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人博的語境中，感受“業餘者說”的快樂

　　在知識分子意義上，“業餘者”是個地地道道的讀書人，除了忠於自己因讀書而獲得的智識之外，任何立場都與他無關。“業餘者”宗旨——自己就是自己，沒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姚崢華

　　一部電影裡，一輛小汽車多次出現，車牌號也不斷被特寫。

　　觀眾以及影評家們紛紛解讀，它象徵什麽，隱喻什麽。無奈下，電影導演出來解釋，因時間倉促，只好把自己的車拿出來拍攝。

　　圖/圖蟲創意

　　這個場景，多少讓我們聯想到“望文生義”或“牽強附會”這些詞語，因為事實只有一個——鏡頭中多次出現的只是導演本人一部車子而已。

　　在著作《業餘者說》裡，王人博老師說：

　　在我們日常的閱讀經驗裡，對文本意圖的追尋仍是我們閱讀時的徒勞努力，也是我們評價一種理解是否恰當的一種難以丟棄的標準。無論如何理解和把握“理解”的概念，“理解”都只能在語境裡被理解。而文本意圖之所以不能成為理解的對象，是因為文本作者的主體語境之於讀者而言，往往是不可全知的。

　　語境，這裡成了一個關鍵詞。就像導演的那部車子，不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在王人博的新書裡，扮演著著角色，承擔著被“理解”的任務。

　　▲王人博 著：《業餘者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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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法學教授，王人博除了在中國政法大學授課外，一直喜歡閱讀和思考。在他的理解語境中，一個教書人如果自己不讀書，心裡也會多少有些不踏實。由於閱讀思考的範圍總是大於講授的課程，所以也就把閱讀和思考的東西不自覺地塞進了課堂。他自我解嘲，這種授課方式從負面講，是超出課程的離題；從正面說，也可叫拓寬視野。

　　可學科的厚牆有時分明安放不下思維的自由，專業規範與閑散閱讀也在某種交集中存在衝突。因此，愛德華·薩義德的格言“要維持知識分子相對獨立，就態度而言，業餘者比專業人士更好”，讓王人博多了某種偏愛，他以此作為信條：在知識分子意義上，“業餘者”是個地地道道的讀書人，除了忠於自己因讀書而獲得的智識之外，任何立場都與他無關。

　　“業餘者”宗旨——自己就是自己，沒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於是乎，任何超出自己專業之外的書寫都是業餘。專家與業餘者的區別，除了高下，還在於進入問題的方式：前者重視技術規範和理性，後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業餘者缺少的是學科規訓，而擁有的是真誠。

　　▲愛德華·薩義德（圖/網絡）

　　因了“業餘者”的姿態及語境，與之前王人博在“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牌）所出版的專業性著作《法的中國性》《中國的近代性》《法治論》《權利論》不同，《業餘者說》裡每一篇文章，都呈現及表達出來一種樸素的真誠，令人感動。

　　“新民說”名稱或許取自於梁啟超的《新民說》。《新民說》是梁啟超的重要文字，他想通過頌揚與批判，借用東方主義的藥來治愈東方主義，去“東方主義”訴求。但本身也有梁公的局限，他把中國的過錯更多地歸結於中國歷史上對自己正確東西的背離，而不是根上的壞死。即便如此，“新民說”還是凸顯了其自身的意義，這些年，出版了大量好書，王人博便是其中一位資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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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語境上。我們知道，有時語境是一種避免深入細致論證的托詞。比如對某個事物的認知無法趨同，我們會說，要回到當時的語境來理解。可這個當時語境又是哪個語境呢？當時又是何時呢？

　　王人博說，語境尤如文本的一種光，它存在於文本的周圍，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便是對光的捕捉，並根據光的照射去把握文本的意義。

　　舉個例子來說，近代以來“自由”一詞能在漢語世界成為一個流傳廣遠的關鍵語詞，與嚴複分不開，得於他對約翰·密爾《論自由》一書的閱讀和翻譯。當時他將書名譯為《群己權界論》，並沒有出現自由這個詞匯。

　　在王人博看來，嚴複的翻譯，不僅對文本作者的情景語境進行了翻譯者的再語境化，而且對文本的真理性內容也實現了語境的重置。也就是說，譯者嚴複感興趣的，未必就是作者約翰·密爾的文本意圖。而作為一個中國翻譯家，嚴複的工作是將隱匿在文本中的原理進行改編，以滿足自己及自己國家的需求。嚴複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國家需要什麽，正如密爾知道他的國家需要什麽。

　　▲嚴複（圖/圖蟲創意）

　　可語境又面臨著多層面的考量，這裡邊有中國對西方習得的概念、語匯經過不斷的語境化最終變成漢語文化新主人的“語境對撞”，按王人博的話說，是中國的“被撞擊”，因為近世以來，中國與西方在法政領域主要是中國向西方學習，呈現一種單向度的特徵。所以，“自由”透過本源語和譯體語之間的時空距離穿行，接受漢語的甄別、篩選、增減甚至重新改編，被賦予了新的面孔，成了“群己權界論”，文本語境變了，意義也就被改寫了。

