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流星與大業——中國歷史三岔口上的隋

文︱仇鹿鳴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短命王朝，隋在史家乃至公眾中的形象某種程度上是明確而單一的，作為絢爛的世界帝國唐王朝一段不太成功的序曲，同樣二世而亡的隋與秦一樣，為中國傳統史學的“以史為鑒”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負面案例。作為“前車之鑒”被載入史冊的隋，不免有唐人增潤的成分，稍稍翻檢《貞觀政要》，不難注意到太宗君臣對隋煬帝提及的頻度之高，大有“天下之惡皆歸焉”的架勢。現代史家持論稍顯公允，表彰隋作為唐的“試驗品”，在政治、制度等方面都不乏創製之功，於是“唐承隋製”與“漢承秦製”一樣，成為史家經常使用的標簽。即便如此，較之於奠定傳統帝製國家基本形態的秦，隋依舊經常被隱沒在盛唐的光芒之下，譬如近年坊間流行的“哈佛中國史”第三卷中乾脆抹去了隋的名號，直接冠以《世界性的帝國：唐朝》（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稍作細究，隋的形象或許是單一的，但未必是明確的。如果我們將公元189年董卓進京視為東漢政權瓦解的標誌，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陳，重建一統，在整整四個世紀的時間中，除了西晉十幾年的短暫統一，中國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中，結束這段漫長的分裂自身又短促而亡的隋，到底屬於舊時代的尾聲，還是新時代的開端？

在目前的學科體系中，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已被截然劃分為兩個斷代，傳統的認識則沒這麽清晰，尤其是在文獻編纂與文學研究上，多有將隋歸入六朝余緒者。如清人嚴可均纂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時，將隋囊括其中，逯欽立輯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時遵蹈成例，至今將隋代文學視為六朝之餘音者，亦不罕見。除此之外，近人趙萬裡裒集《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時亦收隋志，至趙超董理《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時，雖援據《集釋》所收拓本錄文，但時段上取狹義的魏晉南北朝，不錄隋志，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複將隋志納入，以補趙氏之闕，因而隋志反倒佔了《疏證》篇幅太半。由於各家對於南北朝界定不一，導致《集釋》所收的隋志相當長時間內缺少便於使用的錄文（按《疏證》收錄的上限是1949年，亦不錄《集釋》所收隋志），可見有隋還是無隋，有時候還真是一筆糊塗账。

兩個“南北朝”的同異

重建一統大約是隋的歷史貢獻中最無爭議的一點，國人好談統一與分裂的治亂循環，《三國演義》開篇那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說至今仍代表了相當多人的歷史認識。

但當我們大談中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時，首先需承認這是建立在“後見之明”上的產物，對一個生活在隋唐之際的人而言，經歷了四個世紀的漫長分裂後，恐怕很難得出類似的認識。而在隋重建一統後，中國歷史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分裂的時代，之後雖有五代十國的分立，遼、西夏與北宋，金與南宋的對峙，要麽維系時間不長，五代僅半個世紀有奇，要麽中國的大部仍保持統一，事實上，傳統上一直將北宋視為一個統一的王朝。經過了隋唐兩朝之後，我們或許才真正能說，中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

近年李治安教授提出兩個南北朝之說（《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六期），勾勒出之前隱沒在宋之下的遼夏金元這一北朝線索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將其稱為第二個“南北朝”，頗具勝義。若談兩個“南北朝”的不同，稍可補葺之處或有兩點，一是在遼、西夏與北宋，金與南宋對峙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過一個如十六國那樣碎片化的分裂時期，甚至在五代，北方仍維持統一，不過是五個短命王朝旋起旋滅而已。另一方面，第二個“南北朝”尤其是金與南宋的對峙，延續的是第一個“南北朝”後期的基本形態。這種南北對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夠成立，與東晉南朝以來，南方在經濟、文化上的長足進步密切相關。在此之後，無論是清初南明各政權的抵抗還是1949年劃江而治的提議，都反映出這種歷史慣性的影響。而西晉崩潰後約一個世紀，北方碎片化的分裂狀態，在中國歷史上反倒是獨特的。某種意義上，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為何經歷了這種碎片化的分裂之後，中國仍能重新走向一統，而不是停留乃至陷入進一步碎片化的形態中。

早年曾有不少學者將東漢瓦解、五胡入華與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的崩潰相比附，儘管嚴守專業分工的現代學者很難有勇氣探究這類宏大的歷史變化及背後的動因，但在此之後中國與歐洲確實出現了分途。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走向統一的動力究竟為何，這類設問很難落實到史實層面上。不過“一統”與“正統”關係的微妙變化，或許也是兩個“南北朝”中值得抉出的不同。

