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以色列在面積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國家，但這個國家和它的故事向來是世界關注的焦點。以色列對於我們理解全球事務太重要了，可以說，如果不理解這個猶太國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複雜性所在，就無法理解當今世界。
以色列學者丹尼爾·戈迪斯的《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是一部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於2016年。上一本以色列通史中文譯著的原著出版於2002年，即阿倫·布雷格曼的《以色列史》。這十幾年來，巴以和談陷入僵局，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隔閡愈益加深。和平既然無望，以色列人開始更多地向內看，以往被巴以衝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猶太人內部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作者：（以）丹尼爾·戈迪斯，譯者：王戎，校譯：宋立巨集，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戈迪斯此書便是寫於這類內部矛盾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視野之際，對它們的來龍去脈做了見樹見林的交代，這是有別於同類著作的特色之處。但本書並非又一部頂著通史名號的阿以戰爭史、巴以衝突與和談史，再加猶太移民史，而是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以色列社會的鳥瞰。作者想譜寫的，不是以軍樂為主的銅管樂，而是多聲部的交響樂；作者想捕捉的，與其說是政治事件、軍事行動、談判桌、協定內容、營救策略，不如說是這些東西背後的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觀念。
此書也寫於巴以衝突調和無望之際。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學者根據以色列和英國的解密檔案，陸續寫出一批實證性著作，挑戰了猶太復國主義的主流敘事，其影響之大，以至於今日要講述以色列的故事，不得不面對兩種深刻對立並仍在交鋒的敘事：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一場猶太人發起的殖民運動——就像這批“新歷史學家”所主張的，還是一場猶太民族的自我解放運動——就像傳統觀點所堅持的？相應地，以色列國有沒有扮演殖民壓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標榜的民主國家？這種爭論多少可以視為對巴以衝突延伸進學術領域的折射，哪怕爭論雙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話劇《鄉村》，講述了20世紀40年代發生在以色列一個小村莊的系列故事。
不同於新歷史學家，作者戈迪斯對以色列的社會與文化更有興趣；而較之傳統敘事，他更在意追溯“猶太國”的觀念史，在裁剪史料時更偏好表現以色列人集體記憶中的關鍵事件，因而更善於揭示政治行為背後的民意，更擅長捕捉以色列人心態的演變軌跡。毫無疑問，關於以色列的過去，爭論永遠不會結束。但如何記憶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的現實，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來的設想，這是更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在書中提醒讀者注意，基布茲（kibbutz，最早是基於社會主義原則建立的集體社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國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時期，基布茲人口也隻佔全國人口7%左右。與猶太復國主義竭力宣傳的價值觀相反的事實是，絕大多數猶太移民來到巴勒斯坦後選擇住進城市。
“基布茲”兒童從小就過著集體生活
有意思的是，否認流散地的意識形態似乎也滲透進我國對以色列的譯介中。基布茲文化向來在我國被當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國人最喜歡通過基布茲來理解以色列，但基布茲今天更像是受到保護的活化石，雖說是一塊仍能吸引絡繹不絕的訪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歡迎的以色列作家無疑是阿摩司·奧茲（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茲文化的典型化身，奧茲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譯本，連他編選的基布茲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都有中譯本。我們甚至還有因染上肺結核而被趕出基布茲的女詩人拉亥爾詩集的中譯本。但我們迄今為止沒有“希伯來民族詩人”比亞利克（Bialik）詩集的中譯本。
與很多以色列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書著意呈現了現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詩歌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電影、流行歌曲為代表的大眾文化，這在同類中文書籍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下面將要談到的，便是現代以色列相關的詩人、小說家以及部分音樂、電影作品。
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與《鳥頌》
在那片溫暖而美麗的土地，也會有邪惡統治和災難降臨嗎?
