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東：對於詩人，萬事萬物不過是材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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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詩人

陳東東

詩人，作家，1961年出生並長期生活於上海，2 0 14年以來居於深圳和上海。1980年代初開始寫作，最近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隨筆集《我們時代的詩人》（2017 ）、詩文本《流水》（2 0 1 8 ）和詩集《海神的一夜》（2018）、《陳東東的詩》（20 19 ）。

「授獎辭」

陳東東在一個悠久、闊大的詩歌傳統中，認領了許多來自南方的事物與意象。純雅的歌吟裡，有超然、孤寂、自在之思，亦有清晰可辨的現實諷喻。出版於2018年度的詩集《海神的一夜》，記錄了詩人幾十年來的寫作印跡，那些渴望在世界落實的聲音，源於一種壯觀的聽覺想象力，更得自語詞的神秘構成。含混的詩意，幽閉的心事，不知所終的自我詢問，在重鑄抒情、象徵與冥想風格的同時，陳東東也以懷疑主義的筆法寫下了新的意義地圖。

「獲獎感言」

上世紀8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的時候，我們的語言、思想和現實，正處在一種毒化造成的後果中。寫詩即投身詩人的自救，詩歌的自救；寫詩，我認為，也是以詩人的自救和詩歌的自救，去“救救孩子……”。很大程度上，一種意志經由語言的鉗製、閹割，戕害思想和現實；詩人這種健全語言的守護者、自由語言的倡導者，詩歌這種秉承語言的方式、傳誦語言的方式、更新語言的方式和創造語言的方式，則能夠抵禦進而消除這毒化。

相對於企圖用詩歌干涉時宜、以詩歌介入世務的詩人，有些時候，我大概更關注寫下我詩歌的這種語言，更關心如何開掘、拓展、升踰和飛翔語言於詩歌的境界；我相信，詩歌對語言的干涉和介入，並不會無效於思想和現實。語言自有其思想和現實的側面，對語言的關注和關心，不會不來自這樣的側面。而詩歌之光透過三棱鏡，播撒開來更豐富的語言、思想和現實。對我來說，僅去追尋所謂人與世界的唯一真相並不足夠，詩歌的魅力，在於無限虛構稱之為幻象的真相的能力。

我曾經說：“我不準備一以貫之。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想法並不像表面上那麽不同和對立，很可能它們只是各個側面和層次———廳堂接通好幾處走道和樓梯。”我談的只是一個片面（並不以此排斥另外的片面），它清晰地呈現在《海神的一夜》這本我的短詩結集，這個我很重要的寫作部分。“要是我有什麽確定的想法，”我又曾說：“那大概就是，我選擇以寫作度過我這輩子……”。

我一向是個寫作中的詩人，所以我會這樣寫道：“在幾次寫作停歇的時候，我想起寫作作為我日子的延續，大概只有一條道走到黑把我帶走……不過，除了對寫作前途的黑暗意識，也許，你還抱有從黑暗的隧道裡終於穿過，站到亮光底下的夢幻吧。這麽想的時候，我大概還是把寫作視為一種行為化的信仰了（生活不可以沒有其核心？）。———許多寫作者的確站到過這種穿越了黑暗的亮光底下，然而，他們的眼睛卻有可能會被過分猛烈的強光給刺瞎。對這樣的穿過，我早已不作指望。我想我能夠就著從隧道高深頂端上某個小天窗透進的不明所以的稀薄幽光，坐下來慢慢寫，一直寫下去，就應該感謝了……”。

南都：《海神的一夜》是你自己編選的短詩集，這四十年來你寫作的短詩總體有多少？在遴選時依據什麽標準？

陳東東：我認真開始寫詩，去成為詩人，是在大學一年級的下半學期。那是1981年，我二十歲……將近四十年，估計我寫了不下八百首短詩（一多半寫於1986年以前），能夠保留的，被保留在《海神的一夜》裡的，一共216首。我大概沒有辦法以通常的什麽標準衡量和取捨我的詩，就像我無法一手提起正稱著我體重的那根秤杆。我企圖以一種外在於那些詩的嚴格態度挑剔它們，卻實在很難做到———一個從內在性出發去寫作的詩人，免不了會以其寫作的內在性編選他的詩集，何況，這麽一本詩集要收錄的，還有他過去的生活，過去的生命。我追尋不妨稱之為“無限”的詩歌靈魂或靈魂詩歌———在編選自己詩集的時候，我容易厭倦的眼光並不樂於容忍那些，比如說，僅對我個人有紀念意義的詩作。

南都：鍾鳴說，你的詩歌在2000年以後，由單純的敘述轉變為結構複雜的雙重敘述，體現出一種“多元的思維方式，包括思想推演過程”，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

陳東東：這個世界竟然這麽多變，這麽複雜，身處於這個世界，不過是這個世界一分子的你，就沒有辦法不去多變，不去複雜。我認為我仍葆初衷，我的感知系統、知識結構、語言意識、詩歌觀念也仿佛是當初的，而它們的確已很不一樣（還不是所謂較以前豐富了）。我不是表演突變的詩人，不過我知道現代詩的寫作是隨物賦形、隨機應變的———調式的多樣，敘述的多重，結構的繁複，聲音的繁雜，這是思維方式、思想推演所致，是你和世界的進展所致。