偏安江南的東晉南朝（包括之後的南宋）本以正統相號召，北伐自是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但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口惠而實不至。十六國北朝各政權儘管多由胡族建立，但通過一統（至少是爭取混同宇內的姿態）來競逐正統的觀念似日漸為北族政權所接受。十六國各政權遽興遽滅，難以深論，僅符堅南伐前“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一語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但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漢化改製等舉措，與南朝爭奪正統的意圖非常明顯，孝文帝晚年亦汲汲於南伐，以至病卒於征討途中。王通《元經》先以南朝為正統，至孝文帝後，改尊北朝，反映的便是這一正統之爭。

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革命，一種是禪讓。古人所言“革命”指的是天命的改易，與現代漢語從“revolution”移譯而來的“革命”一詞，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與“禪讓”的不同，或在於革命是通過暴力推翻前朝，其中暗含的蘊意是前一個王朝因為胡作非為、失去天命而遭推翻，新的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上，如湯武革命、陳涉起義。禪讓儘管在現代人看來不過是一場虛偽的表演，把皇位的“強買強賣”包裝成“你情我願”，但較之於革命，禪讓並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奉上璽綬後，前朝舊君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內行正朔、用天子禮儀，假如他沒有很快被謀害的話。

從當時的南北分途而言，十六國以降各胡族政權，皆以力取天下，攻伐不已，而東晉南朝的興替，延續了漢魏以降的傳統，以“禪讓”為緣飾。但至北魏以後，北齊、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權更迭，一改舊規，皆假借禪讓為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末年的六鎮起兵，雖掀起反漢化的浪潮，並不搖動孝文帝本人的正統地位，高歡廢安定王元朗、改立元脩的理由，便是元朗族屬疏遠，“高祖不可無後”。如果說南朝一脈，通過“禪讓”保存了漢魏正統，而北朝末期“禪讓”形式的引入，承續的大約是孝文帝南遷後塑造的新正統，這一“正統”的獲得與混一宇內之間，似有密切的關聯。

但至第二個“南北朝”，儘管從胡族建立的北朝在國家形態上發育得更為成熟，對北族政權而言，“正統”與一統之間的關聯卻似乎被削弱了，遼與北宋、金與南宋，皆長年恪守和約所規範的“敵國”關係，金滅北宋後，先立張邦昌、後扶植偽齊，在相當長的時間甚至避免直接統治宋之舊土，假如沒有更北面女真、蒙古崛起外力的影響，這種“天有二日”的對峙局面恐怕仍能長期維持，導向不同的歷史演進可能。

“南朝化”與“北朝出口”

隋朝雖然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局面，但四個世紀的南北分治所導致的經濟、文化、制度諸方面的差異，自不難想見，從分途到匯流，這一過程如何展開，自然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

陳寅恪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立足隋唐，向前追溯，抉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論要旨不外隋唐兩代雖在政治上承自北周，但從制度而言，西魏、北周反而影響最小，其他兩源影響更大，而北魏、北齊一源又淵源有二：一是河西一隅保存的漢魏舊製，二是北奔南人帶來東晉南朝的禮樂制度，這兩樣也是間接來源於不同時期的漢製。

陳先生的判斷有些也能得到新出石刻資料的印證，如陰弘道墓志（拓本刊《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記載其“曾祖子春，梁侍中、左衛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祖榮，梁散騎常侍、新州刺史。父顥，梁尚書、金部郎，隨儀同大將軍、昌城縣令，以儒學知名”，出身南方士人家族，世習儒術。貞觀七年，陰弘道被征為太常博士，參與制定大唐新禮，透露了南方傳統在唐初禮樂製作中的影響。

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財政篇》中，陳寅恪先生認為唐前期江南租米折布交納的改革，系承自南朝遺製，進而指出“至唐代社會經濟之發展漸超越北朝舊日之限度，而達到南朝當時之歷程時，則其國家財政制度亦不能不隨之以演進。唐代之新財政制度，初視之似為當時政府一二人所特創，實則本為南朝之舊製”，初涉南朝化的議題。唐長孺先生晚年《魏晉南朝隋唐史三論》在此基礎上，從土地制度、賦役、兵製乃至文化風習諸方面詳密地闡釋發揮，指出“唐代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諸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這些變化，或者說這些變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東晉南朝的繼承”，系統論證了“南朝化”學說。幾乎與此同時，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後論”中鳥瞰南北朝不同的發展道路，扼要地指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閻步克教授在實證層面對此又做了較多補充。此說在網上討論中最初被戲稱為“北朝出口”（這一名稱當源於《波峰與波谷》最後一章的標題《從北朝到隋唐：帝國複興與歷史出口》），後被正式命名為“北朝主流論”，形成了稍顯對立的兩種看法。