——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鳥頌》
現代希伯來語詩歌奠基人比亞利克（Haim Nachman Bialik, 1873- 1934）
哈伊姆·納赫曼·比亞利克19歲時就發表了《鳥頌》。毫無疑問，他是當時最傑出的猶太詩人，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猶太詩人之一。他的詩歌既表現了19世紀末猶太民族的絕望和傷感，也展現了猶太人對那個從未見過的民族家園的強烈渴望。
詩人對一隻從錫安（當時叫巴勒斯坦）歸來的小鳥說：“我的靈魂多麽渴望聽到你的聲音。”他問小鳥在那個美好的地方人們怎樣生活。“上帝憐憫錫安嗎？”“赫爾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瑩剔透？”“在那片溫暖而美麗的土地，也會有邪惡統治和災難降臨嗎？”這些詩句並非真的是詩人的疑問，而是猶太人對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亞利克和那一代猶太人都相信那塊土地有可能再次成為他們的家園。
比亞利克1892年發表《鳥頌》時，猶太人在東歐的生活艱難困苦。俄羅斯猶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稱為“柵欄區”（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區域。在政府和當地管理者的縱容下，針對猶太人的暴力活動不斷加劇。俄羅斯以前也發生過針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但19世紀末迫害的強度和規模前所未有。19世紀60年代羅馬尼亞爆發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1871年敖德薩發生了同樣的事件。
正是在這樣絕望的氛圍中，比亞利克於1873年誕生。父親在他6歲時就去世了，他被嚴格遵守教規的祖父撫養大，接受了傳統猶太教育。但和許多同時代的猶太年輕人一樣，比亞利克醉心於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h），即猶太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從18世紀70年代一直持續到19世紀80年代，旨在改革猶太教對傳統和集體主義的過分倚重，將一種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個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猶太社會。
比亞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運動，還是在來到一所新的猶太經學院後。為了用更現代的方法學習傳統猶太教，比亞利克來到位於立陶宛瓦洛任的一所舉世聞名的猶太經學院學習。在那裡，他被哈斯卡拉運動所吸引，成為“以色列的永恆”（Netzach Israel）組織的成員。這是一個致力於融合猶太民族主義、啟蒙主義和正統猶太教的猶太復國主義地下學生組織。
1891年，比亞利克離開瓦洛任，來到敖德薩，這裡當時是俄羅斯南部的現代猶太文化中心。在這期間，他深受當地知識分子圈的影響，並於1892年發表了《鳥頌》。
西奧多·赫茨爾與《猶太國》
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 1860- 1904），奧匈帝國猶太裔記者，現代政治上錫安主義的創始人，生於布達佩斯，童年時移居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學習過法律並取得奧地利法律執照，後來從事新聞學和文學職業，擔任過維也納《新自由日報》主編。早年主要為報紙寫雜文，後來創作戲劇。現在有人稱他為“以色列國父”。
剛上大學時，西奧多·赫茨爾讀到歐根·卡爾·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所著《作為種族道德和文化問題的猶太人問題》（1882）一書。杜林是當時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這本書中提出，解放歐洲猶太人並將他們整合到歐洲社會中對歐洲不利，應當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隨者甚至宣稱要讓猶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這令赫茨爾深感不安：杜林並非沒有受過教育的暴徒，他擁有出眾的才華和淵博的知識，如果連他都能作出這樣的言論，那無知的大眾會做什麽？吊詭的是，正是杜林這位著名的歐洲知識分子和惡毒的反猶主義者讓赫茨爾開始全身心研究“猶太人問題”。
和比亞利克一樣，赫茨爾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中。1894年秋天，經過兩周的高強度工作，赫茨爾完成了劇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顯具有猶太特性的角色，並公開討論了“猶太人問題”。這部劇本並沒有使用多麽高明的藝術手法，而是直白地表達了作者的觀點：歐洲解放了猶太人，但猶太人實際上仍然生活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的隔都中，時刻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清白的壓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歐，猶太人如果不能自證清白，仍然會被當作罪人。但事態很快就惡化了。正當赫茨爾埋頭寫作時，發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對此，左拉發表了後來聞名於世的公開信《我控訴》，指責政府公然持有反猶主義偏見，並不公正地將德雷福斯關入監獄。
