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教授潘英麗：戶均稅負近5萬 減稅已刻不容緩
來源：陸家嘴雜誌
編者按：27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二次審議。關於個稅起徵點，個稅二審稿中未對起徵點進行修改，維持了一審稿中起徵點調至每年6萬元，即每月5000元不變。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近日就減稅問題接受了《陸家嘴》專訪，潘英麗教授認為，起徵點提高多少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起征稅率要低，低收入家庭所得稅可以少交點，以增強納稅人意識。
她同時指出，不管從家庭還是從企業來看，稅負都已很重，減稅已刻不容緩。政府財政功能需要從吃飯財政、投資財政轉變到有效提供公共產品。以下是她的主要觀點。
戶均稅負已超5萬元
財政學家高培勇近日在財政主題演講中提到我國隱性稅制特點。稅收的90%是通過企業開征的，但這個稅負最後是向消費者和股東轉移的。企業不是納稅主體，而是政府征稅的載體。
除了增值稅、所得稅等各種稅收負擔外，企業和個人還須交納五險一金，比例高達工資成本的40%~45%。企業產品售價因產能過剩和外需收縮而不斷下降，相比較，政府稅率沒減，引入電子信息技術後征稅效率卻提高了不少，另外營業稅轉增值稅實際上還給不少行業增加稅收負擔。企業普遍經營困難，步履維艱，難以為繼。減稅已經刻不容緩，否則實業坍塌，系統性風險將難以控制。
另外，高培勇提到人均稅負已達1.5萬，戶均稅負已近5萬。我查了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17年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是14.436兆，如果考慮企業交納的五險一金即社會基金收入約為6萬多億元，這兩項合計約為20.6兆。如果由13.8億人口平攤，人均接近1.5萬元。戶均人數為3.02人，戶均4.5萬元。如果再考慮政府土地批租等方式獲得基金账戶收入6萬餘億。總額約為27兆元，戶均正好是5.9萬元。可見，不管是從企業角度，還是從家庭角度來看，稅負都是過高了。
為什麽要減稅？降稅很有可能不會減少政府稅收收入。這是拉弗曲線考訴我們的一種可能性。因為，政府稅收的規模不僅取決於稅率，而取決於經濟活動水準決定的稅源。不減稅，家庭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活動都沒法穩步增長，企業經濟活動萎縮，將導致稅源收縮。反之，減稅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經濟更健康和可持續，稅源的增長可以抵消稅率下降對政府稅收的不利影響而有余。目前可以判斷的是稅負已經過高，企業已經不堪負擔了。如此，沒人願意做實業，經濟增長減緩，稅源流失，資本也可能套現並出走。
所以，減稅對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已成必需，並已到了非常迫切時刻。
政府收入花到哪裡去了？
政府收入包括稅收和土地批租收入花哪裡去了？歸納一下大概三類：吃飯、投資、支撐行政管制需要。
中國的財政，以前朱總理稱其為吃飯財政。吃飯財政就是維持公共部門的日常開銷。後來加上了投資財政，政府支出中有很大一塊是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政府搞投資財政是很容易理解的，政府需要通過GDP的增長體現成績，政府的稅收也是以企業為載體徵收的。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來吸引企業投資。政府先行投資、並以各種優惠招商引資，然後讓企業成為政府稅源，形成GDP增長與政府財政的閉環。
第三是行政管制的成本開支。行政管制對市場經濟發展是一種制度交易成本。政府征了稅，又去給企業發展製造更多麻煩。企業做投資做業務要蓋更多章，要跑很多部門。相比較在防範商業欺詐和機會主義，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合法權宜，維護市場秩序方面卻做得很不到位。
財政的四大功能
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了財政的四大功能：第一是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二是促進市場的一體化，第三是維護社會公平，第四是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的話，資源優化配置，涉及到基礎設施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和一些基礎性技術的開發。包括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發展，需要政府創造基礎性條件。
市場的一體化，我的理解是要解決地區間的市場分割和地區發展差距，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平衡發展；另外需要解決市場的外部性問題。經濟活動有負的外部性和正的外部性。負的外部性比如環境汙染，需要通過稅收、罰款和懲處去調節，約束或限制產生負外部性的企業發展。具有正的外部性的領域如教育、醫療、科技創新等經濟活動需要政府激勵和支持。
社會公平需要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促進。這種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政府財政的重要職能。通過向高收入群體、富裕家庭徵收更多稅收，並補貼貧困家庭、失業工人、保障殘障人群。通過這些轉移支付，緩解貧富差距。
第四項就是國防和維護社會治安。
轉變政府職能提到議事日程
政府需要從一直以來的促增長、保增長轉到有效提供公共服務。這要求推進財政改革。兩個重點：一是財政要透明，收了多少錢，花了多少錢，花到哪裡了？要清晰，要公開。二是達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公共財政本義。用之於民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取之於民並有效率地用之於民，那麽政府征稅就有了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百姓的納稅意願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政府原來靠投資拉動GDP增長，未來要靠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來體現政府的社會價值，彌補市場的不足。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才能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實際上難點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如何從原來的吃飯財政、投資財政、行政管制財政，轉變到有效率的公共服務財政。
