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上海金融報
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債市違約事件頻發，共有26隻債券違約，規模合計達257.5億元，平均違約規模為9.9億元/支，同比分別增長13.0%、37.9%、22.0%，環比分別增長0%、24.9%、24.9%。但專家表示，目前債市違約仍呈點狀、局部特徵，不構成系統性風險，適度違約也有利於債市更健康發展。
違約風險總體可控
7月23日，大連機床發布公告稱，大連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15機床MTN001）應於7月30日兌付本息。由於大連機床已於2017年11月10日被大連中院依法裁定進入重整程式，“15機床MTN001”兌付存在不確定性。同日，上海華信國際（002018，股吧）公告稱，受公司控股股東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不能正常履職等不利因素的衝擊，公司正常經營已受到重大影響，債券（“17滬華信SCP004”）償付資金暫無法落實，本期超短期融資券到期兌付存在不確定性，公司仍在積極籌措償付資金。
加上7月以來已發生實質性違約的4隻債券（13博源MTN001、15中城建MTN001、17永泰能源（600157，股吧）CP004、16億陽05），7月違約債券或達6支。
“目前債市違約跟經濟增速放緩、行業產能過剩、嚴監管帶來的流動性收緊等外部因素有關，更與企業自身戰略定位、治理缺陷及財務彈性弱等內在因素相關，因此違約主要還是呈現點狀分布，尚未形成系統性蔓延態勢。”東方金誠首席債券分析師蘇莉對《上海金融報》記者表示，“市場對所謂“違約潮”甚至系統性風險的擔憂，更多是對點狀風險蔓延的過度恐慌。從數據來看，我國債市違約率明顯低於國際平均水準。另外，監管層“疏堵結合”、定向寬鬆的系列政策措施，也有望緩解市場緊張情緒，很大程度上修覆信用債市場融資功能，避免風險進一步蔓延。”
交通銀行（601328，股吧）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近日召開的2018債券年會上指出，今年債市違約風險更多是由外部融資收緊，而非內部現金流惡化引發。由於資本市場信用創造能力下降，且非標融資收縮是大勢所趨，加上銀行信貸難以彌補再融資缺口，企業融資壓力驟增。連平同時表示，當前低信用評級發行主體風險集中爆發可能性不大，這是因為違約債券市場佔比較小、行業和地域集中度不高。上半年新增違約企業主要是上市民企；行業分布分散，包括製造、批零、水利環境、電力燃氣、資訊技術和綜合行業。因此，短期內不會造成明顯衝擊。他還指出，債市違約對銀行資產品質影響可控。
連平認為，當前債市違約風險總體可控，但債券違約問題將貫穿整個2018年，包括：對外融資依賴較強的民企、央企邊緣化子公司、地方競爭性國企等部分企業融資環境或將進一步困難；債券到期結構不容樂觀，到期的AA級以下債券佔比近四分之一；信用債回售明顯上升；製造業、房地產和建築業等將繼續面臨潛在風險。
蘇莉也指出，應該對違約事件的規模、範圍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保持密切關注。“首先，需關注融資管道受阻的企業，尤其對外部融資依賴度過強的民營企業。其次，需關注年內到期償還債務規模龐大的企業。第三，需關注經濟體量小但債務規模不小的地區，支柱產業發生過影響力較大違約的地區，以及景氣度持續低迷的行業，謹防發生特定區域或行業內大範圍的信用風險。此外，需關注參與互保聯保的企業，警惕風險在不同主體間傳染。”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債券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彭興韻在2018債券年會上指出，違約並不完全是壞事。“違約是健康的債券市場的必要要素。違約並非“洪水猛獸”，關鍵要讓違約者付出相應代價。違約可以促進債市理性的風險定價。近幾年債券發行取消和發行失敗的比重在上升，本身也表明投資者越來越多地考慮到風險，變得更理性、謹慎。違約有助於改善中國債市資源配置的效率。另外，違約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債券不合理的發行機制，也可阻止信用風險不斷累積，所以也是風險逐步釋放的過程。”但彭興韻強調，這並不意味著對違約的鼓勵。
蘇莉表示，打破剛兌，讓風險資產回歸理性定價，是債市逐步走向成熟的標誌，也有利於我國資本市場長遠發展。
“儘管債券適度違約有利於風險緩釋，但應對不當，可能加劇違約的“傳染”。從剛性兌付到打破剛性兌付，內外部壓力會對市場參與主體產生諸多影響，甚至導致投資者非理性反應，產生外溢和連鎖效應。為此，應防止過分渲染、誇大違約。”彭興韻建議，加強預期管理，積極防止違約外溢和傳染。
