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古迪：晚唐到宋代堪稱中國的文藝複興

謝和耐的《中國社會史》顯示，中國毫無疑問存在一場文藝複興。他在此書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時代、之後漢代末年的“知識複興”、唐代“黃金時代”中佛教的“大發展”及其衰落、大約公元845 年滅佛運動之後的中國“文藝複興”、之後的“古文運動”，以及公元1000 年宋代的“複古”。謝和耐宣稱，在這種環境下，他採用了“‘文藝複興’這個術語，但也必須承認這種做法會招來批評，儘管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類似‘文藝複興’的存在——對古典傳統的回歸，知識的傳播，科學技術的發展高峰（印刷術、火藥、航海技術的發展、帶擒縱器的鍾表等等），一種新的哲學和新世界觀的出現”。他承認，和西方的文藝複興類似，中國文藝複興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但這種對歐洲的參照也提醒我們看到“在其發展路徑中，將它們聯結在一起的文明歷史總體上的平行發展和長時段的密切關係”。這一論斷也精確表達了我希望得出的結論；除此以外，我還認為這種平行發展的原因部分在於通訊交流的機制，而雙方的密切關係則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今天的世界使這二者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中國時常發生對過去的回顧，通常是回顧公元前6 至前5 世紀孔子的作品（前551—前479）。與伊斯蘭教（或猶太教、基督教）不同，這種回顧與霸權性、一神論的宗教並無牽連——這種宗教會在興起時清掃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這種狀況需要在以後被修正，某些異教的、受古典啟發的文化複興才能成為可能。在印度，這一複興的進程涉及一種更多元化、較少霸權形式的超自然主義。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儘管某些情況下多神信仰經歷了繁榮，並且在843—845 年受到壓製之前，佛教也在繁盛發展；但在中國，儒家思想意味著對一種世俗的、關注個人與社會行為的學說的回顧。的確，在所謂的宋代（有些人還會把晚唐時期包括在內）“文藝複興”當中，有一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傾向於排除來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響，以複興起源於中國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並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發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依據埃爾文的說法，中世紀時的中國——他意指10 到14 世紀，晚唐到宋代——經歷了一場廣泛的“革命”。李約瑟也提到11 和12 世紀自然科學的“黃金時期”。技術上說，中國的農業得以轉型：在北方，改進了的磨粉機促使小米向小麥轉變；在南方，水田種稻技術也有了更加嫻熟。新方法的傳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進，特別是新的種子、複種製、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過戽水車這樣的手段）、對土地更仔細的預備以及市場的開拓。在水路運輸方面也發生了一場廣泛的革命，不論是通過內陸的路線和河流，還是在海上從中國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國船隻已經變得非常複雜，用鐵釘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艙、軸舵和指南針。運河將內陸的河流聯結起來，11 世紀雙向船閘的發明緩解了難以通行的節點的通航問題。與技術的進步一起，商業活動也變得更加複雜，許多種類的合夥組織利用水運系統謀利。同時，路線也得到了改進，甚至開拓了新的路線。貿易增長，而貿易所部分依賴的貨幣的供應量也在增長。在11世紀，紙幣最早出現，但大量使用紙幣導致12 世紀早期和13 世紀時的通貨膨脹。其結果是紙幣被廢除。不過，商業信用依然以紙鈔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國向商業活動的開放，特別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與印度洋之間的商業往來，意味著10 到13 世紀中國在所有方面的繁榮。

埃爾文提出，一場更深刻的商業革命發生在市場結構和城市化方面。商業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現在，提供日常商品的遠距離市場發展起來。對農民來說，這意味著交換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樣也包括紙張和絲織品。不管是內部貿易，還是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的國際商貿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商業活動作為一個整體，變得更加複雜，城鎮發展起來，但埃爾文卻認為這些中心的歷史作用與歐洲的市鎮很不相同（這意味著，在他看來中國的城鎮並不預示資本主義的出現，只有歐洲的市鎮才有這樣的功能）。