一般認為，德雷福斯審判讓赫茨爾開始思考如何解決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但現在很多歷史學家不這麽看。後來，赫茨爾曾找到著名金融家莫裡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猶太國的激進觀念，但他給出的理由不夠有說服力，最後只得兩手空空地離開。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爾決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諸文字，把他想對赫希說的話寫出來。
帶著更有說服力的論證，他開始向另一個經常做慈善事業的猶太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尋求幫助。為了說服他們，赫茨爾把已寫出來的文字進一步發展為一本內容詳細、結構合理的計劃書，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猶太國》一書的雛形。他給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猶太國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猶太人問題”，這個國家的地點還沒有確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
《猶太國》，作者：（奧）西奧多·赫茨爾，譯者：肖憲，版本：商務印書館，1993年12月。
赫茨爾是在欣喜若狂的狀態下寫的這本書。當談到寫書經過時，他說：“我當時完全投入到寫書中，決心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當時並不知道自己能否寫完，因為書中提出的理想似乎過於巨集偉，但有幾周的時間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讀到這本書的人同樣難以自拔。《猶太國》這本只有100頁左右的小冊子讓赫茨爾成為猶太世界家喻戶曉的名字。1896年2月出版後，這本書轟動了世界，被不斷印刷，不斷翻譯成其他語言，成為現代猶太作品中閱讀最多、流通最廣的一本書。僅在1896年，這本書就出現了英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羅馬尼亞語、保加利亞語、俄語和法語版本。他在書中的提議讓許多學生熱血沸騰。《猶太國》讓赫茨爾一夜之間從一個孤零零的聲音變為一個國際運動的長官人。
這本書的中心思想現在看來很普通，但在當時著實是令人驚歎的提議。這本書出版後，幾乎整個猶太世界都相信：猶太人需要一個國家，他們能夠建立一個國家。
1904年7月3日，年僅40歲的赫茨爾因心力衰竭去世。維也納舉行了一場空前的葬禮。參加了葬禮的猶太作家茨威格這樣寫道：“每個車站、每列火車、每個地區、每個港口都有人不分晝夜趕到這裡，人數達幾千人之多。西歐、東歐、俄羅斯、土耳其甚至偏遠村莊的猶太人都湧入這座城市……維也納這座城市突然明白，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詩人，而是一位改變人們思想的巨擘，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並不多見。”
1909年，以色列城市特拉維夫（Tel Aviv）誕生。“特拉維夫”是赫茨爾的烏托邦小說《新故土》的希伯來語翻譯。這座以赫茨爾小說命名的城市（連同其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學精英）很快變為了歐洲的“第二個萊比錫”（萊比錫是歐洲希伯來語出版中心）。
布倫納：對自我的審視和批判
很快，希伯來語文學成為猶太人想象新家園的途徑，人們通過這一媒介表達猶太復國主義生活中的矛盾與分歧。作家和詩人在塑造伊休夫（Yishuv，希伯來語“定居區”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社團。伊休夫擁有自己的政府和軍隊，是以色列國的雛形）和以色列建國後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將扮演核心角色。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以色列作家薩繆爾·約瑟夫·阿格農（Samuel Josef Agnon，1887-1970）。
同第一次阿利亞（aliyah，在歷史上用來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如第一次阿利亞或前蘇聯猶太人的阿利亞）一樣，第二次阿利亞期間，人們也在文學作品中生動描述了他們所經歷的困難。這一時期最偉大的希伯來語作家之一是約瑟夫·哈伊姆·布倫納（Yosef Hayim Brenner）。他出生在烏克蘭小鎮一個貧困的猶太家庭，曾在波切普的猶太經學院學習。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其他人一樣，他對世俗文化深感興趣，特別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但戰爭中斷了他的學術發展路線，1901-1904年他在沙皇軍隊中服役，日俄戰爭爆發後逃到倫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倫敦的生活也沒有給他安定感，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這裡，他引領了新一波現代希伯來語文學，成為伊休夫著名知識分子之一。
約瑟夫·哈伊姆·布倫納（Yosef Hayim Brenner，1881-1921）。