我倒是更願意不變，我盡量勉強自己，隻做稍許的改變，心想這樣能夠挽留住一些什麽東西，或多挽留一會兒。另外，我會覺得，那種反應太快、太聰明的變化過於輕佻了。你不能因為時代輕佻，就以輕佻的詩歌去對稱。但顯然你和世界在變，你的寫作無法不變。

南都：《過海（回贈張棗）》是一首非常搖曳的詩，海怪、信天翁、康拉德、張棗和你自己，在詩的想象中是怎麽聯繫在一起的？

陳東東：1999年張棗寫了《大地之歌》贈我，第二年夏天我們一起從上海乘船去朱家角玩，我在島上寫了《過海》回贈他。這種特意的對應和對稱，有點兒當真，也有點兒戲謔。詩裡面提到的海怪、信天翁、康拉德、跳舞場、鏡花緣等等，皆有出自張棗的本事和來歷，嵌在詩裡，也是一半當真，一半戲謔吧。張棗主張對話詩學，追慕知音傳統，我回贈他的《過海》，在這兩方面都有所針對，同樣既是當真，也是戲謔。你說這首詩“搖曳”，可能與此有關。……前面我也說了，我是個不考慮讀者的寫作者，那麽，是否有所謂“知音”，我都一樣去寫———摔琴是太撒嬌的事情———在我看來，詩人隻配越寫越孤獨。

南都：我個人最喜歡的是2010年以後的《宇航詩》這類詩作，體現了當代詩的柔韌度和複雜性。可否談談當時的寫作靈感？

陳東東：有一些對日常之詩的強調，反而把日常給狹隘化了。日常除了具體瑣屑實際當下的方面，也還有壯闊超拔奇幻和天馬行空的方面。那些多夢的人、想入非非的人、箴言研讀者、愛樂者，再比如說宇航員，他們的日常裡，就會有夢幻、遐想、哲思、音樂或宇宙艙。《宇航詩》的觸發點正在於日常。詩歌就是生活，《宇航詩》也違背不了這個定義。那年新視野號經過冥王星是一大新聞，《宇航詩》的寫作跟新視野號的被報導有很直接的關係，但它更緣於一個記憶，詩裡也提到了這個我兒時對動物園的記憶。

寫詩的時候，我不會排斥任何材料，我同意這樣的說法：對於詩人，萬事萬物不過是材料而已。思緒、想象和言辭是材料，你的經驗也是材料，盡可納入寫作之中。我不知道可以將經驗分成多少個方面，也不清楚自己通常是把經驗的哪個方面用於詩歌。我學習過裡爾克的定義：詩是經驗。我更喜歡沃倫的表述：詩歌就是生活。

南都：在《海神的一夜·跋》裡，仿效但丁《神曲》開頭所述，你將這三十六年的寫作生命的總結稱為“中途小歇”，那麽你覺得從詩歌那裡、詩歌從你那裡分別獲得了什麽？在未來的歲月裡，您可還需要自己的貝雅特麗齊和維吉爾？

陳東東：詩歌即我的貝雅特麗齊加維吉爾———既是我的精神戀愛對象，又是我的教導者———所以，我能從詩歌那裡獲得什麽是不言而喻的，在未來歲月裡，它當然仍是我之所需。而我並不知道，詩歌需要從我這兒獲得什麽。

南都：和《海神的一夜》同時出版的還有一部長詩《流水》。如果“短詩寫作是最根本性的寫作”，那麽長詩的寫作又該如何定義？

陳東東：長詩寫作也是根本性的寫作，這對一個隻寫長詩的詩人來說更是如此。我只是就我寫作中這兩種體裁的比較而言，覺得短詩於我是最根本性的。

南都：臧棣曾說你的詩歌是“漢語的鑽石”，鍾鳴也認為，你“對詞語冒險的興趣，顯然大於對觀念本身的興趣”。你是否會使用那些已經“死去的詞”或者“轉瞬即逝的詞”？什麽詞語的光芒會擊中您？

陳東東：剛開始寫詩的時候，我會去找我喜歡的詞，討厭和棄用另一些詞。但那是趣味，不是方法。後來，1989年到1996年間，我寫了一組詩（都不分行，所以我稱之為連行詩），《七十二名》，其中每一首的標題是我詩中用過的一個名詞。我沒有想以此列一個自己的寫作詞匯表，只是去觸摸或擦拭一下這些曾經用過和很可能仍然會用的詞。我說了，現代詩的寫作要隨物賦形、隨機應變，我運用詞語也大致如此。我並不認為有什麽“死去的詞”，當你恰切地用到一個詞，這個詞就會醒來，而當你用詞不當，這個詞在你的筆下就是“轉瞬即逝的詞”。一個詞來到了僅屬於這個詞的上下文之間的位置，它就會煥發出它的光芒。

南都：除語言以外，還有什麽對一首詩的成立至關緊要？

陳東東：我認為，是要有比既有語言更真切或更虛幻，更深刻或更廣泛，更具感受力、理解力、洞察力、想象力地，重新甚至全新地翻譯人與世界的意願。

南都：最後一個問題，成為一名詩人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麽？

陳東東：是一種命運，由自己選定的，要去自我實現的命運。寫詩就是立命，立命在先，安身其次，這跟許多人相反，的確更為艱難，但這是你選定的命運一部分。

采寫：南都記者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