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南北戰爭，明朝從南方逆推北伐很牛逼嗎？

文/班布爾汗

本文是為答讀者提問，邀請班兄撰寫。朱元璋實現了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從南方逆推北方，雖然確實是很少見的孤例，但含金量並不是很高，因為在朱元璋北伐之前元朝基本上已經自殺了，明軍北伐直到攻破大都，元順帝出逃，中原法統崩潰，也沒有什麽像樣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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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南北戰爭，北方政權吞滅南方的戰例比比皆是，而南方吞滅北方的例子少得可憐，取得完勝的似乎只有一次，那便是明朝北伐滅亡元朝。

對於這個問題，人們總是願意從軍事角度來分析。例如地形地勢，北方是居高臨下，而南方是仰攻，故而北方用兵容易而南方用兵艱難。例如在古代，北方佔有養馬之地，具有騎兵優勢，南方軍旅進入北方大平原，便是步兵對騎兵，難以取勝。

於是，基於此，明朝能夠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明太祖朱元璋便被捧為“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是千載難得的軍事奇才。

朱元璋及其麾下的文臣武將，若說才能在當時確實是一時之傑，但他們能夠做到南方逆推北方，所依靠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政治。

南北戰爭的勝負手

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中有一句名言：“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只要不是過度的代差，在同等科技水準下，戰爭的勝負並非軍事因素而往往是政治因素。

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便解釋了在科技水準上出現了代差，無論怎麽忠勇無畏，戰爭也是無法取勝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朝官兵並不是貪生怕死，上至總督、提督，下至總兵、知縣，英勇戰死者甚多，更有鎮江、乍浦滿城官兵死戰殉國的事跡，可他們手中十七世紀的武器面對英國的堅船利炮只有遭受屠殺的份。而到了甲午戰爭，清軍的武器和日軍並無代差，仍然慘敗，那便是政治上的問題了。

同理，古代的南北戰爭的勝負，往往在於南北雙方政治穩定程度和內部管理效率的高低，而並不僅取決於軍事。雖然騎兵面對步兵卻是有一定優勢，但並非決然不可取勝。正如嶽飛所言：“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將領的智謀與意志，軍隊的素質與戰力，都是戰爭勝負的關鍵，並非有騎兵便可通吃。

縱觀歷史，雖然北方吞並南方的戰例很多，而南方反製北方的戰例也不遑多讓。比如歷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南北決戰，是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曹操以四比一的優勢兵力南征，卻遭到慘敗。前秦天王苻堅、金廢帝完顏亮也都在兵力佔絕對多數的情形下南征慘敗。南北朝時的宋武帝劉裕，率南軍一路斬將奪旗，在平原上屢敗北方騎兵，連下洛陽、長安。至於著名的白袍將軍陳慶之的傳奇，更可證明，所謂騎兵必勝步兵的結論是立不住的。

北方可以戰勝南方，並非因為騎兵無敵，看看東吳名將周瑜的那句“舍鞍馬，仗舟揖，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而南方反製北方，也並非北軍遇到熟悉水戰的南軍便一籌莫展，否則豈會有“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關鍵還在於政治。

曹操南征失敗，是因為“北土既未平安”，並不足以一鼓作氣，而南方孫劉卻背水一戰同仇敵愾。苻堅南征失敗，是因為通過招降納叛統一北方，遠未消化完全，結果如充氣的氣球一戳即破，而東晉卻處在門閥政治最穩固，人才最為鼎盛的時期。完顏亮南征失敗，是因為剛剛遷都，內部清洗使得人懷怨憤，稍一受挫便禍起蕭牆。劉裕和陳慶之北伐之所以初期摧枯拉朽，後秦與北魏政權不穩是很大的原因。

南北戰爭的成敗，政治是主因

而西晉滅吳，隋朝滅陳，宋滅南唐，元滅南宋，都是因為南方朝廷內部都已上下離心，無力組織有效的抵抗了。南宋末代太后謝道清在元軍兵臨城下時，斥責臣下的一番話，可算是歷代失敗方的通理：“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釁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

以史為鑒，反觀明朝北伐戰勝元朝，也就不是什麽了不得的軍事成就，而是元朝內部嚴重內耗，失去抵抗力的原因。

元軍長達十幾年的自殺行為

元朝脫胎於蒙古帝國，因此保留有難以撼動的“漠北舊製”。而漠北舊製的核心，便是貴族封建制。君主並不能享有完全的集權權力，而是要將皇權與宗室勳戚共享。

而元朝從世祖忽必烈開始，一直在試圖扭轉這種格局，建立完全的集權皇權。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舉措便是效法漢製，設立太子，剝奪貴族會議“柯瑞勒台”選舉皇帝的權力。