　　從這個層面上講，嚴複譯的《群己權界論》，未必就是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我們讀到的是嚴複理解中的自己的語境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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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語境”意識使人注意到相關問題的背景、緣由和意義脈絡，從而產生一種內在立場。我們讀《業餘者說》，也是進入到王人博的語境中，跟隨著他去理解他眼中的人或是事。

　　比如，對魯迅，王人博有著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情。他走進魯迅本人，帶著自身所有的主觀因素去感知、觸摸，進入具體語境的歷史現場。除了研究魯迅的專業性文本外，還閱讀傳記、書信、日記、年譜等諸如此類的相關文本，對其情感世界、性格特點進行了廓清，使之有了某種復活的生機。

　　所以，在王人博理解語境中，魯迅是一個不平常的常人，常人有的喜怒哀樂他都有。他自身是一個不透明性的矛盾體，他的難以理解在於他內心世界的複雜程度。魯迅一生說過很多話，寫過很多字，你不知道哪句話哪些字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現身。即便把他的所有文字和言說疊加一起，無法為一個真實可靠的魯迅面相和心像構圖。

　　▲魯迅故裡紹興市的魯迅雕塑像（圖/圖蟲創意）

　　因了魯迅，他閱讀的好奇甚至延伸到日本魯迅研究專家竹內好，認為竹內好和魯迅一樣，都是堅信思想不可言說的思想者，都沒有構造的體系，都有意無意地拒絕思想的體系化。“竹內好的方法是把魯迅，連帶中國都納入他自己的一種主觀性的框架內展開對日本的思考。溝口雄三也提及魯迅，但他並未把魯迅作為一種思想的參照來理解中國。”

　　在《業餘者說》五部分的構成中，王人博用五分之一篇幅十一小節的份量對魯迅進行了闡述。原因無他，“個體的生命越是自覺就會越孤單，就越預期一個思想的同道與自己抱團取暖。”所以，“他（魯迅）對我來說，既是藥又像是毒，好了許多的心情總伴著毒癮，扔不掉也放不下，只有不停地吸食。”

　　在這一點上，我不禁聯想到另一位學者型作家林賢治老師。他對魯迅的解讀是另一種方式，在評注《魯迅全集》中，他曾評論：“在魯迅全集的文字背後，自有為他所掩藏的‘無詞的言語’在，誰可以讀懂這偉大的沉默？”對魯迅的愛，林賢治與王人博同樣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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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人博看來，歷史現場對於文本而言就是情景語境。而所謂的同情理解，就是回到具體語境。

　　在文章《攝影機的罪惡》中，王人博曾經討論了《意志的勝利》這部德國納粹電影，並對導演裡芬斯塔爾頗有微詞。而今在《業餘者說》中，他深切地自我反省，認為當時剛讀完本雅明的傳記文字，文章帶著某種情緒，傳染到對電影導演裡芬斯塔爾的評論上。“對一個身在歷史之外的觀看者來說，其表達缺少了基本的書寫禮節，和應有的平和態度，這是不應該的。”這當然關涉文藝及政治的關係。他一直在舉各種例子，無非是想說明，回到歷史現場對於觀察者和研究者來說是多麽重要。

　　語境是一種實在，而不是實體。它不是預先存在那裡的，而是由文本的主體隨時間、太空、場景的轉換不斷地建構出來的，也就是我們遭遇文本時通過思維認識到的東西。

　　王人博提及影片《烈日灼心》，這部片子是根據作家須一瓜《太陽黑子》改編的。須一瓜前段時間剛在深圳書博會上推出她的另一部作品《雙眼台風》。《烈日灼心》裡邊有一段法律台詞讓王人博大加讚賞，內容如下：

　　“我認為法律是人類發明過的最好的東西，你知道什麽是人嗎？在我眼裡，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也有你想象不到的惡。法律特別可愛：它不管你好到哪兒，就限制你不能惡到沒邊兒。法律更像人的低保，是一種強製性的修養。”

　　這個台詞被置放於動態性的語境中，與整個文本建立了聯繫，產生了“言外語境”的作用。一向嚴謹著稱的王人博說，這幾句話勝過一篇專業法學論文。

　　我們對其意義的獲取就是語境動態地連續生成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是一種強製性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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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魯迅，電影，音樂，話語權力，中國的“東方主義”，到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學術的想象力，全球化的現代國家法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甚至到法學研究的江湖視角，中國性與本土資源……《業餘者說》全書中，處處充溢著王人博的個人語境：

　　如今中國知識分子非但沒有‘自我邊緣化’，反倒往中心擠。

　　當下的中國，最好是把知識分子和讀書人這兩個詞分開。

　　目前中國正面臨一個不借助西方語詞便無法表達，但借助西方語詞又不能準確表達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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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博（圖/圖蟲創意）

　　我們通過閱讀，在與他的“語境對撞”中，通過對同一文化概念或同一文化理念的確認、自我界定、區分他者，構建起某種文化想象的同一性，從而產生了與他相同的文化認同。

　　從這個層面上講，作為一名不務正業的“閑逛者”，王人博的涉獵和思考，體現的正是難能可貴的“業餘”的價值。也正因此，同為業餘者的我們，業餘讀之，更能感受到“業餘”的純粹的快樂。

　　很多人眼裡，王人博是中國法學家中少有的深具人文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學者。我想，這個評價在《業餘者說》裡有很適當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