布倫納富有激情，但思想複雜。他矛盾的心態很能代表隨後幾十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特點：他積極參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但同時是個悲觀主義者。他致力於在巴勒斯坦創立新的希伯來文化，有時又覺得自己雖然懷抱理想，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沒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他說，流散只是被轉移到以色列而已。很多方面，他是“飽受折磨的希伯來文學的世俗的聖人”。布倫納是歐洲宗教世界的產物，卻又被啟蒙運動深深吸引。
這就是當時猶太復國主義所處的時代，一群充滿激情的靈魂迫切希望猶太民族得到重生，他們痛苦地站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是傳統的舊世界，另一個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新世界。決心創造新社會的理想主義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殘酷的現實，舊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設者並存。這是美好而動蕩的時代，既擁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潛伏著許多危險。
猶太復國主義將要建立的國家對這類張力也會有很多反映。布倫納對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有時非常悲觀，在1911年一篇名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說中，他明確表達了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未來的擔憂，主角對敘事者講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經歷，思考這到底有沒有意義。主人公最早從烏克蘭來到紐約，在一家縫扣子的血汗工廠工作，為了追求美好的未來,他坐船來到巴勒斯坦，但他發現這裡的生活依舊辛苦，唯一的區別是以前縫扣子，現在摘橘子。此前，錫安是個美麗的夢想，現在看來，這只是不理智的衝動，是“猶太人精神病”發作的症狀。
《現代希伯來小說選》，編者：徐新，版本：漓江出版社，1992年5月。國內第一個以色列文學譯本。
並非只有布倫納一人擔心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前景。作為第二次阿利亞的移民，大衛·本古裡安（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亞的移民已經向現實妥協。他說：“第一次阿利亞的先驅成為投機倒把者，他們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輕人的理想賺錢，將流散地的偶像帶到了即將得以重建的聖殿，這些‘偶像崇拜’是對建國理想的玷汙。”本古裡安這話說得有些重，也不盡客觀，但它體現了猶太人深刻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後來的以色
列國也善於這種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
布倫納雖然思想複雜，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亞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為經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還在努力解決的問題。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亂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殺害。
被基布茲驅逐的女詩人拉亥爾
在早期的基布茲運動中，出現了一個連後來以色列社會也無法逃避的問題：集體與個人之間的衝突。很多革命運動會面臨這個衝突，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間，最能體現這種衝突的是拉亥爾·布勞斯坦·塞拉，她的筆名是“女詩人拉亥爾”（Rachel HaMishoreret）。
大家都稱她拉亥爾，她年輕時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歲的拉亥爾來到德加尼亞的基布茲，抵達後不久就患上肺結核，可能是此前在俄羅斯旅行時感染上的病毒。考慮到其他成員的健康，基布茲強迫她離開。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四處漂泊，生活拮據，1931年病逝於療養院。雖然早早離開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詩歌還在以色列學校中傳頌。她在詩歌中表達了自己對基布茲生活的懷念和被集體匆匆拋棄的痛苦。她最著名的詩歌《也許》表達了她對基布茲的眷戀之情，將近一個世紀後，這首詩還經常被以色列人誦讀：
也許從來不是如此。
也許
我從來沒有很早醒來就下地
額角汗津津地去勞作。
也從來沒有在收獲季節
那漫長、灼熱的日子
站在裝滿稼禾的貨車頂上，
放開喉嚨高歌一曲。
也從來沒有洗澡淨身
在加利利湖那平靜
湛藍的湖水中。
啊，我的加利利湖啊，
你是否真在那裡？還是我在做夢？
《百年心聲：現代希伯來詩選》，作者：比亞利克、拉亥爾等，譯者：高秋福，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8月。這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現代希伯來詩歌選集。其中收錄有《也許》這首詩。