然而，歷史的吊詭也開始顯現，從忽必烈的太子真金開始，幾乎沒有太子能夠活到即位，皇帝仍需要宗室勳戚集團的擁戴才能獲得合法性，這使得集權皇權遲遲不能穩固。

到第五代皇帝英宗時，總算是父死子繼，順利接位，可英宗成為太子，卻是其父親仁宗違背與哥哥武宗“兄終弟及，叔侄相傳”的誓約，廢黜武宗之子繼承權的產物，因此得不到宗王勳戚的支持。再加之英宗年少氣盛，疾風暴雨的進行集權改革，遭到強力反彈，從而出現了“南坡之變”的慘劇。而在此之後，“英宗弑而泰定乘虛，泰定崩而明、文爭立，文宗崩而順帝報復”，統治集團內訌頻仍。

到末代皇帝元惠宗（順帝）時，先後有燕帖木兒、伯顏兩大權臣專權，惠宗通過賢相脫脫奪回實權，也開始加大集權皇權的建設，不惜在“舊政更化”的改革未能見效時便罷黜脫脫。之後雖因天災民變四起而重新啟用脫脫，但並不信任這位“威權震海內”的宰相，君臣之間埋下猜忌的種子。再加上惠宗晚年荒於政事，委政於太子，而太子想趁機逼其退位，父子之間又起政爭。

元惠宗、元順帝

朱元璋北伐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成功的。

元末大亂，雖看似起義軍聲勢浩大，但元軍一直能夠控制住大局。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蓮教在潁州潁上（今屬安徽）發動起義，眾至十餘萬。之後，彭瑩玉起兵淮西，芝麻李佔領徐州，鄒普勝、徐壽輝起兵蘄州（今湖北蘄春南），取“壓倒大元”之意，建立天完政權。王權、張椿等攻佔鄧州、南陽，稱“北瑣紅軍”，孟海馬等攻佔襄陽（令湖北襄樊），稱“南瑣紅軍”，定遠人郭子興等攻佔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

可隨著元軍的進剿，不過二三年，局勢大為改觀。至正十二年（1352年）五月，元軍攻陷襄陽，北瑣紅軍被鎮壓；至正十二年九月，脫脫親自率軍攻陷徐州，殺芝麻李；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攻佔瑞州，殺彭瑩玉等；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軍合攻天完政權，攻佔蘄州，擒殺天完官員四百餘人，隨後奪取武昌、漢陽，徐壽輝“遁去”；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元軍攻陷峽州，南瑣紅軍被鎮壓，而與此同時，濠州郭子興與部將不和，所部分裂，勢力大衰。

然而，也就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當各地紅巾軍暫時失敗之時，泰州白駒場（今屬江蘇東台）鹽商張士誠佔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

之前的各地起義軍，除了天完政權外，無人稱王稱帝。如今張士誠稱王改元，遂成為元廷的主要打擊目標。

是年九月，脫脫幾乎將元朝可用之兵征調一空，不但諸王、諸省各翼軍馬齊備，而且連西域、西藩諸兵也抽調集結，準備一舉殲滅張士誠。

張士誠屢敗於脫脫，只能困守高郵。而就在脫脫將高郵包圍即將破城時，元朝內部黨爭再起，太子因為脫脫不肯幫助其逼父退位而指使佞臣誣告脫脫，說其“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自隨”，脫脫被罷官流放。而元軍失去統帥，士氣大衰，張士誠趁勢反攻，元軍“大軍百萬，一時四散”。

張士誠對元戰績完爆朱元璋

高郵大敗之後，元朝直屬軍隊所剩無幾，但卻有兩支軍隊又撐起元朝江山。第一支是察罕帖木兒及其義子擴廓帖木兒率領的以沈丘、羅山等地的地方民軍為主乾發展起來的軍團。第二支是答失八都魯及其子孛羅帖木兒率領的以四川的政府軍以及襄陽等地的豪族武裝為主乾組成的軍團。

這兩支軍團成為起義軍難以逾越的鴻溝。尤其是察罕帖木兒，徹底擊垮北方紅巾軍，收復山西、河南、山東，幾乎安定長江以北。後雖遇刺身亡，但其義子擴廓帖木兒統領其軍，也是當世名將，被朱元璋譽為“奇男子”。

但是，高郵慘敗的教訓並沒能使元朝內部的內耗結束。帝黨與太子黨的政爭仍然日趨激烈，乃至於各自利用外兵。元惠宗為遏製太子，引孛羅帖木兒軍團為外援，太子為逼父退位，引擴廓帖木兒軍團為外援，使得原本就因爭地盤而有矛盾的兩大軍團激烈內鬥。最後，孛羅帖木兒軍團在內鬥中覆滅。