從10 世紀起，中國很明顯經歷了科學革命，其技術也“發展到了系統實驗調查自然的基礎的水準”，在鍛鐵和絲織方面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機械化工業”；在13 世紀，這些技術被麻織品行業廣泛採用，以運河水為動力，這可能影響了歐洲的盧卡、博洛尼亞，並一直影響到英格蘭搖紗機器的創造。進步也發生在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知識領域。這些進步的基礎同樣是基於發明於7 世紀、在11 世紀時被廣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藝。11 世紀時甚至發明了活字印刷，儘管它從未得到大規模使用。埃爾文寫到由政府驅動的“一場學術的複興”。 宋代編輯並印製了許多文獻，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將“全國的知識水準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中國在印刷術上的經歷相當緩慢。構成佛教著作和圖畫主要部分的許多檔案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裡的儲藏室中。這些儲藏室大約在1000 年時被關閉，直到1907 年才被發現，其中包含歷書、辭典、一部篇幅較短的大眾百科全書、教育性文獻、寫作示範以及歷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這些文獻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們採用這種新方法的過程十分緩慢，但從932 年起，《九經》即由省級政府印製，之後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經卷也開始印製，儘管佛教當時還面臨管制措施。

文藝複興時期，西方最終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這種技術第一次在中國使用則要追溯至約1040 年。不過，中國在活字印刷時並沒有涉及印刷機，而沒有印刷機，活字印刷很難在19 世紀歐洲機械印刷到來之前成為對雕版印刷的補充。直到那時，製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價。這種技術並未促生活躍的書籍貿易，以達成廣泛的知識擴散。之前學術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廟宇和首都的國立學校。但從11 世紀起，公立和私立學校與圖書館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是建立於978 年的皇宮圖書館，後來收藏了八萬卷圖書。這是一個收集文獻、大型百科全書和編制複雜書目的時代。這個時代同樣以自然科學領域出版的圖書數量而知名。從12 世紀後半葉起，中國東南部的私人出版繁榮起來，從而在醫學、地理、數學和天文學領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數學領域，有代數的發展和使用數字“零”的證據。此外，1090 年，在開封建造了由擒縱機構棘輪驅動的天文機械，這種裝置提供緩慢但規律的動力，由此產生了當時最精確的計時裝置。

宋代同樣見證了古典興趣的覺醒和考古學的成長，這些進程早在之前的8 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啟。這反過來導致了複製和造假的活動。據說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一場批判性反思的運動，特別是對不同版本歷史的比較——這是文字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這場運動形成了一場“歷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歷史百科全書編纂的基礎。司馬光的作品是特別重要的（比如《資治通鑒》），它以窮盡來源地搜尋和對文獻採用批評性的方法為標誌。

同時，宋代作者們也形成了一套關注人與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徵的哲學體系，這套體系與佛教思想顯然是敵對的，雖然在回歸被認為是真正的儒家傳統的過程中，它也採用了佛教的某些問題和教育方法。從這一方面，這種新學術，就像我們已看到的，與一種跳過之前時代的宗教限制回歸包括古典文獻在內的古代資源的努力聯繫在一起，這一目標與後來歐洲的“人文主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事實上，這個時代被描述為一個“樂觀主義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處與社會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並有著對知識進行系統化，並尋求替代佛教意識形態的“良善生活”模式這些願望的時代。這一任務涉及對過去的回歸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後者——與西方的亞裡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對中國思想產生了穩定作用。

總結來說，與歐亞大陸上那條大型商道另一端的意大利城市呈現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歐洲相對的“落後”狀況相比，中國在11 到13 世紀見證了“一場令人讚歎的經濟和知識的高潮”。在一段時間內，通過陸路和海路的貿易避免了曾使伊斯蘭世界遭受重大損失、卻也建立或恢復了亞洲東西部之間聯繫的蒙古人的入侵，儘管這種聯繫又因中亞的蒙古帝國從14 世紀中期開始的分裂而受到損害。在1500 年之後，西方通過對東方的探索，特別是通過航海，而重新出現；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和其他一些人則在之前長期通過印度洋和中國海進行貿易。

在更重要的市鎮中，政府推廣教育，其內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時也教授實踐課程。醫學有自己獨立的培訓體系，和中東一樣（歐洲最終也變成了這樣），醫學教學受最高醫學辦公室的監管。這個機構建立了一所學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醫學、針灸、按摩和驅邪術四個領域提供指導。在629年，唐朝皇帝就已經在每一個州建立了醫學院，在11 世紀時藥物學著作被集中印刷；先進且內容廣泛的藥典也得以出版。醫學訓練需要七年的學習，知識程度將以考試的形式檢驗。這種訓練的一部分涉及對倫理概念的學習，它與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樣，中國醫學並沒有產生多少手術技術，因為人們認為身體應當以神或祖先所賜予時的樣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裡。結果是，在這個領域很少有人進行調查研究，但解剖還是從1045 年發展起來。在這些醫學工作中，道家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與驅邪術相關的部分；但佛教僧侶則很少參與其中，除了照看窮人和病患者的照看，——這項活動在對佛教的迫害運動之後，在9、10 世紀時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醫學”外，還存在“儒家醫生”，即在唐朝更顯重要的世俗醫生。

