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育學院副院長：今天的教育已經變成了賭場

今年五月，美國司法部曝光了美國名校招生賄賂醜聞，指控50人涉嫌參與“購買”耶魯、史丹佛等大學入學資格，行賄者多是富商、高官、明星等社會名流。美聯邦檢察官稱這是“司法部起訴過的最大規模入學舞弊案”。其中，中國山東步長製藥的董事長趙濤支付了650萬美元的賄款，為女兒趙雨思打開了進入史丹佛大學的後門。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大學入學舞弊案中，涉案金額最大的一筆。

《華盛頓郵報》認為，這是一個關於財富帶來特權的故事，但故事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這些頂級富豪仍然擔心自己的財富不夠多，他們需要通過將子女送入名校以維持身份和地位、獲得更多財富。該報稱，說到底，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社會帶來病態惡果的故事。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副教授勞倫·A.裡韋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一書認為，教育已經成為精英群體自我複製和再生產的路徑。富裕家庭的孩子依然是高校生源的主體，有更多經濟資本的家長可以較容易地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打造大學錄取委員會青睞的學業和課外活動簡歷，也能讓孩子擁有與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互動方式，從而讓他們在高收入職位的招聘當中勝出。作者認為，雖然在現實當中，還有少量人流進或者流出精英群體，但從社會最底層一步步登上經濟階梯最頂層的情況越發少見。

在中國，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劉雲杉也看到了類似的情形，日前她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採訪，分享了多年來對於教育行業的觀察，也談及中國家長愈演愈烈的教育焦慮背後透露出的種種問題。在劉雲杉看來，教育已經變成了布爾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成為以家族為部門的積累、傳承與努力的結晶。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開始日趨穩定，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它不僅關乎個人的命運，更影響著整個家庭的運勢。劉雲杉告訴界面文化，“教育當中，既有底層的平等訴求，也有中間階級經營、投資的策略，還有隱秘的財富階層對繼承人的傳承和庇護。教育變成了一種賭博，成為各種力量的博弈。”

除了階級固化的因素，這些年的教育改革過程，反而更加重了家長的教育焦慮。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曾經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裡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每個家庭因此而為市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孩子從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資源換來的。”匯豐銀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價值：登高望遠》全球調查報告也證實了這一觀察，報告指出，近六成的中國家長讓孩子接受自費教育，大多數（93%）家長目前或曾經給孩子上私人補習，74%的中國家長因為孩子的學業而放棄休假、個人愛好等。

劉雲杉表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教育公平的訴求之下，學校提倡減負，卻使得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產生了離奇分裂，導致學校教育的權威性下降，最終，家長又不得不以經紀人的方式重組孩子的教育資源。“圍繞錄取學校的排名、選擇專業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鏈。”

界面文化：首先想和你聊一聊教育焦慮的問題，為什麽很多人覺得過去家長的教育焦慮沒有那麽明顯，但近年來卻越發嚴重？

劉雲杉：教育焦慮與很多因素相關。首先是社會結構，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裡，普通民眾都習慣了向上流動；然而，今天社會結構已經日趨穩定。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在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中，家長不允許孩子失敗，也不接受孩子平庸。這樣的教育投入已經扭曲了教育，教育不再是常態的教育，它更像是一個賭場。

另一個因素是二代崛起，這不再僅是中國現象，而是一個全球問題。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年輕人手持《21世紀資本論》，高喊：我們就是99%！《21世紀資本論》的研究指出：最富裕的10%人群佔有總財富的60%，他們擁有的財富是社會平均財富的6倍，如果每個成人的平均財富是20萬歐元，那麽最富裕10%就有人均120萬歐元；這一群體內部也極端不平等，最上層1%的人均財富是500萬歐元，其余9%的人均稍低於80萬歐元。

這本書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指出：人們曾經相信經濟增長的大潮會讓所有的船隻都揚帆遠航、所有的群體都能共享增長的紅利。然而，更長時段、更多類型的研究卻發現，事實不是這樣，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溫和的不平等，資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極端的不平等。財富階層已經清晰地出現，“靠工作還是靠遺產”成為新的糾結，這是“拚爹”現象的經濟邏輯。

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同樣孕育了財富階層的形成。人們驚愕地發現，勞動收入不平等帶來的只是溫和的不平等，房地產、金融資產等資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更為極端的不平等。有的人手裡有很多套房子，有股票、有各種形式的財產，而另一些白手起家的人，即便是每月能掙兩、三萬，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也過得捉襟見肘。在改革開放的40年裡，大量中產階級也出現了。防止下滑和力爭向上，成為所有階層在代際傳遞當中的日常焦慮。

界面文化：教育焦慮產生的原因，除了階層固化，還有其他嗎？你曾經說，如今，教育的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產生了離奇分裂，所以父母會產生焦慮嗎？