近十餘年來，學者多有從理論與實證層面對兩說進一步加以闡發者，不過閻步克、牟發松等學者皆認為，兩說因為觀察的時段與重心各有不同，可以並存互補，“南朝化”著眼於唐以後的變化，主要是從經濟與文化方面加以論證，而“北朝主流論”觀察南北朝從分治到一統的歷史過程，關注於政治與制度。李治安教授則將兩說歸納為南北方兩條不同的發展線索。於是，本來就沒有什麽火藥味的爭論，大有偃旗息鼓之勢。

若要對兩說的異同稍作評騭，大約有兩點似可抉出做進一步討論。在既往的爭論中，引發較多爭議的是唐長孺先生的一段評述“因而北方社會在恢復生產，鞏固政權，確立秩序的進程中，插入了一段並非必然的過程，出現了一些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制度形式”（《魏晉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95頁）。不少論者曾舉其中“插入了一段並非必然的過程”一語，視之為唐先生對北朝歷史影響的總括性評價，但回到書中上下文，唐先生評價的對象是均田製與府兵製，而非北朝整體。根據唐先生的看法，與南朝大土地所有製持續發展，大量自耕農破產，成為依附性的佃農不同，北方長期的戰亂為北魏推行均田製奠定了基礎，而均田製又保證了大量自耕農的存在，阻礙了封建社會的發展。因此，他“非必然的過程”的斷語，不但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需在他所持的“魏晉封建論”框架中加以理解。田余慶與閻步克兩位先生對南北朝發展大勢的觀察，主要是從皇權政治、官僚制度及國家形態等方面入手，較為明晰，也不涉及時代分期的關懷，而唐先生“南朝化”之說某種意義上是他系統闡發“魏晉封建論”中的一環，似當放在更複雜的理論背景下加以理解。

其次，隋唐兩代重建一統後，匯流南北，兼有損益，本屬自然，因此隋唐制度兼采南北已為學者公認。不過既往學者多承襲陳寅恪先生研究的脈絡，注意辨別制度源流的主次，對各種制度的“輕重”似措意不多。國家體制所涵括的禮儀、職官、法律、財政、兵製等方面，哪些較具“彈性”，為治國之緣飾，大可以“拿來主義”，哪些是“剛性”的，系立國之根本，無法假借。如高歡所謂“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南朝在禮樂、文學上稍勝北方，為當時公認，但這些似乎是相對次要的、緣飾性的。辨識制度的“輕重”，或有助於進一步探究南與北，何為主流。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注意到，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家，唐長孺先生討論南朝化，關注重心在於土地、賦役等制度，及依附這一經濟基礎產生的軍事制度，如府兵製。從這點而言，唐先生與田先生的觀察，不但聚焦點有落差，背後的理論關懷也不一樣。目前，關於南朝化的諸面向中，最無爭議的似乎是文學，這點在唐先生的框架中恰恰是相對不重要的部分。

分合之勢，“必”恐難言

當我們縮小觀察的尺度，所謂歷史的大勢則遠沒有那麽明晰。公元589年，隋軍臨江，陳後主仍自信地宣稱：“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於是奏伎縱酒，作詩不輟，後人多將此視為亡國之君的昏聵，唐人杜牧譏之雲“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但對已習慣了南北之分的當時人而言，這種自信未必那麽可笑，現代史家當然可以冷靜地分析，是時南北方實力對比已漸漸失衡，四川與後梁先後被納入北朝版圖，周武帝滅北齊後，旋即擊敗陳將吳明徹，複取淮南，陳已被壓縮在江南一隅。但陳朝開國之初的局面，豈不是更為險惡，北齊軍隊甚至一度攻至建康城下。

