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胭脂井（原景陽殿井已被毀，隻余井欄，欄上紅痕若胭脂，後人在南京雞鳴寺側立井）
文︱鄭宏宇
開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頒《伐陳詔》，十月晉王楊廣出任淮南行台尚書令，高熲任元帥長史，大舉伐陳。次年正月隋軍攻克建康，平定陳境，長達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宣告結束。後主攜妃張麗華、孔貴嬪投景陽殿井中，一同被俘，亡國之君實屬多情。宋人楊備有《景陽井》詩雲：“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而宮崎市定認為，攻入建康城的韓擒虎成為隋軍第一功臣，只是運氣好而已，與真正有戰鬥力的南朝軍隊血戰而建立功勳應該是賀若弼（《隋の煬帝》，東京中公文庫，2003年版）。
陳亡後，皇室與大批貴族被迫北上入關，《南史》載：“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除皇室和王公百官之外，大批學者文人也在入關者之列，在當時或後世有名望者如姚察、江總、阮卓、潘徽、韋鼎、王胄、許善心、虞世基、世基弟世南、褚亮、虞綽、庾自直、袁充等，呈現出“辭人才士，總萃京師”（《隋書·經籍志》）的局面。舊梁陳人士入關，與原北周、北齊人士的交流碰撞，對分道揚鑣數百年的南北文學風尚、文化審美、政治體制等方面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活躍在有隋一代，是研究隋代相關內容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關於隋代的研究概述，參考台灣學者傅揚《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述要》，文載《史原》複刊第一期，2010年版）。
隋代南方人的入隋過程大有不同，在隋統一前，己有一批南方人士北上，根據入隋經歷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梁—西魏—北周—隋，梁—東魏—北齊—北周—隋，後梁—隋，陳—隋。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論及隋唐制度文化的淵源有三：即北魏、北齊一系，梁、陳一系和西魏、周一系（《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敘論》）。唐長孺先生也提出了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歷史時期中的“南朝化”問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綜論三“南北統一和歷史的銜接”）。西方學者《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中的觀點則是，隋唐初期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制度是北魏強有力的延續，而南朝的先進之處在於文化、佛學等方面。雖然南朝的諸多方面對隋唐政權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隋統一後文帝在位的時間內，進展並不順利。
隋繼承北周政權，在南北重歸一統後，對待南方人的態度和政策，隋代兩位帝王有很大不同。隋文帝依舊堅持北周的“關中本位”政策，對南方士人多有壓製和排斥，這一階段江南士人表現較為顯著的地方主要在文學、音樂、禮法、音韻等方面。
安陽隋靈泉寺石窟的那羅延神王像，據說是隋文帝的自我神格塑造（童嶺 攝）。
隋文帝不喜南朝文學浮華綺豔之風，曾“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隋書·李諤傳》），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而上書抨擊南朝文風的治書侍禦史李諤則得到文帝褒揚，將其奏折“頒示天下”。這一階段的南方文人，一方面得不到楊隋政權的接納認可，如潁川庾自直，父庾持曾任陳秘書監、羽林監，自直在陳時任豫章王府外兵入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後被楊廣引為王府學士；另一方面剛經歷亡國之痛，去國離鄉，作品多表達亡國之悲和鄉關之思。呂讓僅存的一首《和入京詩》就表達出入隋初期江左士人的心聲：“俘囚經萬裡，憔悴度三春。發改河陽鬂，衣余京洛塵。鍾儀悲去楚，隨會泣留秦。既謝平吳利，終成失路人。”
人生境遇的驟然改變滌蕩了南朝文學的浮華之風，開始流露真情實感。這一轉變最典型的是江總，江總在陳時文名大著，但被時人稱為陳後主身邊的“狎客”，文風“傷於浮豔”。江總入隋時已年近七旬，開皇十三年放歸江都，次年卒。入隋後江總詩歌為之一變，與前期詩風大異，如“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共如此，傷心豈複論”之句。劉禹錫遊江總舊宅有詩雲：“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悲劇性的人生體驗豐富了文本內容，大部分由陳入隋的南方人均有這種明顯的轉變。
