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內心生活

文 | 謝有順

卡夫卡閱讀筆記之一：存在是一種無能 

"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這並非弗蘭茨·卡夫卡的名言，卻是最令我難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現在卡夫卡寫給自己的好友馬克斯·勃羅德的信中，同一頁紙上，卡夫卡還寫下了“我的路一點都不好，我必將（據我所見）像一隻狗一樣完蛋”這樣悲觀的言辭。再聯繫到卡夫卡那些陰暗的作品，許多人據此認為，卡夫卡必定是一個病態而怪癖的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我也持同樣的看法。

後來讀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憶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個精神健康、內心簡樸的人。他的朋友韋爾奇在回憶中說：“他身材修長，性情溫柔，儀態高雅，舉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堅定而溫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豐富。對一切人都友好、認真；對一切朋友忠實、可靠……沒有一個人他不傾注熱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愛戴，他在所有他所認識的德語、捷語文學家中受到尊敬。”

馬克斯·勃羅德（左）與卡夫卡（右）

他的另一個親密好友馬克斯·勃羅德在《卡夫卡傳》中也記述到：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隻通過書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絕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逗朋友們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倫娜，在一九二一年與卡夫卡關係破裂後，還給予他極高的評價： 

“我相信，我們大家，整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獨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確的，感覺正確的、惟一純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對生活，而僅僅是反對這一種生活。”

密倫娜

可就是這樣一個“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確的，感覺正確的、惟一純粹的人”，卻稱自己“是完全無用的”，“必將像一隻狗一樣完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也許我們過去所認識的卡夫卡是被簡化過的，真正的卡夫卡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

但也有人會說，卡夫卡是怎樣一個人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什麽——三部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一批短篇小說，一些隨筆、談話錄，加上日記、書信，以字數計，對於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發表的字數卻少得可憐。如果不是馬克斯·勃羅德違背卡夫卡的遺願（“凡屬日記本、手稿、來往信件、各種草稿等等，請勿閱讀，並一點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毀”），堅持將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們最多只能讀到《判決》《司爐》《變形記》《在流放地》《鄉村醫生》《饑餓藝術家》這幾個短篇小說。

然而，這依然不能改變卡夫卡對自己的價值判斷：我是完全無用的。如同悖謬是卡夫卡作品的經典母題一樣，這話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種悖謬的效果。這個健康的人、合格的工傷保險公司職員、常常能給朋友們以幫助的人，坦言自己的“無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徵。這種無用，與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絕望、荒誕、受難等景象密切相關。或者說，無用正是絕望的表現之一。     

卡夫卡似乎在向我們證明，寫作是無用的，存在是一種無能。這可以成為進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終生都在描寫日常生活的磨難，以及權力系統對一個人的消耗和壓迫，卡夫卡把這些歸結為是存在的無用與無能對自我的瓦解，他無法使自己獲得存在的真實性，也無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絕望就在這時建立起來了。這一切，已經和卡夫卡的為人處世無關，他的寫作，永遠忠實的是自己的內心。因此，這個在朋友眼中“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的人，才會在日記中悄悄地寫下：“我和別人談話是困難的。”

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現實和內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盡職守，以期獲得上司的賞識和父親的理解，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中建築起了另外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用埃德溫·繆爾的話說是“一個地下世界”，“在那裡我們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個物體的物質都遠比地上太空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納茨·粲格勒的話說，“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獄前的世界”，不過，卡夫卡沒有能力出示拯救的路線，他曾經說過：“我是歡迎永恆的，但發現永恆卻使我悲傷。”連永恆似乎也成了無用的，也就難怪卡夫卡會拒絕發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銷毀自己的所有手稿了，從根本上說，他時刻面臨著寫作和存在的雙重絕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帶著這種絕望寫作和生活的。從無用產生絕望，而絕望給予他力量，這種悖論式的卡夫卡母題，與我們當下的生存和寫作，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我記得很清楚，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卡夫卡在中國成了一個嘹亮的名字，作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他的象徵方式、文體特徵、經驗記憶、精神線條都被中國作家所熱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國先鋒文學最為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作家格非曾經專門寫過《魯迅和卡夫卡》一文，他從存在學的角度，論述了魯迅和卡夫卡之間的精神血緣。也就是說，卡夫卡式的絕望和荒謬，同樣能在中國心靈中產生回響。但問題就出在這裡，二十多年過去了，談論卡夫卡的人越來越少，以致現在的中國作家，可以輕易越過魯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圖克服的障礙，在另一個精神地帶安全著陸。

難道卡夫卡的精神難題在當下這個消費社會得到了有效的緩解？沒有。它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卡夫卡的預言，他自己“將從一個孩子直接轉變為白發蒼蒼的老翁”。——從精神意義上說，這話已經應驗。

在中國，卡夫卡就像一個“老翁”一樣，正在被新一代寫作者所遺忘，那個沉重而絕望的精神包袱，在他們眼中顯得多餘，身體的狂歡、欲望化的經驗、消費主義的景象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寫作從內心撤退，開始轉向生活的外表，轉向可以交換的商業領域。根據羅蘭·巴特的研究，現代敘事的起源點是欲望。要生產敘事，欲望就必須可被交換，必須將其自身納入某一經濟系統。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費社會的敘事處境。我想，可以交換的欲望敘事就是一種“有用”敘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敘事是“無用”的，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完全無用的”，不能被交換，也不能被納入經濟系統。而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實正是他的價值所在：他的“無用”，成就了他在寫作上的大用——開創了一條通往藝術和內心的嶄新路線。

中國長期以來推崇“文以載道”、“詩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還有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專斷——顯然，這些觀念的背後，活躍的還是一種“用”文學的思想。如今，消費主義甚囂塵上，寫作似乎又多了一個被“用”的廣闊領域：以寫作獲利不僅限於名聲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業利益之中，結果再次導致寫作淪為工具，使之偏離精神和信念的軌道，嚴重的，還淪為一個時代的笑柄。這個時候，我總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從根本上說，文學的確是無用的，它什麽也不能改變，它的存在，不過是表明人類的內心還有那麽一點奢侈的念想，還有做夢的權利。卡夫卡的實踐證明，真正的寫作，即便還有什麽作用，也不過是一種內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絕被支配，更拒絕被利用，它只為人類的內心作證。

（未完，待續）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