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內心生活

文 | 謝有順

卡夫卡閱讀筆記之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維特根斯坦讀完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後曾感歎說：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有權寫作。這話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樣合適。在卡夫卡筆下，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完整的人，許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動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職員，連卡夫卡自己看起來也是一個弱者，他在寫作中關懷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內心卻一直有著堅不可摧的東西。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人，所以他才會那麽堅定地關心人的希望和絕望，夢想和悲傷。

和許多人一樣，我讀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變形記》。應該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歲，對文學剛開始萌生興趣，還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變形記》第一次讓我知道，寫人，原來可以把人置於非人的境遇中來寫，這樣反而能夠把人內心中的隱秘事物逼現出來。接著我又讀了他的《饑餓藝術家》，當時未必能夠完全理解藝術家拒絕進食的精神意義，但那個時候，我已經隱約感到，小說原來並不僅僅是講故事，它還要解釋人的處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現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使我知道，寫作不該放棄對存在核心的追問。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對世界的解釋。他對生活的批判，目的是為了抵達世界的內部，抵達存在的荒涼地帶，從而為人的處境尋找新的價值坐標。對他而言，寫作就是生命的一種表達形式，他與寫作的密切關係，是不可改變的。“正如人們不會也不能夠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裡把我從寫字台邊拉開。”他還不止一次說，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所有這一切，都建基於他對自身境遇的敏感，對存在的關懷。卡夫卡讓我認識到，真正的寫作是獨立的，內向的，自省的，也是堅決的，因為它無法和現實輕易達成和解。寫作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淵。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為藝術殉難的光輝，他那堅韌的犧牲精神，幫助他抵抗著一次次的精神苦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直都在鬥爭。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讓人想起《饑餓藝術家》中那個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寧死也不進食的饑餓藝術家，他簡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實寫照。饑餓藝術家為了“把藝術推向頂峰”，如同卡夫卡筆下那個“歌女約瑟芬”，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不惜毀壞自己的身體，這種為信念和藝術殉難的精神，顯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臨死前還特別看重這部作品。據羅納德·海曼的《卡夫卡傳》記載，臨終前卡夫卡在病床上還堅持通看《饑餓藝術家》的校樣，“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從中看到了自己。或許，他在自己寫下的這段話裡，感受到了難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並像您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 

所有的難題，都是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無法和現實達成和解。這多少有點“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經這樣自嘲過。但是，面對一個荒謬、虛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樣“吃得飽飽的”，今天的他也許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絕進食，拒絕和解，為我們洞開了一扇觀察現代人生存的窗戶，並通過他超常的想像，為我們敞開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領域。因此，卡夫卡不僅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他更為二十世紀的文學提供了一個精神限度——他所呈現的人被腐蝕、異化、毀壞的景象，成了整個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母題。後來的文學大師，幾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裡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現實中的命運：“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運，而是耗盡生命的能量來為存在尋找答案。他發現，自己總是與現實處於一種膠著的狀態，包括他筆下的人物，他們周圍充滿的都是虛假的事物，許多時候，就連自己的身份都無法確認，但他們從不放棄努力，直到生命耗盡，也在尋找自己存在的真實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測量員身份一直得不到證實，那個最高當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隱匿不見，一切都變得恍惚而迷離，並充滿著難以言喻的荒謬感，而這，也許正是卡夫卡對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無法獲得土地測量員的身份，那是因為存在本身是無法測量的，或者說，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經過艱苦的鬥爭；而《約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個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於自己的歌唱的東西都“榨乾”了的歌女，三分鐘熱度就可以把她吹倒，這表達的不過是理想的代價和存在的脆弱……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達個人的存在境遇，其實他是在描述一個普遍的生存悖論：存在本身，往往與存在的目標背道而馳。

也就是說，卡夫卡在寫作中發現的都是人類的“存在的不幸”。勃羅德曾經把不幸分為兩種：“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於上帝創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羅德的說法，後一種不幸是不能用社會的、理性的和經濟的因素來解釋的。而卡夫卡發現和承擔的正是這種不幸：“這種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於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將會更沉重地壓迫著他。”卡夫卡終生的努力，就是試圖把自己從這種不幸中解救出來，但他沒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淵，卻怎麽也找不到向上騰跳的動力。他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聯繫剝奪了我看待事物一種廣闊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個深谷的底部，並且頭朝下。”

今天，當我們重新領會卡夫卡所發現的不幸境遇，不禁要問，卡夫卡何以能在那個時代發現這麽多令人震驚的事實？我以為，“頭朝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時代，世界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但存在的真相依舊是隱匿的，被遮蔽的，一個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觀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視力和方法都無能為力，他需要突破。這個時候，“頭朝下”就成了一種反叛，成了一個可能帶來全新發現的角度，它意味著不符合規範，“野”的，“是從文學外走來的”（漢斯·馬耶爾語）。卡夫卡的寫作證實了這一點。他寫人變成甲蟲，寫人與城堡的關係，寫藝術家的饑餓表演，就當時的文學而言，都是“頭朝下”的方式，是一種巨大的革命。無論從話語方式還是從精神體驗上說，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學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關乎文學和存在的政變。當舊有的經驗和話語無法再窮盡自己的內心時，卡夫卡毅然以一種“頭朝下”的方式從傳統的文學格局中出逃，由此，他從另一個角度看見了別人沒有看見的人性景觀。

（未完，待續）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