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遠，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本文來源：南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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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長、政府主體各站立場，“被裹挾”的隨遷子女遭遇敵意和區隔。
新的“積分入學”政策被教育學界解讀為是對外來人口的“納優排劣”。“由於積分指標、權重與分數設定更青睞於高端人才，而忽視大多數普通農民工，積分入學模式對於保障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受教育權極為不公平。”
一道鐵皮門在蘇州的一所小學內樹起，兩群小學生被區隔而處。
一端是蘇州百年名校勤惜實驗小學的400名低年級學生，他們多是蘇州本地孩子。一端是被安置來的打工子弟學校立新小學的800名學生，他們是跟隨父母來蘇打工的全國各地的隨遷子女。
勤惜實驗小學是蘇州家長眼中的重點小學。據澎湃新聞報導，今年9月後兩所學校要共用校區，引發勤惜實驗小學家長不滿。他們認為接納隨遷子女，“打破了該重點小學之前嚴格‘按學區招生’的傳統，讓非學區的學生搶佔了公立學校的資源”，“這對我們（買學區房的家長）來說不公平”。
立新小學則是一所有辦學資質的打工子弟學校。這樣的學校在江浙一帶有個名字，叫“菜場小學”。該校一位家長在接受《揚子晚報》採訪時稱，對於外來務工人員，上民辦的小學比公辦小學費貴不少，新校捨的條件，讓他們擔憂“學費是否會漲”。
這個校區所在的姑蘇區教委表示，共用校區是因立新小學原校舍租約到期，而勤惜實驗小學是唯一符合安置條件的學校。設立鐵門是為了便於管理，將給予安置的800名學生單獨的教學和活動太空。
▲學生家長提供的照片顯示，勤惜小學為了便於管理，增加隔離門等措施加以“隔離”。 ? 澎湃
據媒體目前披露，勤惜實驗小學為2015年易地而建，校園內現有閑置校舍，因此被借用。目前並無更多消息顯示共用校區會對“重點小學”未來的招生政策有何影響，且接納打工子弟，也符合政策所宣揚的教育公平，家長群體為何不滿？
這道鐵門，實則暴露了外來人口匯集的大城市和發達地區教育資源事實上的等級分層和隨遷子女難融城市的尷尬。與紙面所宣揚的相悖，以往像勤惜實驗小學這樣的蘇州傳統優勢學校，隨遷子女事實上並無入學資格。
蘇州是人口流入大市。2015年，該市的流動人口總量已超過戶籍人口。一項來自東北師范大學的研究顯示，因為蘇州經濟發展優勢吸引大批外來務工人員以及數量龐大的隨遷子女，該市義務教育系統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16年，該市開始仿效珠三角地區，實行公辦小學“積分入學”，但這一政策實質上造成了對外來人口的“納優排劣”。因為達不到“積分入學”要求，加之打工子弟學校陸續關停，近年不少蘇州的隨遷子女只能返鄉求學。
而名校家長們在並不充分的事實基礎上的反彈情緒，更暴露出了一點——在他們眼裡，義務教育有優劣之分，以學區房顯價，他們想捍衛家長以每平米單價3萬元的學區房換來的入學機會背後的東西。
背後的是什麽？
▌富孩子擇校
這背後其實是公辦重點小學集聚的優勢。它包括更優的師資、更好的管理和更順暢的升學機會。
這種優勢的累積，既有老牌名校的歷史傳統，也得因於建國後的重點學校建設制度。有研究指出，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提倡重點建設一批中小學，政府部門對其傾斜投入。此種機制，加之改革開放實施的分步走經濟發展戰略，使地區間、城鄉間、區域內校際間的教育品質差距逐漸拉開。
而在改革開放後，優勢階層趨向重點學校的擇校行為即已開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即開始對“擇校”的教育治理。研究者發現，從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中，共有16個擇校禁令發布，卻難抑擇校之風。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北京市的8個城區“小升初”入學方式竟高達15種，包括條子生、共建生、讚助費等。該報告指出，優勢社會階層會利用特權、尋租等超常規的方式享受“優質教育機會”。
