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鄧曉芒（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德國哲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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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愛因斯坦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已經成了一個符號：他是有史以來和牛頓齊名的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相對論的創始者，一系列了不起的科學成就的功臣泰鬥。但如果有人問，誰是愛因斯坦？他究竟是一個什麽人？恐怕就沒有幾個人知道了。尤其是進入到21世紀，年輕人對於上個世紀所發生的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早已淡忘，人類曾經的陰暗記憶抵不過眼前五彩繽紛的享樂與安逸，連戰爭本身都被娛樂化了，誰還會去關心以往百年歷程中一個“搞科研的”人如何面對他的時代、如何思考人生和人類的命運呢？
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中信出版社，方在慶編譯）是一部展示這位大科學家在那個陰雲密布的年代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普通人充滿智慧的日常思維的文集（按照國內的做法，也許要歸於“隨筆集”之類）。讀了這部文集，通常立於大學物理系門前滿臉皺紋的愛因斯坦雕像在我眼中突然間活了起來，不再作閉目沉思狀，而是目光炯炯，直指人心。書中無數格言警句，都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最讓我感佩的還是他的那些“夫子自道”，這些話語並沒有絲毫炫耀或標榜的意味，而是樸素地展示出在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心中，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應該是怎樣的。
愛因斯坦施展才華的年代正是20世紀初，那時，尼采剛剛去世，但他留下的顛覆一切傳統價值的“摩羅詩力”在歐洲方興未艾，“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語)成為時代風尚。流風所及，時任瑞士聯邦專利局普通職員的愛因斯坦以業餘科學家之身一鳴驚人，於1905年提出了狹義相對論，10年後又提出了廣義相對論，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時空觀念和宇宙構想。他是如何做到的？
從書中可以看出，他決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而是從小就是一個有自己執著的興趣愛好的孩子。他癡迷於數學的純淨和美，喜歡離群索居，沉思默想，享受孤獨，以至於人們懷疑他有自閉症。他自述：“我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係，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第12頁）他後來為自己的這種孤獨提供的正當理由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與其內在的社會關係相關，也與個人的獨立性相關”，西方文化的燦爛綻放“就是基於個人的解放和個人的相對孤寂”（第15頁）。成名後，他更是一有機會就要鼓吹在教學和科研中的這種獨立精神，認為歐洲思想的繁榮昌盛全都是“基於思想自由和教學自由，基於對真理的追求必須優先於其他一切追求這一原則”（第45頁），科學的進步“預先假定了所有結果和論斷間享有自由流通的可能性，……一個人不會因為就知識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達意見和論斷，招致危險或嚴重的後果”，在這方面不僅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還需要全民有一種寬容的精神”（第47頁）。顯然，他這種安於孤獨的性格正是他長期追求真理和科學發現的獨創精神的外部體現，他堅信，科學的應用可以是集體組織的，但科學的創造卻只能是個人自由思想的成果，他從不搞什麽“創新團隊”，甚至沒有帶過博士生。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愛因斯坦對當時歐洲的教育體制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自己的教育思想是：“隻教人專業知識是不夠的。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機器，卻成不了一個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讓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獲得切身的感受。學生必須對何為美以及何為道德上的善有敏銳的辨識力，否則只是靠那點兒專業知識，更像一隻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一個均衡發展的人。”這就是他“在提倡‘人文學科’同等重要時心中所想的東西”，而“過分強調競爭體系，以及為了立竿見影的用途而過早地專門化，將會扼殺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賴以生存的那種精神。”（第58頁）這真是振聾發聵之言。在愛因斯坦心目中，真正的教育就在於讓學生和老師一起為科學的發現和知識的追求而歡欣鼓舞。他說：“不要向青年人灌輸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標就是獲得習慣意義上的成功。……在學校裡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樂趣，以及對該成果的社會價值的感知。我認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和加強年輕人的這些精神力量。”（第66頁）為此，對教師的要求是“他應該像位藝術家”，而且“教師本身應該在這樣的學校中成長”（第67頁）。他甚至同意把教育定義為：“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一切，那麽所留下的就是教育”（同前）。這些看法與我在《教育的藝術原理》一文（載於《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2期）中提出的觀點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我的出發點是教育美學，而他的前提卻是“宗教”。但他所謂的“宗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正統宗教，甚至也不是他本身所屬的猶太民族信奉的猶太教，而只是一種如同斯賓諾莎那樣的“宗教情懷”（Religiosit?t），即對大自然的合理性的無條件的信念。“這種宇宙宗教情懷既提不出明確的上帝概念，也沒有神學，……在我看來，喚醒能夠接受它的人心中的這種情感並使其保持活力，是藝術和科學最重要的功能”，它是“科學研究最強烈和最高尚的推動力”（第23頁）。