那些獻身集體事業的人就不能從集體中獲取一些回報？集體就那麽重要？難道新猶太人對保護個人——哪怕這樣做會危及集體——就沒有一點責任？
拉亥爾的詩歌讓人同時注意到這種理想主義激情的豐厚和危險。儘管如此，作為一種先驅性建國精神的體現，基布茲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還是迅速發展。集體主義理念和國家理念逐漸融為一體，密不可分，“1934年，一個年輕拓荒者離開基布茲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組織，但1937-1939年，他這樣做會覺得自己還背叛了國家”。
伊扎爾：《赫貝赫澤》與自我批判
一個世紀以來，以色列飽經戰亂，許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與道德的關係。生存下去誠然重要，但他們也試圖建立一個擁有道德標準的社會，這種深刻的反思已經成為以色列社會的傳統。一位戰士回憶起某次暴力行動時，不斷質問自已：“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們的敵人嗎？這些農民能對我們犯什麽罪？戰爭太殘酷了，大家普遍情緒低落，沒人說話，都獨自承受著一切。”
反思的聲音早在獨立戰爭時就已出現。戰爭剛結束，伊扎爾就出版了《赫貝赫澤》（Khirbet Khizeh），這部歷史題材的小說想捕捉戰爭後期以色列軍隊對一個阿拉伯村莊所采取的行動在道德上的複雜性。小說情節進展緩慢，敘事者像是在迷霧中審視這個世界，又像是在夢境中。逐漸地，敘事者意識到被趕出家園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難：“我像被閃電擊中一樣，突然對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準確地說，一切都指向流散。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這樣，流散看上去就是這樣。”
以筆名S. Yizhar聞名的伊扎爾·斯米蘭斯基（Yizhar Smilansky, 1916-2006），以色列作家、政治家。
伊扎爾絕不是在質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沒有懷疑以色列人為獨立戰爭作戰的意義。和後來許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樣，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隻關注自己的損失，也要看看作戰另一方的損失。
小說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戰士對敘事者說：“我們的移民將來到這個‘淪為廢墟的村莊’（阿拉伯語Khirbet），這個村莊的名字我過會兒再講，他們會佔下這塊地，在上面耕種，把它建成美麗的地方。”小說的敘事者諷刺挖苦了A.D.戈登的“猶太人在土地上勞動”的夢想和本古裡安的“國家主義”理念：
太好了，我們將在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們將在這開合作商店，建學校，可能還會修一座猶太會堂。這裡還會有辯論各種事情的政黨。人們在這耕地、播種和收獲，取得偉大的成就。希伯來赫澤村（Hebrew Khizeh）萬歲！到那時，誰還會記得曾經有一個被我們清理和佔領的淪為廢墟的赫澤村（Khirbet Khizeh）？我們來了，射了，燒了；我們將這裡炸掉，將當地人驅逐和流放。
《赫貝赫澤》（Khirbet Khizeh）是以色列作家S. Yizhar於1949年出版的一部歷史小說，涉及虛構的赫澤村，實際上代表了以色列戰爭期間被驅逐的所有阿拉伯村莊。
伊扎爾提出的批評非常嚴厲，但他的書沒有遭到冷遇，他也沒有被以色列社會遺棄。相反，《赫貝赫澤》成為以色列的暢銷書，1964年還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他還多次被選為以色列議會的議員。自我批判仍將是以色列社會的一個標誌性特徵。
以色列電影中的反思
幾十年前，赫茨爾極富預見性地寫道：“一旦猶太人真的回到家園，第二天就會發現，多年來他們並不是一個整體。他們在不同國家生活了許多個世紀，受到當地國民的影響，因而彼此不同。”赫茨爾說得沒錯。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移民不但影響到以色列社會的形成和政治的演變，還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衝突。
演藝界著名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意識到，雖然國家在經濟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但在對待新猶太移民的問題上實在是不盡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諾相距甚遠。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討論這個問題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電影《薩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導演是諷刺作家以法蓮·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殺幸存者，曾被關在索比堡集中營。有意思的是，這成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國際認可的影片，還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薩拉赫·沙巴提》，???? ????），1964）