在雅樂方面，平陳後，隋文帝從“王者功成作樂”的目的出發，下達定立國樂的詔令。早在開皇二年（582年），顏之推曾上書：“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然而文帝以“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拒絕（《隋書·音樂志》）。滅陳後，隋文帝設亡陳女樂，對群臣說：“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鑒焉。”（《北史·隋紀上》）之後太常卿牛弘上書稱隋朝開國以來所沿用北魏、後周之樂，是“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求參照梁代雅曲和陳氏正樂為基礎製訂新的國樂。開皇九年（589年）十二月，隋文帝詔太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作樂。以上四位國樂製訂者，除牛弘之外，其余三位都是由南入北的舊陳官員，由此可見文帝最終還是接受了牛弘的建議。陳寅恪先生因此謂：“隋製雅樂，實采江東之舊，蓋雅樂系統實由梁陳而傳之於隋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由此可知，隋代雅樂的制定，舊陳士人有很高的參與度。《隋書·音樂志》是東亞樂律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近年來，日本佐藤大志、長谷部剛等人正從事《隋書·音樂志》的譯注工作（已有成果為六朝樂府之會編著的《隋書音樂志譯注》，和泉書院2016年版）。
在制定國樂之外，文帝在仁壽二年（602年）下詔令楊素、蘇威、牛弘、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王邵修定五禮。其中楊素、蘇威、牛弘為關隴集團重要人物，薛道衡、王邵是舊齊名士，在周平齊時已經入關，而許善心、虞世基則是出身江左的舊陳官員。這次五禮修訂是三地禮學的一次交流融合，舊陳官員在其中有重大貢獻。
隋代初期的音韻學也有長足發展，其中陸法言《切韻序》中提到，“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此八人分別為：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徳源、薛道衡。其中劉臻、顏之推、蕭該為江左人士，入隋時間有所不同，而《切韻》成為唐代韻書編寫的基礎，對近體詩的發展影響深遠。
在隋文帝“關中本位”的政策下，多數南方士人入隋後的境遇並不好，如舊陳吏部尚書沈君道，遷往長安後只能靠與兒子給別人抄書補貼家用，在之後煬帝朝位高權重的虞世基亦是如此。有“三吳之望”的陸知命，陳亡後在家賦閑，亦是數年不被起用。以上三人均為江南望族，在陳時有很高的地位，但入隋後均不受重用。而其他在隋初擔任官職的南方武將，如麥鐵杖、蕭摩訶、來護兒等，在當時的楊隋政權中同樣沒有擔任重要官職，處於政治邊緣。隋初重臣蘇威對江南士人曾有如此評價：“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隋書·柳莊傳》）文帝朝的舊陳官員，除了少數獲得較高待遇外，大多數境遇落寞。而待遇較高者，如許善心和姚察，文帝均有“我平陳國，唯獲此人”的類似評價，也多是憑借音樂、禮學、修史等方面的造詣得到賞識，如姚察於隋文帝開皇九年奉詔撰《梁史》《陳史》，與許善心修訂五禮等，並沒有進入權力中心。而晉平吳同為北方統一南方，張華對陸機、陸雲亦有“伐吳之役，利獲二俊”的評價（《晉書·陸機傳》），但二陸入洛陽後，頗得張華看重，名氣大振，故當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
江南人士為了擺脫困境，則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部分舊陳官員利用南朝的文化優勢，投靠藩王，成為王府學士，如東宮學士蔡翼、陸從典、沈君道等人，楊廣晉王府的徐儀、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等人。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江南人士以玄象方術附和文帝以求仕進，如蕭吉、韋鼎、袁充等。出身齊梁宗室的蕭吉，與楊素不和，鬱鬱不得志，開皇十四年（594年）上書文帝大談符命徵祥，“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隋書·蕭吉傳》），之後逐漸受到文帝信任。此次上書與蕭吉所著陰陽五行重要書籍《五行大義》聯繫密切。袁充在文帝欲廢太子楊勇時，曾雲：“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又曾上奏：“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得到文帝的賞賜。魏征在《隋書·袁充傳》中評價道：“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由此可見文帝時期舊陳人士的落寞境遇。
蕭吉《五行大義》（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天平鈔本）
隋文帝在平陳後，不僅對舊陳人士的仕進采取壓製政策，對屬於舊陳疆域的江南之地也進行了重大改革，如變更南方行政建制、地方長官多任命北方官員、推行鄉村戶籍制度、灌輸關隴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等。據《資治通鑒》載：“平陳之後，牧民者更變之，蘇威複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五教”即儒家“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強製的政治舉措最終導致了江南大規模的反叛，此時距平陳僅一年。汪文進（婺州、宣州）、高智慧（越州、泉州、閩越）、沈玄懀（蘇州）均自稱天子，“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乾，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育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資治通鑒·隋記》）但是，正如谷川道雄《隋唐帝國をどう考えるか》一文所謂：“隋唐的君主雖然抑壓南北朝以來的門閥階級，但並不能達到本質上的抑壓。”（收入《谷川道雄中國史論集·下》，汲古書院，2017年版）隋文帝派楊素武力鎮壓後，又命晉王楊廣任揚州總管，鎮江都，穩定江南政局。喜愛江南文化的楊廣坐鎮江南，標誌著隋王朝對江南的政策開始做出調整，以懷柔和安撫為主。關於隋王朝對江南政策的變化，另可參考芮沃壽（Arthur F. Wright）《隋朝》（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一書第五章《文化指導權的復活》中的有關內容。