法律基礎設施亟待完善
天風證券副總裁翟晨曦在2018債券年會上指出，面對違約事件，讓債市投資人感到灰心、沮喪的是缺少解決方案，“違約成本很低，違約後可以什麽都不做，就這麽拖著。”而且，與貸款債權人相比，債券投資人很弱勢，因為資產保全措施遠不如貸款，“好不容易買了一個ABS，覺得是風險隔離的，結果有很多法律基礎設施不支持，ABS沒有真正做到破產隔離”。翟晨曦指出，信用風險不可怕，怕的是法律基礎設施不完善。
彭興韻表示，債券違約後的處置呈現幾個特點：實際完成的兌付金額較少；民營企業違約後更願意利用多方途徑籌集資金繼續履約；自籌資金償還的回收率比較高，債務重組的回收率居次，進入司法程式的回收率比較低。從處置時間來看，自籌所用時間最短，進入破產訴訟或破產重組的需一年以上時間。
彭興韻指出，發債企業應把“信用”當“信仰”，嚴格遵守契約精神。從違約後的履約率來看，國企的信用建設更為迫切。“企業謹慎舉債是防止信用風險、促進債市健康發展的第一道防線。其中，政府不要給企業帶來不恰當的預期，這相當重要。”他指出，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有助於降低債務風險，防止將償債能力過度依賴於實際控制人。同時，提高發債人的財務透明度和資訊披露，有助於改善債市信用環境。
彭興韻建議，應完善債權人司法救濟制度。“司法救濟是在債務發生實質性違約，通過一般手段求償未果時對債權人的最後保護機制。破產是債權保障萬不得已的措施，既是對過度舉債而又無法有效使用資本的企業的必要懲戒，也可促使投資者理性投資。不過，由於資產不抵債是我國企業破產的必要條件，在發債企業中，資產不抵債或接近資不抵債（資產負債率大於96%）的企業極少。將資不抵債作為破產的必要條件，降低了破產對舉債者的威懾作用。”
蘇莉指出，債市的完善需要制度、發行主體、投資人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方面，各項制度需進一步細化，以切實保障投資人權益。應盡快建立並完善市場化的風險分擔機制和債券違約處置預案。我國的債券違約處理流程已初步形成，如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違約償付測算等，但還需進一步完善細化，如完善各參與方的協調機制、推進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的利用、提升評級公司的公信力等。”蘇莉表示，“另一方面，發行人應強化責任意識，加強與投資人協作溝通，傳達“借錢會還”的意願，積極尋求還債的解決辦法，以負責任的態度解決債務問題。重視與媒體的關係，降低資訊的不對稱，謹防出現不實報導惡化債務償付中的問題，或影響未到期債務的後續兌付。同時，投資人應提升風控意識，提升信用風險識別和組合管理能力。根據自身投資風險偏好、風險識別及處置能力，制定針對不同風險的應對預案及投資策略，尤其加強對流動性及政策風險的管理及防控。”
彭興韻建議，改革債市“九龍治水”的局面，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巨集觀刺激往往縱容過度舉債，尤其不當的產業政策會導致相關行業債務急劇擴張，惡化信用環境。即便告別寬鬆貨幣環境是某些違約的誘發因素，也不應因此而摒棄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他指出，穩健的巨集觀經濟政策是債市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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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普爾公司近日發布報告《債券結構特徵加劇中國企業違約風險》，指出中國債券發行面臨“實際到期”債券猛增的局面，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境內信用市場的再融資風險和違約風險。
截至2018年7月初，人民幣債券違約額達228億元，這也達到2016年的峰值。2016年國有企業佔違約企業的一半，但2018年私營企業成為違約潮的“主力軍”。標準普爾認為，中國的防風險行動對私營部門影響更大。國企和銀行業與資本市場的聯繫更深，他們也更容易到債市融資，或者到銀行貸款，而低評級的企業債也在上升。報告認為，今年以來民營企業是違約率上升的主因，預計會有越來越多國企出現履約困難，包括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責任編輯：牛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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