減稅與政府職能轉換，如何齊頭並進？減稅需要減少支出，否則無法平衡。另外，在經濟轉型攻堅期，顯然也需要負債以支持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供給。
中央與地方財稅的不平衡
現在即使不減稅，一些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都已經入不敷出了。地方政府希望中央政府買單，已欠債務也期望轉移給中央政府承擔。因為中央跟地方的財稅關係是不平衡的。
以前中央和地方稅收大致各征50%。現在地方政府大概再多1-2個百分點，地方財政收入大約佔51%或52%。剩下48%或49%為中央財政收入。但是財政支出85%左右是由地方支出的。這裡35%的缺口有一部分由中央徵收以後再通過轉移支付撥給地方。通常由下達項目的方式進行。比如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都有相應的財政資金。
通過項目轉移支付存在一些問題。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就兩個事兒，一是招商引資，一是“跑部錢進”。跟中央要錢要項目。中央給錢給項目還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資金，但是這些項目並不見得是當地最需要的，最符合地方經濟比較優勢的。地方政府還要貼錢進去，建成後很可能變成了過剩產能，地方政府反被套牢了。比如中西部地區的部分製造業項目和大量新城建設都處在閑置狀態。
地方政府30%多財政缺口，一部分通過中央的轉移支付填補，另一部分就要通過賣地來支撐。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通常佔到地方政府收入的40%左右，土地賣得好的時候，甚至高到50%~60%。現在土地流拍，地方收入的這一塊就減少了。
中央與地方財稅關係的調整，有兩套思路。一是放，讓地方開征更多稅種或提高地方征稅比例。二是收，就是把事權，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責任，上收到中央。我們認為，用於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等人頭上的公共服務，應該中央掏錢，以促進人均意義上的地區平衡和社會公平。目前教育支出大概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5%左右，中央隻佔5%，95%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這個結構不合理。現在九年義務教育70%的經費是由縣級政府提供的。這就必然導致地區義務教育資源在數量和品質上存在巨大的不平等。義務教育應該由中央根據人頭撥款，並委託地方政府執行。比如外地人到了上海，他們的子女都應該與本地居民一樣平等獲得受教育機會。如果，義務教育由中央統籌，大城市就會趕人了。保底的基本醫療也應該由中央掏錢。相比較高等教育、藝術專業類或技術類學校可擴大市場準入，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起徵點提高多少無所謂，但稅率要低一點
對於個人所得稅，現在收入高的群體無非幾類，一類是金融機構高管，包括做投資的人，還有一類就是從事互聯網以及電腦等的高新技術產業。演藝圈也要整頓了，這裡涉及到陰陽合約等避稅或逃稅行為，現在由行業協會給出指導性價格，以後演員獲得報酬不能超過多少。這樣的價格調控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中國以規模擴張為主要特徵的工業化階段已經結束了。產業更新或稱新工業化階段，是技術更新的高品質發展。人才、人力資本投資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其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中國要大規模吸引國際人才和海歸人才，就需要將來自工作收入的所得稅降低到國際平均水準。通過我國創業環境改善，允許私人更便利地辦公司，建私募投資基金，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是願意回歸的。香港個人所得稅最高也就16%-17%，我們最上等卻為45%，怎麽能吸引人才？我認為，為了吸引人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上限應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
提高個稅起徵點有多種建議，5000，7000或者1萬，起徵點提高多少無所謂，但最低一檔的稅率要低一點，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稅可以少交點，但要培養他們的納稅人意識。我們在購買商品都已繳稅，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對政府財政收支和公共服務供給關注不多。政府的事似乎與我們家庭無關。其實在高稅負背景下，企業以次充好，導致產品品質低劣，很可能就是產能過剩背景下稅負轉嫁的新形式。
因此，個人所得稅最重要的仍然是稅率，稅率分檔要簡單。現在有七檔，其實三檔就夠了，低檔稅率低一些，主要要培育大家納稅人意識，上等稅率要有國際競爭力，便於吸引人才。
近期有不少企業家比如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蔣錫培建議政府必須下決心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引起了熱議，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企業的稅負問題。企業所得稅率現在是25%，美國這次降稅由原來的30%調到20%了。我們也應該調到20%左右，高新技術企業也相應地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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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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