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禎 我的戲曲評論觀：批評與立場

評論，是本人這些年來研究工作一項重要內容，評論參與使本人對戲曲發展和理論研究現狀有了更多也更為具體和深入的了解。我的碩士與博士專業的本行分別是中國戲劇史和南戲研究，1989年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讀博士學位，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看戲機會大增，感覺這裡的研究工作和戲曲舞台、戲曲發展現狀聯繫特別緊密，時任所長、著名的戲曲美學家蘇國榮研究員對本人學習非常關心，熱忱邀請我參加戲曲研究所召開的戲曲評論活動。我的第一篇評論文章便是觀看人藝話劇《李白》後而寫的習作。畢業留任戲曲研究所後，我參加的戲曲評論研討增多，並逐漸常態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參與文化部藝術局的評論、研討和評審，一發不可收，迄今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戲曲評論是戲曲研究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在張庚戲曲理論體系中，評論是其五個層次的最高級，他認為“在文藝裡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評論，如果一個人能把評論寫好，寫出的評論被創作藝術的人承認，那你就是把藝術理論真正搞通了。”（張庚《關於藝術研究的體系》）五個層次中的資料、志書、歷史、理論研究“還只是解決一個基本理論問題，最重要還是拿它來解決藝術創作上的實際問題”，而“評論是運用基本規律解決當前文藝上的具體問題”。（張庚《關於藝術研究的體系》）張庚以舊俄時代杜勃羅留波夫為奧斯特洛夫斯基創作《大雷雨》所寫的評論《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為例，來說明好的評論對讀者（觀眾）、對作者、對文藝走向的影響。但現實中的評論鮮為人稱道，評論成為戲曲研究產量最高、卻也口碑最不如人意、最為人詬病的一個領域，這裡當然有評論者的認識、水準甚至品德問題，但更為根本的還是評論的機制、生態環境問題，所以，解決之道也必須是系統和全面的，而不是僅僅質疑評論者的水準或品質。

如何做好文藝評論、戲曲評論？不僅需要評論者具備理論知識與評論方法，還需要具備極高的藝術鑒賞能力。這是因為，評論具有雙重性，其雙重性特徵體現為它的理論性與實踐性，劉剛紀先生稱之為“行動的美學”。理論性是其學術的歸屬，而實踐性則是它與藝術對象的聯繫，這種雙重性也造成了評論實踐的複雜性。評論被指斥、被詬病，某種程度上也是其特徵雙重性的撕裂結果，這個結果也造成了學術研究對評論的一種歧見和排斥，拉大了其本來相輔相成、彼此依偎關係的距離。戲曲評論是戲曲演出實踐的延伸，它不僅關注舞台上的演出和作品，還必須注意演出和作品背後的作者、演員、劇團，甚至作者、演員、具體背後的榮譽，特別是在一個單一媒體主宰聲音的時代，它就是最後的“審判”，這樣以來，學術和神聖的評論逐漸被作品對象需求的功利性所取代，評論家逐漸淪為利益輸送者的婢女，評論的客觀性和學術性讓位於廉價的叫好稱頌，戲曲、藝術創作生產成為一條“有規則”的鏈條，不僅絞滅了評論，也在絞滅著戲曲、藝術。

評論的另一個難點是評論標準問題。以往的理論和評論話語體系是以外來、西方為主要標準而構建的，總是帶著西方的眼光和視角審視、品評本民族的藝術作品，包括戲曲作品。這樣的評論有其失，特別是它的參照來自現代發達國家異質文化的標準，並不完全吻合中國文藝發展軌跡，還有可能潛移默地化銷蝕中國文藝自身民族特徵，特別是導致戲曲的本體喪失（前些年戲曲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這一點上表現十分明顯）。隨著近年我們對民族文化、傳統文化認識的進一步提升，文化走向自覺，建立中國文藝評論理論體系就成為當下學界的一種共識，其核心是以本國文化主體性為基礎，從固有的傳統藝術的元素中展開中國式的敘述，不可脫離孕育民族藝術生長的文化土壤，丟失中國藝術的創發性與本質性，當然也必須以開放和包容的視界，借鑒人類一切先進思想和理論，在研究方法上兼采眾之所長，打開評論的更為廣闊的天地。為此，評論界苦練“內功”，加強評論的學理性就顯得極其重要。評論者是研究者，不是裁判，也不是法官，評論是研究，是分析，有評論者的判斷，但不應以簡單褒貶、判斷為目的。文藝評論中國理論體系的建立也應該是中國真正進入文化自覺的體現，也是學者、評論者一項艱巨的任務和使命。