反過來說，他認為“只有嚴肅的科學研究者才是唯一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第24頁），因為這種人“對自然規律性的和諧入神般著迷，這種和諧揭示出了一種如此深邃的理性；與此相比，人類一切有意義的思考和安排都隻不過是其微乎其微的反映。”（第25頁）在他看來，這種宗教的力量和權威雖然與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有關，但我們卻必須從人的立場上為它祛魅，將它表述為：“個人自由而又負責地發展，從而可以在服務全人類的過程中自由而快樂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在這裡，沒有給民族神聖化、階級神聖化留有任何余地，更不要說個人的神聖化了”（第28頁）；而唯一剩下的只是這種信念：“科學只能由那些滿懷追求真理和知識熱望的人創造出來，而這種感情又源於宗教領域。同樣屬於這個來源的是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現存世界中有效的規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來理解的。……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第31頁）雖然科學的結果與宗教和道德無關，“但是那些在科學上做出巨大創造性成就的人，大都浸淫了真正虔誠的宗教信念，即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適宜於理性地追求知識。如果這種信念不是一種很強烈的情感，如果那些追求知識的人沒有受到斯賓諾莎那種‘對神的理智的愛’的啟發，就不可能有這種不懈的獻身精神，而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人們能夠達到其最高的成就。”（第38頁）
愛因斯坦的這種宗教觀給他帶來了一種世界主義的視野，一種超越於民族、種族和國家界限之上的全人類的巨集大視野，這是很多做科學研究的人、甚至很多著名的科學家都未能達到的，他們在和平時期可以互相合作，一到戰爭爆發就成了敵人。正是出於這種對真理的無條件的熱愛和對普遍的宇宙理性的信仰，愛因斯坦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跨越國界和一切政治之上的和平主義主張。當時的歐洲學術共同體因為各國政治軍事上的對立而四分五裂，科學家們出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站在自己國家一邊。愛因斯坦則反對一切戰爭。面對他控制不了的科學界的現狀，他不由得傷感地回憶起以往的歷史：“直到17世紀，整個歐洲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還是由共同的理想緊密團結在一起，他們之間的合作幾乎不曾受到政治事件的影響。拉丁語的普遍使用進一步鞏固了這種共同體。今天我們再來回顧這種情況，如同看到一個失去的天堂。民族主義的激情已經破壞了這個精神共同體，曾一度將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拉丁語消亡。科學家變成了極端的民族傳統的代表，並失去了他們關於知識共同體的感覺。”（第41頁）“比較一下100年前大學裡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精神與現在佔主導的精神！那時人們相信人類社會能夠得到改善，尊重每個誠懇的觀點，並且具有偉大人物曾為之獻身奮鬥的寬容精神。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為被稱作‘德國’的更大政治實體的統一而努力。當時賦予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如今我們仍舊對於社會進步、對於寬容和思想自由、對於現在被稱作‘歐洲’的更大政治實體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現今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都已不再是人們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載者了。“（第54頁）當然，造成這種狀況的不一定是拉丁文的消亡，但“100年前”（現在應該是180年前）的大學正是“狂飆突進”以及康德、歌德和整個德國古典哲學凱旋行進的場所，那時科學界和哲學界一有什麽新見，那簡直是一呼百應。康德在俄國人佔領哥尼斯堡期間照樣為學生講課（“實用人類學”和“自然地理”），聽眾中的俄國軍官都成了他的“粉絲”；黑格爾當年站在自己住所的窗簾後面目睹拿破倫騎馬進入耶拿，曾把這位法國統帥稱為“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這種世界主義的氣度在今天的大學中的確已經不複存在了。
毫不奇怪，在那個各國都在積極擴軍備戰並實際卷入殺人如麻的戰爭的時代，作為和平主義者的愛因斯坦對戰前學校教育中到處泛濫的軍國主義思潮深感厭惡。他如此抨擊那些戰爭狂熱分子：“一個人能隨著軍樂洋洋得意地行進在隊列中，就足以讓我鄙視他了。他能有大腦肯定是個錯誤，因為對他來說只要有脊髓就夠了。這種文明的汙點應該被盡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義、無謂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稱愛國主義的可憎蠢行，都讓我深惡痛絕。”（第8頁）“在學校裡，歷史教育應該被用作解釋文明進步的手段，而不是用來灌輸帝國主義權力和軍事成就的思想。”（第62頁）他的政治信條是：“國家是為了人民設立的，而人民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的。”（第179頁）至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他主張通過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避免，這個世界政府通過幾個大國協商，將它們的武裝力量（除各國的警察部隊外）集中統一長官，然後其他國家自願加入，從中可以隱約看到康德“永久和平論”的影子。他認為要實現這一理想，“最大障礙在於民族主義，這是一個被誇大到扭曲程度，並貼上了‘愛國主義’這個讓人同情卻又被濫用了的名字。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這個虛假偶像到處攝取著可怕致使的邪惡力量。”（第180頁）因此他主張取消以國家的名義建立的義務兵役製，代之以“世界政府”的雇傭軍制度。這些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的設想，實際上是對全人類提出的尖銳質問：如此合乎邏輯的計劃，為何就是不能實現？以至於對愛因斯坦“天真”、“不懂政治”的指責，雖然不錯，卻反而引起我們無限的傷感和悲歎。