薩拉赫·沙巴提（這個名字聽上去是一個東方猶太人名字，同時也是一個文字遊戲，在希伯來語中是“對不起我來了”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來到以色列後，很快被送到過渡營。面對艱難的生活條件和他無法理解的歐洲文化，薩拉赫·沙巴提試圖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義。影片滑稽地表現了他的矛盾心態：既要謀生，又要恢復他在先前國家（應該來自葉門，這個名字聽上去是葉門人的名字）所擁有的尊嚴。
這部影片因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會存在的問題而取得成功。影片還暗示基布茲沒有完全向移民敞開大門，這引發許多基布茲成員的不滿，他們大概從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薩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猶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對於這些將以色列當作家園的人的今後的生活，國家還有更多的義務和責任。
此外，長期駐扎黎巴嫩令許多以色列人一直對國家滿腹牢騷，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更是讓他們良心不安，馬蒂·弗裡德曼是以色列國防軍戰士，在以色列撤軍前夕曾駐扎在黎巴嫩，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記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動而準確地捕捉到以色列當時的狀態：
1982年來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輕盈，對未來充滿各種美好的想象，雖然許多計劃並不明智，還執行得很差。……我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為了徹底改變我們周邊的環境。……一切都出於這個想法：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我們的命運將由我們來塑造。但我們很多人逐漸明白……我們錯了……中東從來不按照我們的意願變化和發展，未來也不會。
以色列電影也捕捉到這個國家出現的各種矛盾心態。1986年的《來自西頓的兩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記錄了以色列撤軍前駐扎在黎巴嫩計程車兵的日常生活，展現了國防軍在黎巴嫩所處的危險，並涉及複雜的倫理道德問題。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 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區一個以色列前哨，這部電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軍前駐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現士兵心中的恐懼和撤軍前他們要面對的道德難題的同時，又傳達出一種揮之不去的戰爭結束遙遙無期和戰爭徹底無用的感覺。
《波弗特》，?????），2007）
但最能體現以色列對黎巴嫩戰爭持續反思的電影，還得數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Waltz with Bashir），這部電影講述了導演阿里·福爾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僅19歲的福爾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戰友跟他說自己經常做那場戰爭的噩夢，但福爾曼卻什麽也想不起來。和其他戰友見面後，福爾曼終於回憶起，他曾參加行動向難民營發射照明彈，黎巴嫩長槍黨正是借著這些照明彈在難民營實施屠殺。他這才明白，由於感到此舉和親手屠殺一樣，他將這方面的記憶封鎖起來。
以動畫形式拍攝的紀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 ?? ?????），2008）
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繼續。上文提到的小說《赫貝赫澤》對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獨立戰爭中的行為提出了質疑，不但暢銷全國，還入選高中課本。同樣，《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也被上萬以色列人觀看。以色列社會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以及在薩布拉和沙提拉難民營中扮演的角色，這成為一個不斷被人們討論和分析的話題。在一場他們無法結束的衝突中，以色列人是否在走向歧途？每當他們思考這個問題時，黎巴嫩戰爭都不可回避。
這部電影在黎巴嫩遭禁。
此外，猶太復國主義的正宗意識形態開始出現裂縫。裂縫不僅在人數不多但逐漸壯大的以色列年輕知識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搖滾樂壇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搖滾樂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從小在極其世俗的特拉維夫長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數搖滾藝人沒有多大區別。1977年，佐哈爾告別娛樂圈，住進極端正統派社團，成了一名猶太教拉比。