劉雲杉：我們的教育為什麽讓龜兔（指不同稟賦的人）比賽跑步？是因為教育具有篩選功能，也因為我們國家特有的社會結構。如果照搬北歐的教育制度與社會制度，烏龜和兔子可以不去比賽跑步，可以多元選擇、自由發展。但是在中國，需要靠教育來進行人才分類與人才篩選，因為優勢資源有限，因此競爭激烈，一定要在一起決出一個高下之分。

培育在先，篩選在後。但是，在教育公平的訴求之下，烏龜不能明顯地失敗，所以大家跑得都很慢。學習內容繁難偏舊，跑得快的、天分很好的兔子不得不陪著烏龜，在低挑戰、低刺激的重複學習中，適應烏龜的速度，學業負擔既沉重、又低效。因此，教育部主導課程改革、學校減負、快樂教學，進而是考試改革。結果是什麽呢？高考越來越簡單，考分越來越高，一個分數段有上千個考生，這樣的考試的篩選的價值越來越弱。可是，篩選是對人才的分層分類，如果沒有篩選，這個社會如何進行分層分類呢？篩選一定會發生的，於是，學習過程中的減負和學習終端的篩選（中考和高考）出現了分離。

過去，我們相信學校教育是全能的，學生在學校裡學得好，就能考得好。可是今天，學生在學校裡的過程性考試都是高分，90分、100分，都很happy，可一到利害相關的選拔性考試，分數就很低，差異就非常大，家長就會對學校教育的的專業性產生懷疑。過去，在培育功能和篩選功能沒有分離的時候，學校比較權威和全能，家長把孩子交給學校是放心的。而今，學校的教育功能被不恰當地弱化了，家長不得不以經紀人的方式，重組孩子的教育資源。

界面文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認為，今天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國民教育裡最好的資源都退出了教育。而現在的教育讓位給市場化的教育企業。這其中是否有教育市場化的問題？

劉雲杉：是的，減負將公立教育的手腳捆綁住了，減負以後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教學與育人分離了，既出現了無育人價值的教學，也出現了無教學價值的育人，教學的價值在學校與培訓之間被雙重扭曲了。在減負背後，考試、教育中最核心的知識在哪裡獲得？外包到校外輔導機構、培訓機構當中去了。我的同事王蓉（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的研究指出“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現象，舉例來說，在上海，公立教育的權威在不斷下滑，私立教育能提供更好的教育供給；在北京，雖然公立教育看起來很強，但是公立教育和校外的培訓機構又非常複雜地嵌套在一起。

我們剛才提到教育改革，第一季是“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即培育功能與篩選功能的分離；到了第二季，則發生在學校教育內部，出現了精約教育（強調嚴格的制度和紀律，用“苦中苦”實現“人上人”的目標）和博放教育（將約束力降到最低，主張解放學生，讓學生在集體之外成長）兩種理念型，這對“理念型”教育模式後是中國社會的斷裂：大城市尤其是社會中上階層開始體驗與享受素質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鄉村與社會中下階層信任與選擇的仍是“應試教育”；中國社會的中上階層與中下階層在對“繼承人”的培養途徑上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但再仔細研究，校內的博放教育依賴校外培訓機構中的精約教育，體制內的素質教育和體制外的應試教育既奇怪又自然地組合在了一起。

界面文化：你剛才提到家長的“經紀人”角色，這一代父母在思想意識上和之前的父母是否也大為不同？

劉雲杉：去年，做社會學研究的楊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編輯，社會學所的助理研究員）提出了“母職的經紀人化”的概念。在教育市場化後，母親的角色變成了一個新的經紀人。選擇什麽樣的學校、進什麽樣的機構和培訓班、選擇什麽樣的老師和學習同伴，都要靠母親來經營。學校提供的服務和網絡課程、校外課程都被相提並論，成為了課程超市。作為精明經紀人的母親可以在不同套餐裡面為孩子選擇合適的東西。

現在的年輕父母是大學教育的產物，他們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中產階級化的人，他們的育兒特徵是相信書本、惟新是從，不再相信傳統和經驗，你的母親可能會按照你外婆的經驗帶孩子，可是現在年輕的父母願意相信一切書本的東西，也願意相信一切國際化的東西。我常常疑惑：為什麽有那麽多西方早就已經過時的、有問題的教學法，比如積極心理學、STEAM等，改頭換面地搬到中國來之後，會有那麽大的影響力？年輕的父母特別願意嘗試，在沒有經驗與常識作支撐的情境中，他們很樂意去接受西方舶來的觀念與做法。其實，我們此起彼伏的教學改革中，經得起推敲的東西是非常少的。真正有用的東西是簡單的、穩定的、常識類的經驗。