愛因斯坦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看來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談起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來也相當在行。但在回答幾位蘇聯科學家充滿火藥味的奉命指責時，愛因斯坦卻表現出了一種更高的境界，更接近於馬克思的國際主義立場。他對他的蘇聯同行說：“你們在經濟領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對無政府狀態，同時你們又是無政府狀態如此熱烈的讚同者，比如，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無限制的主權問題上。”（第228頁）“如果我們堅持無限制的國家主權的想法和行為，那它就只能意味著每個國家保留為達到各自目的而采取類似戰爭手段的權力。在此狀況下，每個國家都必須為這種可能性做準備，這又意味著它必須盡全力超過其他國家。這個目標會逐漸統治我們的公眾生活，而且在災難降臨前毒害我們的年輕人。”（第231頁）在他看來，無論這種軍備競賽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這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分清楚的），都不應當將戰爭狂熱灌輸給年輕人和大眾。“在健全的國家裡，民眾的意願和政府的意願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蛻化為專製暴政。顯然，當在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資訊管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的危險就更加嚴重。……不能把社會主義當成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而只能看作能夠容納這種解決方法的一個框架。”（第228頁）他在《給知識分子的信》中說道：“政府認為教育它的居民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是必要的，這種‘教育’不僅腐化了青年人的心靈，而且反過來影響了成年人的心理狀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這種腐化。這種腐化甚至蔓延到了那些並無侵略意圖的公民之中。國家因而變成了一個偶像，它的挑動性的權力很少有人能逃脫。”“戰爭教育是一種妄想”（第236頁），例如在納粹德國，這種教育已經使德國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的精神失常狀態”（第286頁）。他甚至提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就如篤信宗教的人一樣，能夠盡可能少地崇拜他的國家。”（第28頁）他無疑將馬克思的國家消亡和“工人無祖國”的原理運用到知識分子身上了。
表面看來，愛因斯坦的這種對國家主義的批評與他自己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信念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其實不然。他的猶太復國主義並不是要建立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他說：“比起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我更願意看到在和平共處基礎上同阿拉伯人合乎情理地達成一致。除了實際的考慮，我對猶太教義精髓的意識使我反對建立一個有邊界、有軍隊和一定程度的世俗權力的猶太國家，無論其權力的使用是如何節製。我怕猶太教受內傷——特別是在我們自己的圈子內搞狹隘民族主義帶來的傷害，而那種民族主義正是我們在甚至還沒有猶太人自己的國家時就已經不得不強烈抵抗過的。”（第312頁）這可以稱之為一種“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編譯者按，見第310頁），它基於對猶太傳統中的理想精神的堅守，即“為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近乎狂熱般地熱愛正義，以及對個人獨立的渴望”（第300頁）。當然這裡面免不了有理想化和美化的成份，只要想想斯賓諾莎遭猶太教會破門並驅逐出境，以及馬克思對“猶太精神”（Judentum，又譯“猶太教”）的批判（“猶太人的解放，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第50頁），就不難明白。但愛因斯坦也並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猶太教徒，他只是借猶太教這個弱勢群體的名義來宣揚他自己的非宗教的信仰而已。如他所說：“若有人想對一個群體的本質特徵做出簡要的描述，那他所描述的常是他們的理想”（第320頁）。他正是這樣把猶太傳統描述為“對各種形式的理智追求及精神努力的崇尚”，“我堅信，這不是由於任何特別豐富的天資，而是由於如下事實：猶太人對智慧上的成就的尊重，營造了一個特別有利於任何可能存在的天才發展的氛圍。同時，強烈的批判精神阻止了對任何權威的盲目服從。”（同上）他書中多次提到猶太人的驕傲，如斯賓諾莎、馬克思，以及耶穌，其實還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眾多猶太天才人物；但他似乎忘了，這些人物都是在極其艱難的逆境中、甚至往往是在本民族民眾的迫害和出賣中脫穎而出的。不過，兩千年來猶太人中的人才輩出，按人口比例超過任何其他民族，這倒是真的，這不能歸功於他們特殊的基因，而要歸功於他們的文化。
當然，從政治正確的立場來看，尤其是從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愛因斯坦所發表的議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他的嚴謹而充滿創意的科學方法並不能保證他成為一個思想成熟的政治家，有時甚至會暴露出他在政治問題上的幼稚和天真。但我們對此不必苛求。我們從這些議論中所看到的，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睿智、真誠、富於同情心並且具有全面的人文教養的有血有肉的人。他的名言是：“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著；方在慶編譯 | 中信出版集團
這是一份愛因斯坦留給世界的禮物。
回顧20世紀初波瀾壯闊的科學大爆炸和世界大震蕩。天才思維顛覆常人認知，看劃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如何看世界！
通過這本書，人們將會對愛因斯坦產生更加完整的認知。他不僅是天才和偉大的科學家，還是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他不受羈絆的獨立人格，以及看待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獨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見解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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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編譯者方在慶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愛因斯坦、德國的科學與文化研究，曾主持翻譯過《愛因斯坦全集》第九卷和第十三卷，參與舉辦過大型愛因斯坦生平事跡展覽。在編譯中文版《我的世界觀》的過程中，與愛因斯坦研究專家羅伯特?舒爾曼博士保持密切聯繫，反覆討論有關內容，力求在最大程度上為中國讀者還原一位真實的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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