七賢們那樣豪爽地交往，更不可能像馬爾克斯的客廳那樣高朋滿座。

去年，我去北京開了中國作協第九屆代表大會。會上當然遇到了許多大家。比如遲子建，我一直很喜歡她的小說，更喜歡她在某次頒獎典禮上所說的話。正好住同一個賓館，有一次，我們在電梯遇到，我輕輕說了一聲“遲老師好”，她向我微笑點頭。隔了幾天，我又看到她要進電梯，我等了片刻才一起進來。她很疲憊，急著要回去休息，所有人都開了一天的會。電梯裡擠進來很多人，遲子建到十六樓，而我到十八樓。終於，電梯裡沒別人了，我才對她說了一句話：“遲老師，我很喜歡您的作品。”她很高興，可惜樓層到了，只能匆匆告別。但，說出這句話本身，就讓我很有單純的幸福感，好像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眺望額爾古納河右岸與群山之巔。

還有舒婷，投票選舉作協主席、副主席時，我發覺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女士，名字牌上是“舒婷”二字。這不是朦朧詩的女神嗎？我沒有打擾她，只是坐在後面，努力回想她的《致橡樹》與《神女峰》“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散會後，我裝作不經意路過她身邊，說了一聲“舒婷老師好”。這是我跟她說過的唯一一句話，不知以後還有無機會？我想，這就像詩的語言，言簡意賅，足矣。

我想，真正的作家，肉體從不孤獨，但內心孤獨，孤獨到沒朋友。人一輩子能交的朋友是無限的，哪怕回頭就忘；但人一輩子能寫的字卻很有限，是說有品質的字。各自孤獨著，各自燦爛著。若真覺得好，說一聲“你好”就能讓自己很開心。

而少數派的我，更願意像卡夫卡、王小波那樣在孤獨中寫作，無論你讀或不讀，小說就在這兒，默默地綻放，再安靜地凋零。

你好，自己。

蔡駿，已出版長篇小說《鎮墓獸》、《謀殺似水年華》、《天機》等三十餘部。中短篇作品發表於《人民文學》、《當代》、《上海文學》、《十月》、《江南》、《中國作家》、《山花》等文學期刊。曾獲梁羽生文學獎傑出貢獻獎、鬱達夫小說獎提名獎、《上海文學》獎、百花文學獎、茅台杯《小說選刊》短篇小說獎。作品翻譯為英、法、俄、日、韓、泰、越等文字。作品改編電影《謀殺似水年華》、《地獄的第19層》、《荒村公寓》、《蝴蝶公墓》等，改編電視劇《詛咒》等。編劇作品《京城八十一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