到了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為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實行“免試就近入學、學區製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教育部次年頒布響應檔案，並提出了“到2015年19個大城市所有縣（市、區）100%的小學劃片就近入學”的目標。
這就是上述家長所謂的重點小學嚴格“按學區招生”。如果從家長群體的擇校行為看，這實則是因治理擇校的政策趨嚴，條子生、讚助費等管道陸續堵死，而使購買學區房成了僅剩的擇校管道。2015年後，中國各地重點學校周圍房價高升。
▲位於北京五道口的學區房。2013年，此地“天價學區房” 尚不足10萬/平米。而據鏈家網成交數據顯示，2016年華清嘉園一處約50平的房產成交價近14萬/平米，總價達700萬。 ? 視覺中國
相比其他擇校方式，學區房以更直白且更高價的方式顯示了這種重點學校的優質學位是有市場價格的。事實上，類似的所謂“學區房”“維權”事件已不鮮見。筆者在近年的採訪中發現，每年一到春季入學政策發布及秋季入學時分，因劃片改變或校區安置等問題引發的矛盾不斷，各方各執一詞，暴露了中國教育公共服務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結合而生的種種怪現狀。
勤惜實驗小學的一位家長在接受《揚子晚報》採訪時稱，花大價錢買學區房，有居住、為孩子上學及房產升值潛力等想法。他們擔心，這樣共用校區會影響到今後的新生招生，“有一種學區房白買了的感覺”。
這與義務教育政策所倡導的均衡、公平相悖。但儘管教育部門作出多校劃片、輪換名校教師等均衡化嘗試，家長群體似乎並不買账。他們的擇校衝動始終難抑，重點小學的優勢累積也似馬太效應，越來越大。
擇校行為的實質是什麽？一位江浙地區的家長向筆者道了心曲：選學校，其實是選孩子的同學。不少學者也持類似觀點，不論是周圍學區房價格高升的北京重點小學，還是家長擠破了頭想進的上海民辦小學，這些實質上的“重點小學”具備選拔效應，它們選出了對教育投入更大的家長，生源也具備集聚效應，因為這樣的家庭，課外的教育投入也不會少。
有學者認為，諸因之下，重點小學的好生源將越來越多來自優勢階層的家庭，而教育品質的太空溢出價格加劇了社會分層。
結合以上梳理，再來看媒體報導中勤惜實驗小學的家長們的說辭。其動機清晰了些。這所重點小學的入學機會是他們花費了大成本得來，也借此篩選了孩子的同學，由行政部門強塞800名隨遷子女，他們勢必情緒反彈。
筆者得知，有蘇州媒體在採訪該校家長時，他們反對共用校區的理由還包括——“農民工小孩素質差，包裡藏著鋼管，怕小孩被欺負”；“800個新來的學生是高年級，會帶壞自己的低年級孩子”……
▲勤惜小學外，反對“立新進勤惜”的標語。 ? 家長幫
▌窮孩子返鄉
值得注意的是，被安置的立新小學今年只有三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說明這所小學已連續兩年未招新生。其間原因還待媒體進一步披露。
而為何要騰挪校區？姑蘇區人民政府公開答覆稱，是因其校舍不符合安全標準，出租方在2017年6月30日合約到期不再租賃。此處細節亦模糊，為什麽不符合安全標準的校舍獲得了辦學資質？立新小學此前曾三易校址。網絡報導顯示，被安置前的校址內一些教室為板房結構，桌椅擁擠，有學生都坐到了教室口。
其背後折射了隨遷子女在蘇州越發困難的上學問題。上述東北師范大學的研究指出，2012年開始，蘇州要求隨遷子女要進入公辦學校，父母和監護人需具備“穩定居住、穩定工作和穩定收入”的條件，一些學校除了要求具有“三穩定”條件之外，還對外來人口提出具有房產證、戶口本等更高的要求。這一門檻在2016年後越發趨嚴。這一年，蘇州開始效仿珠三角地區實行“積分入學”。根據相關政策，以流動人口的學歷、服務年限、居住時間、參保年數為參照，按積分由高到低的順序安排適齡兒童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就讀。
這一政策被教育學界解讀為是對外來人口的“納優排劣”。“由於積分指標、權重與分數設定更青睞於高端人才，而忽視大多數普通農民工，積分入學模式對於保障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受教育權極為不公平。”上述研究指出。該研究統計，蘇州市流動人口學歷中佔比最大的是初中及高中水準，佔至85.28%。據估算，如果普通的農民工想要和碩士學歷的流動人口具有相同的起點分數，則需要“在蘇州參加並繳納城鎮職工保險至少超過3年”，或者“在該市市區連續居住至少超過6年”，或者“擁有自有產權房建築面積超過250平方米”。