而隋的勃興，則更像是一個意外，此前鏟除權臣宇文護，一舉攻滅北齊、統一北方的周武帝確實看上去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英年早逝之後，繼位的宣帝為政暴虐，舉措乖張，無故誅殺屢建功勳的齊王宇文憲。身為外戚的楊堅不但毫無權力，更因宣帝的猜忌，有朝不保夕之憂，若非宣帝暴卒，不要說登上皇位，能保住性命便算不錯了。孰料宣帝很快一命嗚呼，形勢逆轉，楊堅以後父之尊，連結鄭譯，矯詔輔政，進而受禪稱帝，奪得大位，此便是清人趙翼所雲：“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楊堅稱帝之前，並無事跡可稱，執政之初，周之舊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共同舉兵反抗，一時聲勢浩大，震動全國，賴宿將韋孝寬之力，方得平定，亦不無運氣的成分。身為關隴貴戚子弟，又缺乏政治基礎，僅因權變而僥幸獲取帝位的楊堅所締造的新朝，恐怕與西晉更有幾分相似。在南北朝各政權勃興忽亡的常態下，隋建國之初，時人恐怕未能逆料其能造就統一之宏業（楊堅奪位先後的舉措，可參讀韓昇《隋文帝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這些或許都可以成為陳後主輕忽的理由。

最終建康“王氣”黯然，隋平陳後，天下歸於一統，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軍事上的統一是相對容易完成的。我們先來做一個反事實推理，假如淝水之戰，如苻堅所願，前秦取得勝利，滅亡東晉，混同宇內，就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王朝嗎？對十六國史稍有了解的人，給出的答案大概都是否定的。事實上，隋平陳之後，貿然在南方推行北方的社會管理制度，也曾引起激烈的反抗（參讀韓昇《南方複起與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轉變》，《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二期）。因此，軍事征服之後，如何將分治已久的南北重新聯結起來，整合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反倒是更為艱巨而長期的任務，而唐先生的“南朝化”之論，也可以置於此脈絡中加以理解。

在這方面，大運河的修築，不但溝通了南北，更深刻影響了之後一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格局。在鐵路出現之前，沿著運河興起的城市，借助交通的便利，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商業都會。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中對此有一段著名的評論，“我國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時的客觀形勢，和第一次大一統時有些不同。當第一次大一統的時候，全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重心全在北方，問題比較簡單。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時候，軍事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經濟重心卻已遷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同一時間，便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把這已經南移的經濟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連系起來，以便這個偉大的政治機構能夠運用靈活，盡量發揮它的作用。能夠滿足這種需要的交通線，是那溝通南北的運河”，指出大運河在整合南北、造就與秦漢有別的新的大一統局面中的巨大作用，而這種政治重心在北、經濟在南的格局依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當下。

修築大運河的是隋煬帝，作為亡國之君，煬帝在歷史上的形象自然不那麽好，在李世民的刻意擠兌下，尤顯糟糕。不過與大多數亡國之君的昏聵不同，連唐初君臣也不否認煬帝的才華與能力，隋的短促而亡，某種程度上要歸咎煬帝因自負其才而過度自信。如修築運河一事，雖澤被後世，因濫用民力，素來也被視為隋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直到現在，我們都不太清楚煬帝修築運河的目的。方便遊幸之說自然有後人附會的成分，而後世所重的轉輸南方物資的實際功用，在當時尚不明顯。唐初歲運不過一二十萬石，運河真正成為國家命脈所系，要到武周之後。也有學者推測是為征伐高句麗做準備，《隋書·閻毗傳》曾提及“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這仍只是其中一段的功用。不管如何，這是一項超越時代需求的超級工程，如果不是煬帝，換作他人，稍具謹慎，未必會貿然興役。

雄才大略距離好大喜功，往往只差一步。以濫用民力、喜歡興造巨大的工程這些方面而言，煬帝與秦始皇倒有幾分類似，秦始皇剛去世，陳涉便揭竿而起，煬帝則沒那麽好的運氣，他的四面出擊，最終導致國破家亡，客死江都，也定格了歷史上兩人不同的形象與評價。隋的亡與興一樣，暴起暴落，讓人難以捉摸。近年隋煬帝墓在揚州被發現後（參見《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2014年第七期），曾借機舉辦過學術會議，會議論文集題為《流星王朝的遺輝》。前些日子，遇見南京博物院的左駿兄，提及正在策劃一個隋代的大展，他已為這一展覽起了個一語雙關的名字“大業”，而大業與流星，恰好映照出了隋王朝的現實與期許、光亮與陰暗。作為站在中國歷史三岔口上的王朝，隋不難被賦予承前啟後的地位，歷史上的分合興亡，雖已屬事實，但要在其中加上一個“必”字，恐怕很難。隋勃興忽亡的三十餘年間，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作用其中，正像人的命運是難以預料的，一個王朝的命運同樣是難以預料的。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