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與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辦，北京市文物局與西藏自治區文物局協辦，首都博物館與西藏博物館承辦。展覽於2018年2月27日至7月22日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分為「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韻」及「和同一家」四個單元。在邊疆民族考古、喜馬拉雅藝術等西藏相關研究領域逐漸受到重視的今天，如何對西藏文明進行更加巨集觀而深入的闡釋，是具有挑戰性的議題。
框架與結構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地理提供了歷史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場景——這句話彷彿專門解釋了西藏文明的起源。由於自然環境所限，青藏高原遠離各大文明中心，看似是相對獨立的地理文化單元，實際上，西藏歷史文化的發展始終與周邊文明密切相關。因此，理解在嚴酷自然環境中形成的文化特質，以及西藏文化的歷史源流，是研究西藏文明的必由之路。顯然，展覽的四個單元以近乎完美的方式契合了這一議題，將西藏歷史文化的詮釋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展覽第一單元「文明溯源」分為高原先民、部落聯盟兩部分，闡述蘇毗、雅礱和象雄等部落或政權在吐蕃建立之前的史實，論證西藏早期文化具有多元一體的形態。本單元文物主要來自洛扎廳村墓葬、昌都卡若遺址和拉薩曲貢遺址，包括著名的卡若遺址雙體陶罐，經過系統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文物不僅呈現完整序列，而且能夠顯現與中原、南亞諸文化的關係。西藏西部是相對獨立的地理文化區域，近年來逐步開展考古發掘，本單元展出了阿里曲踏墓地的黃金面具和天珠，兩件三世紀的精美文物，是了解象雄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本單元以雅魯藏布江河谷和阿里兩個區域為中心，搭建起西藏文化之源的時空構架。
雙體陶罐 新石器時代晚期 西藏昌都卡若遺址出土 西藏博物館藏
展覽第二單元「高原天路」分為高原絲路、茶馬互市兩部分。青藏高原由歐亞板塊和印度板塊合力作用而成，無數源於此的名山大川向四方延伸，提供了與周邊文化交流的通道。西藏歷史上曾有唐蕃古道和茶馬古道兩大文化線路與中原相連接，分別通向西北的甘肅和陝西，以及西南的四川和雲南，代表了西藏和中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交流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物質生活形態。「高原天路」雖然壯觀，但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文化經濟交流規模相對有限，因此，與上述歷史直接相關的文物並不多見，本單元展出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漢晉時代的絲綢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代表，體現西藏西部與西域、中原的交流，以及象雄物質文明的高級形態。
第三單元「雪域佛韻」分為吐蕃王朝與佛教初傳、吐蕃分治與佛教復興、藏傳佛教的發展三部分。松贊乾布統一藏地的同時，從印度引入佛教，此後，佛教始終伴隨著西藏歷史的發展。歷經興衰之後的佛教，逐步吸收本教等西藏傳統文化，又與世俗政治深度結合，最終形成藏傳佛教。在西藏，佛教既是信仰，也是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內核，於是，寺院和僧侶成為西藏文明延續的載體，藏族社會各領域的主要成果都與佛教密不可分，形成「五明學」與「小五明學」，類似古代西歐的「七藝」。本單元文物以各類造像、唐卡和器物為主，尤其是來自寧瑪派六大寺廟之一敏珠林寺的一組明代銅鎏金造像——毗瓦巴像、扎瑪日巴像、阿瓦都帝巴像和扎巴堅贊像，不但體量較大，而且人物形象反映出鮮明的種族和神態特徵，與印象中程式化的西藏造像有很大差別：生動的面部刻畫，在展廳的光影掩映之中，宛如卡拉瓦喬油畫中誇張的人物表情，此情此景令人驚嘆！
黃金面具 3世紀 西藏劄達曲踏墓地出土 西藏自治區劄達縣文物局藏
「和同一家」單元分為唐蕃和親、薩迦帝師、多封眾建、興黃安蒙四部分。以反映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親的唐卡為開端，輔以石景山出土的唐代幽州吐蕃後裔論博言墓志銘，為漢藏雙向交流追根溯源。元代西藏以夏魯萬戶和夏魯寺為重要的政教統治中心，藏傳佛教至此開始傳入宮廷和中原。明代冊封西藏「三大法王」與「五大教王」，通過對僧俗領袖「多封眾建」以保障雙方的政治利益。清代對西藏的統治，實際上源於西藏高僧和蒙古、滿族等北方少數民族上層人物久已有之的特殊關係，並因襲前朝政策，一邊利用藏傳佛教籠絡蒙古各部，一邊確立以皇權為核心的新的政教體系，藏傳佛教最終形成四大活佛的格局，並在內地擁有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傳播據點。元、明、清中央政府頒發給西藏的聖旨和璽印，賞賜的法器和藝術品，構成了本單元的主要內容，政治聯繫促進了漢藏文化的交融，最終成就融合滿漢蒙藏的藏傳佛教藝術新風尚，展覽以布達拉宮藏瓷器和熱河外八廟藏造像等文物作為結尾。