與“素無學術”、“不悅詩書”（《隋書·高祖紀下》）的隋文帝不同，楊廣素來喜愛江南文化，於開皇二年（582）納妃蕭氏，蕭氏為後梁明帝蕭巋之女，“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佔候”（《隋書·後妃傳·煬帝蕭皇后》），深受楊廣寵敬。蕭氏為楊廣了解江南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徑，而擔任晉王諮議入伍的柳?，由後梁入隋，“王以師友處之，毎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隋書·柳?傳》），則讓楊廣進一步接觸到江南文化。在楊廣即位前，王府學士中江南人士之數堪稱眾皇子之最。《隋書》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並“常令修撰”，其中虞世南、虞綽、庾自直在煬帝即位後，與江陵蔡允恭“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盼隆洽”（《隋書·虞綽傳》）。
煬帝即位後，“狹殷商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建東都、修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溝通南北，加強了南北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流，推行與文帝截然不同的開放融通政策，成為隋唐時期走出“關中本位”、實現“南朝化”的重要人物。而在文帝時處於邊緣化的南方士人，在煬帝朝的地位則有顯著提升，部分進入權力中樞，執掌大權。《隋書·蘇威傳》載：“（蘇威）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禦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五貴”中的裴蘊和虞世基乃舊陳官員，虞世基在文帝時曾境遇窘況到靠替人抄書謀生，後參與制定國樂和五禮，並無實權。而在煬帝朝則“顧遇彌隆”，成為煬帝的核心官員，“專典機密”。而裴蘊則進一步掌握了司法和監察大權，“（煬帝）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隋書·裴蘊傳》）。
出身南方的武將們在煬帝朝也多有功勳，來護兒、麥鐵杖、周羅睺等位列十二衛大將軍、將軍之列，參與煬帝平叛楊諒或征討高麗，並表現出為國盡忠、求戰立功的心態。如麥鐵杖在征高麗前曾對其子說：“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最終亦是戰死沙場。周羅睺最終在平漢王楊諒叛亂時陣亡，煬帝贈其柱國、右翔衛大將軍，諡號“壯”。來護兒則在平楊玄感之亂中功勳卓著。同是入隋的南陳名將蕭摩訶則有不同的命運，他參與了楊諒起兵，但最終兵敗被迫自殺。在之後的楊玄感之亂中，也有不少南方士人的身影，而這些人一度是楊廣身邊的核心人物，如虞綽、王胄、潘徽等人，後來在煬帝集團中不得志，受到楊玄感“虛襟與交”，最終被煬帝流亡誅殺。在楊玄感起兵後，亦有不少南方士人降於玄感，被委以重任，如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周羅睺子仲等。
在隋煬帝開放的文化政策之下，南方士人在文學、經學、著述等方面多有建樹。煬帝“是一位有著深厚美學意識的人”（宇文所安著《初唐詩》，賈晉華譯，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第二章），主張“典麗”的文學觀，《隋書·文學傳序》稱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並存雅體，歸於典製，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在意氣怏怏的陳文學之中，融入剛健、清新的氣質，詩歌創作反映出南北文學融合的大趨勢。煬帝評當時的文學名家為：“氣高致遠，歸之於（王）胄；詞清體潤，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隋書·王胄傳》）以上三位均是由南入北的南方人，可見煬帝所尚。
而在文帝朝下詔廢除的南朝豔曲， 煬帝即位後又予以恢復，“大製豔篇，辭極淫綺”（《隋書·音樂志》），因此曾經在南朝大力創作宮廷文學計程車人們，一變文帝時的悲涼，繼續沿著梁陳宮廷文學的道路發展，創作了眾多奉和酬唱作品。如奉和煬帝的詩歌中，僅《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一題，就有諸葛潁、虞世南、蔡允恭三人的作品傳世，宰相楊素的《出塞二首》，則有薛道衡與虞世基的和詩。以上奉和作品雖是宮廷文學的衍生，但南北文人的共同創作，促進了南北文人間的交流和南北文學融合。除奉和作品外，入隋的舊陳文人中，明余慶、陳子良、孔紹安等人，雖存世作品不多，但也有不少佳作，呈現出與在陳時不同的文學風貌。如明余慶《從軍行》“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兩句，已有唐代韻味。