界面文化：今天的父母還尤其關注奧數之類的可以給自主招生加分的課程。這是不是對家庭要求更高了？

劉雲杉：對。基礎教育在減負，高考在降低難度，這極大地毀壞了考試的權威性，於是就有了自主招生，伯樂被逼出來自己挑馬。自主招生本意為不拘一格選人才，可是，培訓機構又聞到了商機， 出現了馴獸師、馬販子，千里馬突然大批冒出來了。如果說傳統高考後的刷題策略像訓練小白鼠，那麽，升級版的奧數像是馴獸，競爭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需要持久地專注、堅定的意志，也需要對智力、天賦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貴的投資——這已經變成理性的經營，家庭、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教育消費邏輯下日漸趨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經營原則。圍繞錄取學校的排名、選擇專業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鏈。

界面文化：出發點是對教育公平的訴求，最後為何導致了這麽激烈的競爭？

劉雲杉：這是因為，在“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旗幟之下，人民不是抽象的整體，而是衝突的群體，這種競爭邏輯讓教育公平這個政治理想主義轉化為既精明又計較、雖務實又不無猥瑣的教育功利主義。平等的訴求要求分層的細密與競爭的活力，要求一定的流動性，通過教育場域裡的競爭使得階層流動起來。競爭是應該的，但是競爭的有限性、合理性在哪裡？

原本我們期待基礎教育是一個社會團結、社會整合的機制，期待高等教育能充當社會安全閥，今天教育完全變成了一個賭場。本來我們希望能夠教育能點石成金，但是它已經是一種布爾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社會煉金術的要害在於：形式上是資本持有者即個人的成就性特徵，實質是以家族為部門的積累、傳承與努力的結晶，學業的成就與相應的文憑，成功地將先賦地位與後天獲得的成就性因素結合在一起。既用後者掩飾了前者，也為先賦地位留下了既隱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間。

過去，中國在教育的無差別和機會的平等上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人們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當中也說，這個社會貧富貴賤，生成不定，流轉相通。到了現代社會，這種“平鋪的社會”由學校、各類考試、考試背後的資格、資格背後的文憑以及文憑所敲開的大門所接替。為什麽中國人這麽重視子女教育？這不僅是個人的命運，更是整個家庭的運勢。

中國經濟已經卷入全球資本主義之中。傳統社會是個人的勤學苦讀，今天則變成了家庭持續的投入。教育當中，既有底層的平等訴求，也有中間階級經營、投資的策略，還有隱秘的財富階層對繼承人的傳承和庇護。教育變成了一種賭博，成為各種力量的博弈。

“教育當中最難的，不是知識的習得，而是人性的培植”

界面文化：那麽，高考結束，考上好大學就行了嗎？

劉雲杉：今天是一個大眾高等教育時代。大眾化、普及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問題，這意味著大學本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天，教育不光意味著機會，也完全可能是陷阱。舉例來說，如果你本科不是211、985學校，即便是念完博士，你的符號也很難更好看。

我剛從一個省招生回來，省理科狀元是718分，但是我看到考了686分的考生要回去複讀。過去，起碼在上世紀80年代我讀書的時候，人們會覺得武大、複旦、南開等一大批大學都非常好，能進這一類大學就非常好！但為什麽今天人們進不了清華、北大就選擇不去？這就是符號效應，如果這個符號不是足夠稀缺、不能有足夠的榮耀，有足夠的市場交易能力，人們會認為這個符號是負面的標簽。

界面文化：你曾說教育的本質是要讓每個人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出身》這本書講到一個問題，就是在學生剛進大學校門的時候，找不到一個想進投資銀行的人，但是畢業的時候，很多哪怕是其他專業的人也都想要進一流的投行和谘詢公司，因為這些公司用最漂亮的東西吸引他們。你認為這是大學教育的問題嗎？

劉雲杉：唯才是舉的社會是高度分層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場域相對獨立，各有自己的實踐邏輯。你可以很有錢，但不一定很有權，不一定很有文化。這樣比較容易達到一個無階級社會。但是我們是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

《出身》這本書特別重要的價值是它講到了經濟特權階層是如何維持的。這本書裡談的是頂級專業——投行、律所、谘詢公司如何招人。隨著財富階層出現，超高薪水階層崛起，剛畢業的學生可以直接進入全美家庭收入的前10%，他們的薪水是同校從事其他工作的畢業生的2-4倍，他們面臨著收入是5位數還是6位數的區別，也就是在奢華生活與頻臨破產之間的選擇：也就是賺取高薪、追求快節奏、光鮮的生活方式；還是掙一點點工資，勉強維系枯燥的生活之間的選擇——這是一張通往社會上層的單程票。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大家覺得學法律、經濟、中文，都很好。新華字典有這樣的例句：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界面文化：《出身》這本書裡講到，美國名校的校園文化當中，非正式社交圈中的派對、聚餐、國外度假與正式的課堂學習一樣重要。甚至人們認為本科教育的目的更側重社交而不是學術。你認為社交在中國目前的校園文化當中也有這麽重要嗎？為什麽?