回顧每件珍貴的文物，策展人的情懷和格局隱現其間，正如展覽結束語所言：「世上本無路，天路，是每個熱愛西藏的人走出來的，也包括駐足在此的你和我。」——遠古時代，來自中國北方的人群構成了西藏先民的主體，而今，西藏歷史文化又成為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無論中國或域外，無論西藏或漢地，所謂「各美其美，天下大同」。數千年來，西藏文明史與漢藏交流史如同波瀾壯闊的長河，不斷融匯、奔流，始終保持著源流交錯、異彩紛呈的盛況。
邏輯與敘事
對於西藏歷史的闡釋，應當重點關注兩個問題：西藏地方歷史序列和中央與西藏的政治關係，與此相關的細節表達是展覽成功的關鍵因素。與許多其他博物館常見的線性史觀式地方歷史陳列不同，由於西藏歷史的特殊性，難以搭建起以朝代為線索的展覽脈絡，即便擁有足夠多的歷史文物，觀眾也難以在短時期內建立起對西藏歷史的大致了解。因此，對西藏文明特質的表現便成為展覽的主脈，力圖在有限太空內全面展示文明的源流與變遷，使觀眾建立起對邊疆民族歷史文化的全新認知。實際上，展覽應當成為反思線性史觀的重要手段，而多樣化的展示方法也是對於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對於元代以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間政治關係的闡釋，很容易限於書本式的轉述和說教，難以激發觀眾的參觀興趣，或者因為缺少生動歷史細節而難以為觀眾提供新的知識。在展覽當中，與此相關的每一件文書或印章，均與具體人物和事件發生聯繫，每一件藝術珍品均能反映漢藏交流的文化背景，從巨集觀和微觀視角詳細闡述中央與西藏的政治關係：以僧侶和貴族為中心的網路是西藏社會的基本形態，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也經由這一網路實現，雖然不同教派和家族的勢力此消彼長，但西藏與中央的政治聯繫卻相對穩定。
銅鎏金松贊乾布像 清 羅布林卡管理處藏
藏民族擁有悠久歷史，形成了關於本民族歷史的獨特敘事，尤其是藏族接受佛教之後，雖然習慣於通過宗教視角來記錄史實，但此類文獻仍是解讀西藏歷史的關鍵所在。相應的，大量宗教類文物實際上也成為記錄藏族歷史的物質載體，其中，唐卡是重要的類別，所以，展覽關於不同歷史時代的展示，除了運用當時的文物之外，也陳列了反映相關歷史故事的唐卡，例如《藏族起源傳說》《布畫祖孫三代法王像》《布畫祿東贊請婚圖》《布畫金城公主進藏圖》《布畫彩繪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與八思巴赴涼州》《布畫彩繪八思巴初見忽必烈》及《布畫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傳記》等，完全可以被視為具有濃厚民族風格的西藏歷史組畫。這一展示方式利用不同時代但主題相近的文物，體現了藏族對本民族歷史的主體性認知，例如清代《藏族起源傳說》唐卡與新石器陶塑猴面搭配，完美詮釋了藏族起源的神話。
展覽注意反映寺廟收藏文物與最新考古發現。眾所周知，特殊的社會背景使得寺廟成為西藏文物收藏的重要場所，尤其歷史悠久的知名寺院，無不以眾多珍寶和文獻而著稱於世。因此，在展覽當中，觀眾有幸得以欣賞來自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扎什倫布寺、夏魯寺、丹薩梯寺、敏珠林寺等寺院的眾多珍寶。另外，隨著對西藏西部地區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近年來，有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皮央·東嘎遺址、格布賽魯遺址等重要發現，極大改變了人們對於西藏早期歷史的認知，上述考古發現的代表性文物均在展覽中有所反映。如果說，在拉薩、日喀則、山南等衛藏腹地能夠體驗西藏文化的深度，而西藏西部距離中亞、西亞較近，是文明交匯的前沿，又曾在非常時刻保存了西藏文化，對這一區域的關注則能夠深入理解西藏文化的廣度。
合金釋迦牟尼立像 8世紀 西藏博物館藏