南北朝時期，經學形成了不同的學術風格，如《北史·儒林傳序》所言：“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統一南北後，經學的融合也在進行中，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七章《經學統一時代》中所雲：“隋平陳而天下一統，南北之學亦歸統一，此隨世運為轉移者也；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學反並於南，此不隨世運為轉移者也。”煬帝時曾征集天下儒術之士，聚集於內史省講論，其中有不少江南士人，如吳郡褚輝以《三禮》聞名，撰《禮疏》百卷；余杭顧彪通《尚書》《春秋》，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余杭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吳郡張衝，撰《春秋義略》《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許善心任禮部侍郎後，向煬帝舉薦徐文遠為國子博士，陸德明、褚徽、魯世達等授為學官，其中陸德明受學於同樣由陳入隋的張譏，張譏則受學於梁陳大儒周弘正，一脈相承（見童嶺《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五章）。而南北朝至隋這一時段的《孝經》學研究散佚嚴重，隋代重要著述劉炫的《孝經述議》同樣不存，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日本發現此書，後由林秀一整理複原，可窺得大概（林秀一複原《孝經述議》的解題譯文收入《秦漢魏晉南北朝經籍考》，中西書局2017年版）。
除經學之外，煬帝也重視其他圖書的編撰，為晉王時就組織王府學士編撰圖書，如潘徽等編撰《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即位後又令虞綽、虞世南、庾自直編撰《長洲玉鏡》四百卷，虞世南在隋任秘書郎時所編《北堂書鈔》，為現存最早的類書。對楊廣下令編撰的圖書，錢穆雲：“此等皆沿齊、梁故習。”（《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二十二章）《資治通鑒》雲，煬帝從晉王到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組織完成“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余卷”。豐富的學術成裸體現了有隋一代南北文化和學術的系統整合，而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士人和南方學術文化的作用舉足輕重。隋代禮製的因襲，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中案雲：“此隋製禮服不襲周而因齊之例證也。齊又襲魏太和以來所採用南朝前期之製，而江左之製源出自晉，上溯於漢，故曰漢晉。”關於隋代禮製，可參考顧濤先生新著《漢唐禮製因革譜》（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中“出禮製極盛期（581-741）”的隋之部。
由南朝入隋的江南人士在煬帝朝獲得了遠超文帝朝的機遇和待遇，在文學、經學、著述等方面光彩斐然。部分南方人進入煬帝的權力核心，但因為故國已亡，根基缺乏，最終成為附和聖意，“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之臣。如虞世基，對煬帝征高麗、各地起義等狀況，“恐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性意”，甚至最終到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隋書·虞世基傳》）的地步。而煬帝出身關隴豪強，卻喜愛江南文化，在位期間三次巡幸江都，長達數年，並在最後一次巡幸中於江都宮變中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殺。在江都宮變中，除隋煬帝被弑之外，據《隋書·恭帝紀》記載，虞世基、裴蘊、許善心、袁充、來護兒等皆遇害。煬帝死後，大將陳棱葬其於吳公台下，後李淵在622年又下令將煬帝陵遷往雷塘，2013年在揚州曹莊發掘了隋煬帝墓。為煬帝發喪的陳棱，則同樣是舊陳入隋人士。
隋煬帝墓出土的蹀躞帶（南京市博物館“鏟釋三城”特展，虞薇 攝）
在天下烽煙並舉，關隴士人極力反對南下江都、建議返回長安時，虞世基、裴蘊等出身舊陳的重臣們，則紛紛支持煬帝巡幸江都，並在李淵攻陷長安後，建議以丹陽為都。於是關隴集團與舊陳官員的衝突便爆發了，直接導致了江都宮變。而在宮變中，江南士人則表現出了忠貞凜然之氣，甘願赴死。如虞世基子虞柔在宮變前得親族虞極密報，可先逃難，但他以絕不“棄父背君”拒之，並在宮變後“競請先死”。亦有不少江南士人謀劃為煬帝復仇，如麥鐵杖之子、武貴郎將麥孟才，“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仇之志”，並謂武牙將錢傑曰：“事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殺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隋書·麥鐵杖傳》）籌謀擊殺宇文化及。由此可見，此時的江南士人們已將煬帝視為生死可托的所忠之“君”，足以見得煬帝待江南士人的榮寵之重。
南朝詞臣北朝客，江南士人經歷國破離鄉，在隋代的命運也屢屢起伏動蕩，從文帝時的邊緣化進入煬帝時的權力中心，歸根結底還是以文學修養和文學造詣為依托，進而謀求更深更遠的發展。隋歷二世而亡，而南北文化、政治的交融依舊沿著煬帝的道路持續進行。
鄭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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