劉雲杉：大學裡面人對人的影響發生在哪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大學裡有極強的俱樂部文化。越精英的群體，這種俱樂部文化越嚴格。所以耶魯有骷髏會（美國富人和權力者的“秘密俱樂部”），俱樂部當中還會出現整蠱現象，讓新加入者在殘酷的競爭中證明自己的能力與資格，過關者享有權威與尊嚴。

在中國，人對人的影響很多時候是教師對學生的影響，或者是研究生中的師門即導師和他的學生之間的影響。在系科之間還有班級文化。我們也有豐富的社團，社團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俱樂部文化，當然也有共青團、學生會這種比較官方的文化。

一方面，在我們的大學改革當中，系科文化在慢慢弱化。過去，你會覺得一個專業、一個班級的同伴是很重要的。但今天在自由選課之後，同伴文化開始弱化。另一方面，社團文化在強化，很多專業學院比如商學院、經濟學院、法學院很強調內部的俱樂部文化。我遇到不少學生，他們認為最大的影響來自於自己的學長。在學長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未來會成為什麽樣子。大學今天已經越來越分化了。學生可能不想做自己老師的學術繼承人，而是想去外面頂級的投行和律所、谘詢公司。那麽投行的學長可能把他們精英圈子的身份文化與行為慣習通過言傳身教慢慢傳遞下來。

界面文化：這本書裡講在美國大學裡，家庭所處階層更高的孩子更注重社交，普通家庭更注重學習。

劉雲杉：會有這樣的現象。中國情況還沒有那麽嚴重。比方說美國招生裡有一種反猶太主義，因為猶太人分數可以考得很高，其實對學習來說，考高分對你背後的東西要求沒有那麽高。但是，俱樂部文化是最困難的。你怎麽打入一個圈子，怎麽能在那裡面應付自如，和所有人得體地相處，成為最核心的人，這是最困難的。

這還不是一個簡單的社交問題，準確地說它是一種身份文化。這套身份文化和學生未來走進的專業群體、社會圈子是高度同質的。那些圈子往往也是學生未來職業想要進入的圈子。而來自某些階層的孩子更能深諳那些圈子的規則、如魚得水地習得一些習性。

界面文化：正確展現文化技巧對求職者成功進入精英崗位也具有關鍵作用。

劉雲杉：這是布爾迪厄說的“慣習”。怎麽能夠在各種場景裡得體，寵辱不驚？當然，英美國家有英美國家的慣習，中國有中國的慣習，怎麽能既表現得很開放，內部又很排斥；既顯得很民主，又把距離拉得很開，這些都需要分寸的拿捏，是很微妙的。有一個詞語叫“傍身之技”，一技傍身，就是這個技能是在你身體上的，不是靠你刷題刷出來的，而是靠你長年累月習得的。你有非常敏銳的觀察能力，明白在什麽場合可以非常微妙地融入進去，不卑不亢，能夠得體。這是教育當中育人的部分。其實教育當中最難的，遠遠不是知識的習得，而是人性的培植。

界面文化：布爾迪厄說，對一些人來說，學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價換來的成功；但對另一些人來講，這只是一種繼承。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出身本身就是進入精英階層的捷徑。

劉雲杉：教育一直有再生產的功能，但教育的再生產是以群體為部門而非以個體為部門，作為個體，命運有變數與例外。除非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要整體性打破秩序是是困難的，重新洗牌會導致某種無序。但是教育所篩選的是成就性的因素，而非先賦性因素，因此，出身普通、天資很高且努力的人，在教育中同樣有機會成為精英中的一員；同樣，精英父母所養育的弱者也有被淘汰的可能。《出身》這本書，真正的要點在於制度性的舉薦，通過上名牌學校，教育成為新的出身，它可能洗白不利的家庭出身，更有可能為優勢的家庭出身加持證成。

界面文化：我們能夠避免教育成為精英群體自我複製和再生產的路徑嗎？

劉雲杉：不是要避免，而是要讓精英群體的再生產合理有序，有一定的開放性和競爭性，讓精英群體充滿活力；既非嚴格的封閉，陷入僵硬的內循環，導致精英群體固步自封、失去整合社會的領導力；也非用無序的平等從根本上導致精英群體消亡，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失去內在的秩序。要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再認識教育，要理解教育的複雜性，教育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烏托邦，也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漫畫，它是多重利益共存、多重張力交織的。我們應該討論的是重返教育的內部邏輯，重審教書育人的常識，不要讓外部邏輯侵蝕、擾亂了教育的內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