事實上，在實行“積分入學”的大城市，隨遷子女多面臨隱形的門檻。上述研究也發現，隨遷子女能否就讀公辦學校，除了依據累計積分排名外，還視公辦學校提供多少學位來定。以蘇州的高新區為例，在當地頗具口碑的傳統優質學校，均沒有可供隨遷子女入學的學位。數據顯示，2016年該區對隨遷子女開放的中小學學校共20所，其中普通中學7所，小學13所，可供隨遷子女的全部學位數僅1183個。而2015年末的數據顯示，該區擁有普通中小學33所，在校學生學生51500人，畢業生達8600人。高新區2016年的流動人口佔至總人口的50.23%，供需矛盾凸顯，而該區接收隨遷子女的學校最多的是分布在鄉鎮。
如果一個隨遷子女未能經積分排名進入申請的公辦學校，按積分高低統籌調劑也不能進入公辦學校，他就只能就讀打工子弟學校或者回原戶籍地就讀。但近年蘇州和北京、上海一樣，隨著城市開發建設等原因，打工子弟學校也日益縮減。
筆者曾在蘇州官渡裡高架橋附近的一個菜市場走訪，隨著周邊的兩所打工子弟學校關停，達不到“積分入學”門檻要求的菜場子弟，返鄉求學的越來越多。
▌尷尬的紙面公平
勤惜實驗小學家長的態度並不獨一份。筆者在沿海發達地區走訪發現，隨遷子女湧入的學校，常被當地居民目為低了一等，本地生源開始逐漸流失。
此即上述勤惜實驗小學家長所說的，擔憂影響接納隨遷子女而影響該校未來招生的實質，沒被進一步道破的，是由此可能影響他們購買的學區房的價格。
這可以從學者曾曉東關於“擇校”的一項研究中找到解釋。曾曉東認為，教育政策所提倡的“就近入學”之所以屢屢受挫，是因為家長、學校和政府三個利益主體立場的差異化，學校主體更傾向於“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精英教育”，家長更看重子女的“競爭性品質”，而教育主管部門則更多體現政府對公共利益的考慮。各方均抱持各自的立場，將利益納入政策博弈。
勤惜實驗小學家長所訴的“憑什麽他們一分錢不花就佔用學校資源”的理由實則並不成立。其症結在於，中國公共教育資源錯配的板結矛盾。從需求端看，家長群體為獲得重點學校入學機會花費了大量擇校成本，但在供給端，公辦學校是用公共財政投入而建，具體而言，義務教育縣級主管，是收繳了所在區的稅收所建。既然是公共資源，校舍為何不能給父母同樣納了稅的隨遷子女所用？既然是公共資源，教育部門利用閑置校舍安置隨遷子女，合情合理。
學者張琦曾在公開撰文中解釋，由於學區房和上重點學校相掛鉤，其結果是買得起學區房的人，享受優質教育資源；而買不起學區房的人，享受普通教育資源。其造成的局面是，優質教育資源（重點學校）一方面花著所有納稅人的錢，另一方面又在事實上隻供富人享用這些教育資源，這實為“劫貧濟富”。
▲ 早前的立新小學，板房教室太空不夠，學生坐到教室門口。 ? 新東方蘇州學校
類似的爭端呈現同樣的道理。花巨資購學區房的家長群體，將類似市場主體的利益訴求投向公共服務供給者，但其花費的擇校成本並不等同於向學校繳納了巨額學費。公辦義務教育並不收學費。一種觀點認為，這種資源錯配是將教育投入交給了房東或者房地產開發商。
但民辦的打工子弟學校收費。上述東北師大的研究指出，由於打工子弟學校需要收取入學費用，而政府對這部分孩子缺乏補償措施，而使這些原本處於弱勢地位的隨遷子女處於孤立無援之境。加之打工子弟學校的硬體設施與師資配置相對落後，其教育教學品質不容樂觀。
“這些被排斥在公辦校門外的隨遷子女，在用金錢為其接受城市義務教育‘埋單’的同時，還可能需要承擔教育前途並不光明的風險。”上述研究指出。
相比北京等地，蘇州的物價部門此前對打工子弟學校的學費有所調控。上述研究披露，高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學費一般每學期1900元，每個學生還能獲得650元的公用經費補貼。但打工子弟學校卻日漸難以負擔其運轉水準，因為它們的場地和校舍租賃費用、教師工資、水電費用等支出不斷上升。
要追問教育部門的真問題什麽？是其是否為隨遷子女的學位支持做了應有的努力。立新小學租約到期為何不搬遷？是否和此前媒體報導的類似案例相似，用地被收回是讓位於城市開發建設，或者控制人口？立新小學的辦學主體還能存續嗎？安置好了這些孩子，未來的孩子蘇州還管嗎？學位缺口怎麽辦？
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中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6個人中就有1個在流動，而流動人口的子女，被稱為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的兩個群體被稱為“被社會洪流裹挾的1億個孩子”。
如何才能讓這些被裹挾的孩子少受一些敵意、區隔，甚至驅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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