主流電影也開始用一種仍然批判卻不失同情的眼光審視傳統猶太世界。長期以來，世俗的以色列對這種世界不是視而不見就是冷嘲熱諷。1999年的《卡多什》（Kadosh，希伯來語意為“神聖”），關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極端正統派教徒的生活時所抱有的狹隘和不屑，影片對此既有批判，又有幾分理解。2012年的《填補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聖經中的利未婚習俗對一個極端正統派家庭的影響。女主角是一位年輕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於是她不得不嫁給姐夫。2014年的《離婚證明》（Get）探討了猶太男性在離婚時可以對妻子施加的權力，以色列政府將婚姻交給猶太宗教法庭負責，所以會產生這種權力。
《禁城之戀/卡多什》，????），1999）
這類題材的電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還是2011年上映的《腳注》（Footnote），這部電影審視了一對父子之間的複雜關係。兩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親隻對乏人問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興趣，兒子則因為尋找《塔木德》文本的當代意義而吸引了大批學生，這讓父親難以接受，他認為兒子的方法在學術上不夠嚴肅。這兩代人之間的衝突既真實反映了以色列學術界的現狀，又清楚表明露絲·卡爾德龍這代年輕人之所以嚮往《塔木德》，並不是要從事科學的學術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猶太文本開啟尋找生活意義的旅程。
《腳注》，???? ??????），2011）
以色列的鮑勃·迪倫：梅厄·阿里埃勒
如何處理佔領土地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具爭議的問題。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內向、滿頭卷發、有藝術天賦的空降兵。面對被以色列攻佔下來的耶路撒冷老城，梅厄·阿里埃勒沒有一點興奮的感覺，更沒有覺得自己在續寫聖經新的篇章。他問自己：“我這是怎麽了？我還是猶太人嗎？”他提筆改寫了拿俄米·舍莫爾（Naomi Shemer）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創作的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寫下了《鋼鐵的耶路撒冷》。
梅厄·阿里埃勒（Meir Ariel，1942-1999），以色列歌手和詞曲作者，因在歌詞中詩意使用希伯來語而被稱為“言語之人”（man of words）。以色列的眾多詩人伊本·加比羅爾（ibn Gabirol）、納坦·阿爾特曼（Natan Alterman）、薩繆爾·約瑟夫·阿格農（SY Agnon）和比亞利克（Hayim Nahman Bialik），以及美國歌手鮑勃·迪倫都對他的創作有深深的影響。
舍莫爾在歌詞開頭寫道：“山林的氣息美酒般清爽，鍾聲和松柏的芳香在風塵中彌蕩。”阿里埃勒的《鋼鐵的耶路撒冷》則以“黑暗”開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們來此開拓你的疆土，驅趕敵人。”
拿俄米·舍莫爾看到了猶太人返回民族誕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則看到了戰亂帶來的痛苦。雖然歌詞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變了。這裡不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鉛一般的耶路撒冷，夢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詞最後是一句祈禱：“在你的城牆中，願和平永駐。”
拿俄米·舍莫爾（Naomi Shemer，1930-2004），以色列作曲家、歌手。她在1967年創作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成為六日戰爭中的標誌性歌曲。
戰爭結束後，阿里埃勒用低成本錄製了這首歌，不知怎的被以色列電台注意到，忽然之間就被反覆廣播。這首情緒悲傷、對拿俄米·舍莫爾略帶嘲諷的歌曲大受歡迎，並非偶然。以色列即將掀起關於這場戰爭的大討論。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應當如何處置？雷博維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拿俄米·舍莫爾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約西·克萊因·哈勒維的話，阿里埃勒後來成為以色列的鮑勃·迪倫，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滅感。又過了十年，這種幻滅催生出“現在就和平”運動（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會的音樂家和詩人總能充當新興運動的預言者，這又是一個例子。
（本文內容經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整合自《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一書，導語介紹部分摘自書中中譯本序，作者宋立巨集，內容有所調整，正文部分整合自全書各個章節，亦有所調整和改動。）
作者：宋立巨集；丹尼爾·戈迪斯；
編輯：徐悅東 風小楊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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