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百科“范仲淹”這個詞條下，寫著范仲淹是“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但在我這兩周追蹤范仲淹人生足跡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實在應該給他加上個“教育家”的頭銜，因為范仲淹幾乎每到一地，就會建學校、興教育，他創建過的學校中有名的有蘇州府學（現在的蘇州中學）、紹興稽山書院和鄧州花洲書院。

在本文中，我要盤點一下范仲淹在各地為官時的建學事跡和他的教育思想。

建學事跡

1、安徽廣德（1015-1017）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到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在廣德任廣德軍司理入伍事，負責訟獄之事，這是范仲淹中進士後第一次進入仕途。《廣德州志》載：最初，廣德人沒有學習的風氣，范仲淹就興辦地方教育事業，聘請了三位名士作為老師，使當地讀書風氣越來越盛，不斷有人考中進士。但對此我要存個疑問：范仲淹初次任職，而且是負責刑獄訴訟的，他並不負責當地教育，我認為他也沒有這個能力。所以，這件事存疑吧。

2、商丘應天書院（1026-1028）

商丘當時是北宋的南京應天府。應天府書院的前身為睢陽書院，是五代後晉時的商丘人楊愨創辦的私學。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稱為“應天府書院”。范仲淹在中進士之前的五年，一直在應天府書院讀書。

天聖四年（1026），這年范仲淹為母服喪，居住在南京應天府，被時任應天府守的晏殊聘為府學主管。因此，從天聖四年（1026）到天聖六年（1028）兩年多的守喪期間，范仲淹一直在應天學院做管理工作。這段經歷也讓他初步積累了辦學經驗。《范仲淹全集》中記載:范仲淹訓導督促學生很有法度，並且以身作則，勤勞恭謹。學生們讀書、吃飯、睡覺，都按時刻表進行。每次給學生出題，必定自己先作一篇，來探知題目的難易。

商丘應天書院

3、蘇州府學（1034-1035）

范仲淹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到景祐二年（1035）冬季，在蘇州任知府。

蘇州是范仲淹的家鄉，所以范仲淹有定居於此的想法。他曾在南園買了一塊地，準備安家。一位風水先生說，這可是塊風水寶地，誰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聽後說，我在這裡安家，隻我一家富貴；不如在此建個學舍，讓吳中子弟都來受教育，大家一起富貴。於是，他在這塊地上建起了一座規模巨集大的府學，請胡瑗“首當師席”，著名學者紛紛來蘇講學，一時間盛況空前，影響遍及全國。當年的府學，就是現在的江蘇省蘇州中學，中間一千年的時間裡，它一直作為教書育人的學校存在。

蘇州中學內景

4、江西鄱陽（1036-1037）

景祐三年（1036）八月到景祐四年（1037）年末，范仲淹任饒州知州，治所就是現在的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

到饒州任後，范仲淹為州郡學校選定新校址，興建新校舍。城東南妙果院旁，有文筆峰和硯池，這裡湖水環繞，長堤數裡，林木掩映，峰巒峻拔，景致清幽秀美，校舍就坐落其間（不知道是現在的什麽地方，遺址肯定已經沒有了）。新學落成，學生日益聚集，當地教育事業越來越興盛。饒州郡學內有柏樹十八株，當地人都稱其為“范公柏”。據記載，饒州民風好鬥，官吏狡詐生事，欺壓百姓。范仲淹通過興辦學校、公布宣傳法規條令、尊尚社會賢達等方法教育官員和百姓，一年多時間，地方風氣發生根本性改變。

5、江蘇鎮江（1038）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正月，范仲淹從饒州到潤州上任。潤州的治所就是現在的江蘇鎮江。

潤州原有府學，始建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潤州知府柳開在州衙子城東南隅建先聖廟，創辦州學。范仲淹在知潤州期間，進一步興辦州學，建立新的學宮，並聘請江南處士李覯前來講學。

6、紹興稽山書院（1038-1040）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由饒州移任越州，現在的紹興。他在紹興一直呆到康定元年（1040）三月。

范仲淹在紹興的府址就在現在的府山（古越龍山），越王台的後面。在附近，范仲淹創建了稽山書院，聘請新昌大儒石待旦前來講學，並把李覯從鎮江挖來講課，一時之間紹興學風大盛。之後，南宋的朱熹、明代王陽明都曾在此開課講學。

稽山書院

7、陝西彬縣（1044-1045）

慶歷四年（1044）到慶歷五年（1045）年底，范仲淹在邠州（今陝西彬縣）知州任上。

范仲淹在邠州時，曾經主持重建地方州學。原來校舍非常狹小簡陋，范仲淹選定新址，派遣兩位地方官員主持工程。新校舍建成後，范仲淹已經離開了邠州，到了鄧州任上。邠州學校官員寫信給范仲淹，請求范仲淹為新校作記，范仲淹因而作《邠州建學記》。在這篇文章裡，范仲淹表達了自己的治政思想和對教育事業的看法，後面會詳加闡釋。

8、鄧州花洲書院（1046-1048）

慶歷六年（1046）正月，到慶歷八年（1048）年底，范仲淹知鄧州，在這裡呆了整整三年時間。

鄧州城東南隅窪地，歷任知州曾在這裡修湖成洲，種植花木，修建亭台，稱“百花洲”。范仲淹在此地創建了州學講堂“春風堂”，還親自在裡面講學。這時的范仲淹雖然從政治舞台上退下來了，但他的名望比以前高了許多，已經成為了當代的知識分子楷模。宋朝理學創始人之一張載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前往“春風堂”聽課，一時之間，鄧州文運大振。范仲淹去世後，當地人將“春風堂”改名為“花洲書院”，並在旁邊建范文正公祠，祭祀、懷念范仲淹。後來，歷朝歷代的鄧州地方官都對百花洲書院進行過修葺，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辦學最久的場所之一。

鄧州花洲書院

教育思想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可以從他的兩篇文章中看出來，這兩篇文章分別是《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和《邠州建學記》。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是范仲淹在管理應天書院時作的。范仲淹在文中借朱從道之名，闡明“從道”的含義，以及自己對書院育人的主張：書院育人，應培養有操守、有高品德、對國家有作為的人才，能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以天下蒼生為念。范仲淹在文中說：所謂“道”，是“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己由乎禮，製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一個向學之人，如果能夠追隨此“道”，“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

《邠州建學記》是范仲淹在鄧州任上所作（見前文）。此時的范仲淹，經歷了多年的官宦生涯，治政和教育思想更加成熟；尤其剛剛經歷了“慶歷新政”的失敗，心裡有很多關於自己的從政思想的話要說。范仲淹慶歷新政的主體部分是改造官員隊伍素質、改變官員隊伍組成結構，這也是范仲淹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之一。其中，創辦學校、興辦教育被范仲淹視為最為重要的手段。《邠州建學記》開宗明義，說：“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范仲淹的歷史觀非常超前，在人才問題上他不讚同厚古薄今的觀點，而認為一切根源在於未能興辦學校、振興教育、培養人才。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最是為人稱道，這也說明，每位成為教育家的人都有著“天下為公”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