孛羅帖木兒覆滅後，擴廓帖木兒成為元朝碩果僅存的大將，元惠宗在至正二十六年（1336年）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代太子出外總兵，攻略江淮。

奇男子擴廓帖木兒

雖然擴廓帖木兒號稱“總兵”，可關中則有李思齊、脫列伯、孔興、張思道四家軍閥割據，擴廓帖木兒若要攻略江淮，必須保證關中各軍與自己合力，可李思齊是與察罕帖木兒一起舉兵的老人，認為擴廓帖木兒是黃口孺子，根本不聽調遣，其他各軍也都效仿。擴廓帖木兒不得不首先攻打關中。而關中四將共推李思齊為盟主抵抗其軍，雙方反覆拉鋸，難分勝負。

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關中諸將逐漸抵擋不住擴廓帖木兒的攻勢，向朝廷求救，惠宗令兩家罷兵。可擴廓帖木兒沒有遵旨，反而加緊攻勢。這使得元廷疑心擴廓帖木兒有異志，剝奪了擴廓帖木兒總天下兵，代皇太子親征的權力。詔書一下，擴廓帖木兒軍中立即出現兵變，其麾下將領關保、貊高相繼叛離。擴廓帖木兒雖然經過鏖戰擊殺關保、貊高，並重創李思齊等部，但自己也已元氣大傷。

朱元璋靠招安積攢實力

北方元軍激烈內耗的同時，在南方，各種力量則在逐漸整合。元朝的南方的駐軍因為承平日久，早已腐朽不堪，“世襲官軍,善戰者少”,甚至到了“軍卒之單寡而無所於調，發錢糧虛匱而無所於征”的地步，元廷只能下詔“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

元朝推崇朱程理學，華夷之辯的思想已經松動，讀書人講究“君臣大義”，各地士人紛紛組織“義兵”、“義旅”與起義軍兩軍對壘。這些“義兵”，少者千數，多者上萬，一度頗有聲勢。

然而，元廷對這些義兵並不很重視，除了少量給予了官職，大部分都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高郵之敗後，元廷對於江南各地起義軍，逐漸采取招撫策略，授以高官顯位，聽憑其割地自雄。而對於各地的“義兵”，則不再有實際的支持，更無力給予恩賞，各地義兵或被起義軍消滅，或歸附起義軍，或自行遣散。

《草木子》的作者葉子奇就曾評論，地方士人“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

各地義兵“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不終”，紛紛投效在江南各地割據的軍事勢力。

士人們有名望有謀略，從而使得一些“有志於天下”的人實力暴漲，逐漸形成了陳友諒、張士誠、朱元璋、方國珍等幾大勢力。而吸收士人最多，質量最高的，便是朱元璋。

比如被朱元璋稱為“吾之子房”的劉基劉伯溫，便是在自己義兵失敗後被朱元璋招徠。在龍泉組織義兵的王毅是江南名士，弟子眾多，在義兵失敗後，其弟子章溢、胡深也都投效了朱元璋，章溢是當時公認的“濟世長才”，胡深更是一代儒將，被朱元璋倚為“浙東一障”。

朱元璋在眾多人才的幫助下，勢力日大，終於異軍突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滅陳友諒的漢政權；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滅張士誠的周政權；十二月招降方國珍。

北方消，南方長，此消彼長之中，時間到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誓師北伐。在北伐過程中，明軍幾乎沒有遭到抵抗，如入無人之境，三個月平定山東全境，平定河南也不過三個月。之後，明將徐達調集各軍自汴梁渡河,佔領衛輝、彰德、磁州、邯鄲。在山東臨清又會合山東諸軍,自臨清沿北運河水陸並進，佔領德州，攻克直蘆(滄州)，控制直沽(天津)。七月下旬克通州，進逼大都。

公元1368年，元朝的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朱元璋稱帝的洪武元年。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元惠宗率皇子皇妃及朝臣百餘人從大都出走。五天后，明軍攻佔大都，抵抗他們的，只有惠宗的叔祖，年已八十三歲的淮王帖木兒不花所率領的“數百羸卒而已”。

如果元軍沒有因內耗而元氣喪盡，朱元璋的北伐會不會勝利？至少朱元璋自己並沒有太大的把握。

察罕帖木兒在世時，因其軍威之盛，朱元璋曾主動遣使修好——“遣使至汴梁，與察罕帖木兒通好”，而通好的內容，雖史無明載，但反觀察罕帖木兒給他的回信，是“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可見朱元璋是請求招安的。而在察罕帖木兒意外遇刺身亡後，朱元璋不禁感歎：“天下無人矣！”從此再不考慮招安。

朱元璋靠騙招安來猥瑣發育

骨氣還不如陳友諒

因此，朱元璋北伐勝利，原因在於元朝政治上的失敗，而並不是軍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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