「天路文華」展覽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當屬「藏傳佛教的發展」，仿造佛塔建築造型的展示太空位於展廳中央。展示太空的中心陳列著一座11至13世紀的噶當塔模型，周邊展櫃主要展示來自重要寺院和博物館的造像，並輔以藏傳佛教各大流派歷史沿革、西藏古代造像風格、西藏古代金屬工藝、布達拉宮「雪堆白」技藝等圖文資料，詳細闡釋西藏古代雕塑藝術。在更外圍的展櫃，是關於經書、戲劇、天文歷算、唐卡、藏醫藥及樂器等文化和科技門類的文物。其中，位於正中位置的七幅唐卡，展示尼泊爾、齊崗、勉唐、欽澤及噶赤等五大流派及製作工藝，代表西藏古代繪畫藝術最高成就——雕塑與繪畫展櫃一內一外遙相呼應，像一座壇城，又像模擬以佛塔為中心的集中式寺院建築布局，充滿象徵意味的展示太空在某種程度上隱喻著西藏歷史文化發展演變的「場域」，完美契合展覽的中心思想：只有在高原和宗教共生的環境之中，才能造就獨一無二的西藏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包括多件重量級文物：「高原絲路」部分的大昭寺藏獸首胡人紋鎏金銀瓶複製品，「藏傳佛教的發展」部分的故宮博物院藏《步輦圖》與羅布林卡管理處藏《西藏鎮魔圖》，以及「多封眾建」部分的大昭寺藏《永樂年施刺繡大威德金剛唐卡》——四件文物構成西藏歷史文化的源頭、高潮和流向，而且均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在展覽中引人注目，成為觀展的焦點所在。
源流與譜系
可以說，如果不明確西藏的獨特地理太空，則無法充分理解其歷史文化。因此，通過對文明源流與譜系的完美再現，對時空交錯的深度演繹，「天路文華」展覽跨越了地理與時代的距離，昭示著西藏歷史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西藏文明，魅力無窮卻又難以接近，文化和歷史譜系正在逐漸建立當中，因此，我們對西藏文明的了解仍在持續進展。目前所知，西藏文明的發展至少包括三種趨勢：首先，是前吐蕃時代對青藏高原上不同文化體系的統合，在這其中，政治和宗教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一階段的歷史資訊已經難以考證詳實，不過，西藏周邊至今仍然存在眾多介於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間的族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溯這一歷程。其次，西藏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南亞、中亞、西亞和中原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繫，程度之大和時代之早可能遠遠超過學界目前的了解，而且，這種交流和融合的趨勢仍在持續進行。第三，在中國，由於存在統一、穩定的政治構架，西藏與北方草原遊牧文化、西北綠洲農耕文化、黃土高原農耕文化以及農牧社會商業文化之間，存在著異常複雜卻井然有序的社會生態，而在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區，雖然有競爭和對抗，但不同文化類型卻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非常相似的精神和物質內核，西藏與漢地並非涇渭分明。因此，在多重歷史背景之下，西藏文明的內涵和外延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
布畫金成公主進藏圖唐卡 清 西藏博物館藏
人類有共同的起源，所以文化的相似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親近之感，源自歷史的深處，又通過不同的形式隱現於文明長河的某些節段。「天路文華」展覽全景式呈現了西藏歷史文化的主要特徵，並還原了其發展演變的自然和文化環境。西藏文明從漢地獲得了無盡養分，西藏文化也已影響中原各地，尤其是深度參與了元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正如，漢語和藏語有共同的來源，漢藏兩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也應當具備更多共通的元素，漢藏交流史所隱藏的密碼也應當被破譯，儘管這其間充滿著重重挑戰和障礙。
布畫彩繪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與八思巴赴涼州唐卡 明 薩迦寺藏
參觀展覽結束之際，筆者想起多次前往藏地的經歷，在布達拉宮、古格遺址、丹巴藏寨、熱貢河谷、祁連山脈……對西藏歷史文化多樣性的體驗，對漢藏文明交流的認知均得到質的提升。尤其是在神山岡仁波齊峰腳下，在聖湖瑪旁雍錯岸邊，山風呼嘯、雲霧迷茫的間隙，幸運地目睹金字塔形狀峰頂的真容，所謂「思接千載，視通萬裡」。源於腳下的森格藏布、朗欽藏布、當卻藏布和馬甲藏布四條河流最終滋養了周邊廣闊世界的人民，使神山和聖湖成為多個宗教朝拜的聖地。因此，以中原為視角，西藏是邊地，而站在世界屋脊，則另有一番風光。統一與多樣、交流與融合、史實與傳說、宗教與世俗……作為西藏文明的一系列關鍵詞，歷史與太空的格局由此展現，又以另一種表述方式內化於「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
發表於《世界遺產》2018年第3期，圖片均來自網路。
封面：雍布拉康
題圖：敏珠林寺藏明代銅鎏金阿瓦都帝巴像
段牛鬥，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建築歷史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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