這是一篇“跋”，也是本人多年以來從事戲曲、藝術評論的點滴思想凝結。這些年來，本人雖然也有一些評論理論文章發表，但面對聚沙成塔的篇目，感受還是很多、很不同的。二十幾年參與、從事戲曲評論的歷程，也使自己對戲曲藝術有更為密切聯繫、了解和認識，對戲曲、對劇團凝結了更多感情，也產生了更多理性思考，也是自己作為評論者的一部真實、形象的成長史，得失、是非、甘苦盡在其中，其中難免也犯下上文所檢討的缺點與毛病。如何寫好評論，不是一個技巧問題，而是理論和思想觀念問題，是我們如何看戲，如何理解戲，如何超越編導演員，如何超越自我的問題，有演員、有編導、有舞台，又不局限於演員、編導和舞台，這樣的評論有視野、有思想、有啟發，才是觀眾所真正需要的評論，才是戲曲真正所需要的評論。本人的評論實踐，並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恰好反映了作者本人對戲曲、對評論本身認識的不斷思索和改變，也不乏評論界公共性“套式”，卻也保留個人作為評論者的個性和堅持，特別是後期的一些評論，這種意識更強，也更加走向自由和獨立。現實中，儘管坐在研討會現場的學者們都溫文爾雅，卻也不乏因為要盡力實現個人評論的真實看法、一種客觀性，而導致被評論對象的心胸展現，本人從未介意，然評論界現狀由此可見。令我尚有欣喜的是，後期的文章中，我個人的評論思想經歷著某種轉變和提煉，愈來愈認識到評論中的“仁心說，學心聽，公心辨”，儘管在很多人眼裡評論中的“刻意迎合”與“虛假讚美”是他的飯碗，並不完全重視關於作品本身的建設性意見，本人卻愈益看不到那個“飯碗”，唯求自己的思想，唯求自己的真心。中華文化，有史的傳統，浩浩湯湯，但不能每個人最後存世的都是阿諛逢迎，都是唯唯諾諾，都成垃圾，而內心的真實都隨人而逝，隨風而去了。

不過，作為一位學者、作為一位評論者，本人撰寫批評努力做到求真務實，並具自我批判思想和精神，這也是本人願意評論集出版的原因所在。

本評論集一個顯著特點是評論文字與圖片（劇照）的互文見義。這些年劇場觀劇的習慣，是邊看戲邊拍劇照，不僅攝影技術有所提高，而且拍攝過程也是對戲曲的一種參與，儘管有忽略某些台詞的可能，而更多聚精會神的在場。撰寫評論時，這些劇照都成為重回劇場的記憶補充。也包括，評論集出版時這些劇照的重現，不僅是對作者劇場參與身份的佐證，更是對評論文字的形象補充，而文字與劇照均出於作者之手，也是一種既為思想內容、也具形式感的互文印證，現在看來並不新奇，但還是饒有趣味的。

評論的發展日新月異，科技資訊、網絡文化所帶來的變化，也推動評論發展，這也表現為公眾對戲曲、藝術欣賞和評論的提高，包括批評樣式的多元，批評的壟斷不複存在，批評的迅捷、短快是必然趨勢。當戲曲鑼鼓還在劇場喧騰、演員的唱腔還在劇場回蕩，很多品評、評論已經飛出劇場，進入朋友圈，成為與場外戲迷共享的資源。

來源：《戲曲：批評與立場》，複旦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