私人印刷變得繁榮起來，其中不只有佛教經卷，也包括農業和數學的文獻，因此中國成了“世界上最會算數和識字率最高的國家”。 在寫到10 至14 世紀的“科學與技術革命”時，埃爾文提到“這場學術的複興”。它發生在“之前幾個取得了科學與技術進步的世紀”之後，其中包括從8 世紀時開始的雕版印刷的進步，它作為這場複興的基礎，保證了科學文獻的廣泛流傳。但“主要的驅動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學，它被“評定”有潛在危險）。另外宋代政府編輯和印製了標準教材，不只是在數學和農業方面，也在醫學和戰爭方面，同時還包括儒家文獻、歷代史、法令和哲學著作。政府還讚助了一些新的出版物。換句話說，和愛森斯坦對意大利文藝複興的評述一樣，埃爾文也認為印刷術（雕版印刷）從大約10 世紀起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在麥克德莫特關於中國書籍的著作中，他認為宋朝印刷書籍的作用被誇大了；但無論如何，印刷術傳播舊知識和促進新知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國早於古騰堡幾個世紀就已經有了這種能力。

在藝術領域的成就並非更不重要，它構成了“所有後來朝代的基礎”。在宋代，“繪畫藝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皇帝們自己也會作畫，繪畫成了一種雅致的藝術。這一時期繪畫藝術的偉大實踐者是屬於貴族階層的李檉（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畫家的作品為基礎，成了宋代風景畫風格的創立者，他繪製的優雅的世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細、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審美的寬度體現在李檉和另一位偉大畫家范寬（955—1025）之間的突出對比上，後者是一位“山人”，他創作了現存最偉大的風景畫之一：《溪山行旅圖》。

徽宗皇帝曾組建了一所皇家繪畫學院，徽宗自己除了繪畫以外，也從事詩歌和篆刻藝術的實踐。在這所學院，畫家們在非常優越的環境中工作，描繪他們身邊的飛鳥與花草。徽宗同時也是與過去歷史緊密相關的古文物領域的專家，他的這一興趣使得製陶工匠們開始以三千年前製造的青銅器的形式複製這些物件。大約在1110 年，手稿和石頭、青銅與玉上的銘文在宋朝得以編輯，而這使得人們能夠通過這些檔案窺見古代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畫家帶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繪畫學院中強調了三個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對自然仔細、直接的探尋——這是在當時最偉大的藝術家郭熙的作品中所體現出的表現自然的傳統。徽宗還堅持系統研究古典繪畫傳統；他為政府的收藏品所編纂的目錄是“確立藝術經典過程中的一份主要檔案”。第三個要求是對“一個詩意想法” 的達成，徽宗自己的畫作就達到了“一種古典的，根植於過去、現實觀察和詩意理想的美”。

宋代的政治進程同樣分為兩部分： 北宋（960—1126） 和南宋（1127—1279）。在藝術成就方面，莫特對前者大加讚揚：

北宋被譽為一個擁有完美的詩歌、純文學和歷史性散文作品、華麗的繪畫與篆刻、無與倫比的瓷器和被中國人看作是次等藝術的藝術完全發展的時代。學者–官員精英們……是詩歌和其他文學以及繪畫、篆刻的創造和生產者，他們還讚助了製造……瓷器和所有他們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藝人……在人文學科的某些領域，宋代見證了相當系統化的學術的開端，這種學術在它的方法和目標上相當地現代。在這個時代，對百科全書中知識的廣泛領域進行系統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項典型性的事業。對過去的研究見證了歷史研究、語言學、對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對古代青銅器或石頭上銘文的收集和研究的進展，以及考古學的開端。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進展遠超過歐洲文藝複興時的“珍奇室”階段，後者在歐洲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宋代精英們專注於與鑒定、語源學、年代測定和釋義相關的知識研究……從那個產生了藝術家、作家和人文主義者的同一個學者– 官員精英群體中，還出現了鑽研數學、科學、醫學和技術的人物，他們使得宋代在這些領域的成就也達到了高峰。

（本文摘編自《文藝複興：一個還是多個？》，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