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瑟樓與哈佛往事

今日的梵瑟樓

哈佛燕京學社坐落在哈佛校園內的神學街2號，而學社大多數訪問學者的辦公室則位於不遠處的Vanserg Hall。英文“Hall”一詞有九種不同涵義，包括從世俗居住空間到神聖禮拜空間、從簡單敞開式空間到煌煌廳堂的各類形式。英美大學建築延續歐洲中世紀大學傳統，多以“Hall”相稱。根據所指不同，中文可將其譯作廳、堂、樓、舍等。以往學社訪問學者的回憶文字中，這幢建築常被稱為“梵瑟樓”或“梵瑟學舍”。

梵瑟樓是一座黃褐色的南北向三層板房，與神學街2號古樸典雅的紅磚建築大不相同。它有南北兩個主要入口，北門正對著哈佛神學院宏偉的安多弗堂，後者也是哈佛校園內唯一一座學院哥特式建築。南門則通過生物實驗室樓旁的一條小道與神學街相連。學社的一部分辦公室與東亞語言教學中心教室相鄰，共用梵瑟樓的頂層。

負笈哈佛的中國學者們，給此地建築物取的中文譯名，往往典雅雋永。比如說，1939年受學社資助來哈佛留學的周一良，便把當時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所在的Boylston Hall譯為“博義思同樓”。“博義思同”四個字，足以道盡在西方做中國學問的全部意義。雖然周先生說“那裡中日文藏書之富可以比之美國會圖書館”，但實際上，按張鳳女士在《哈佛燕京學社七十五年星霜》一文中的描述，當時的圖書館隻佔據了博義思同樓地下室“一處冷落無人聞問的封塵失修死角”，“以鐵質旋轉樓梯連接落差極大的閱覽室和書庫”。

80年倏忽而過，學社早就今非昔比，樓舍空間業已轉換許多。去年秋天，我倆作為訪問學者入駐後，在領略哈佛充沛的學術資源和豐富多彩的公共活動之同時，也不禁產生好奇，何以學社的一部分辦公室會安置於“梵瑟樓”內？而這個名字的背後，是否藏著些許值得回味的往事？

——從戰時雷達實驗室到哈佛ROTC總部

梵瑟樓的初建要追溯至二戰時期。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頃刻間把整個美國帶入了濃重的戰爭氛圍之中，大學也不能置身其外。1943年2月，戰時設立的美國軍事科學研究領導機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簡稱OSRD），在與哈佛大學同屬劍橋鎮的麻省理工學院開始建立一個雷達實驗室（簡稱RRL），主要研究反雷達無線干擾器。該實驗室擴張極快，僅數月時間就發展到800餘名雇員的規模。由於空間吃緊，它先遷到本地奶製品公司Hood在馬薩諸塞大道上的廠房，旋即又搬至哈佛校園東北角的生物實驗樓北樓。不久，又在生物實驗樓頂加蓋了兩層臨時用房。儘管如此，仍無法滿足需求，最終雷達實驗室在生物樓東邊、弗朗西斯街旁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三層建築物，這就是今日的梵瑟樓。

梵瑟樓的“出世”，其實來頭不小。它的設計和承建方是波士頓著名的舍佩萊－布爾芬奇建築公司。該公司是美國最早創立、且至今仍在運作的建築公司之一。公司創始合夥人、知名建築師查爾斯·布爾芬奇（Charles Bulfinch）、查爾斯·科立芝（Charles Coolidge），都是哈佛大學校友。今日哈佛園內遊客聚集、排隊拍照的地標——約翰·哈佛像背後的大學樓（University Hall，1815年建），就是布爾芬奇的設計作品。

此外，哈佛的諸多代表性建築，如英國喬治時代風格的福格藝術博物館（1925年建，現改造擴建為三館合一的哈佛藝術博物館）和紀念教堂（1931年建），新喬治時代風格的查爾斯河畔學生宿舍區（1930年代建），以及羅斯福新政時期盛行的簡約經典主義風格的生物實驗樓，均出自該公司建築師的手筆。

儘管梵瑟樓與上述建築同出一門，但風格迥然不同。在1943年，它的建造周期只有短短一個月，最初是一棟木結構的三層平房，稍後又在其東側擴建了一棟專供測試用的輔樓。這兩棟臨時增添的雷達實驗樓，與哈佛建築的常春藤古典主義氛圍格格不入，倒和其他戰時新造樓宇一般，頗有軍營之風貌。

兩年後，二戰結束。該雷達實驗室隨其負責人、日後著名的 “矽谷之父”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整個搬遷到西海岸的史丹佛大學，今天很多人將其視為史丹佛和矽谷崛起的關鍵事件。至於哈佛生物實驗樓上加蓋的兩層臨時用房，則被拆除。不過當時建造的電梯房並未一並改造，以至於現在六層高的生物樓仍然使用一個八層的電梯，也算是哈佛校園裡的奇景之一。

同樣保留下來的還有梵瑟樓。1946年，哈佛從聯邦政府手中買下其產權。不過，它在戰爭年代建造時的“臨時屬性”並未隨之消失。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這棟樓的建造許可證還是每兩年更新一次，以確認其仍被使用。

今天在哈佛校內已鮮有人知，Vanserg這個名稱並非某位捐資人的姓名，而是一個拚湊出來的代稱：“VA”是“退伍軍人管理辦公室”（Veterans Administration），“NS”是“海軍科學 研究”（Naval Science），“ER”是“電子研究”（Electronic Research），“G”是“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的學生餐廳——它們是1946年後曾在此樓中辦公的各部門名稱的首字母組合。此外，由於梵瑟樓及其輔樓 “香農樓”（Shannon Hall）在戰後也是哈佛“預備軍官 訓練 團”（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ROTC）的總部所在地，因此一些學生更習慣稱它們為“ROTC樓”。

什麽是“預備軍官訓練團”？這是美國軍方的一種特別體制，其設立目的是在專業軍事院校之外，由民間的公、私立高校開設軍事相關的科目和課程，幫助部隊培養軍官。1916年夏天，一次世界大戰激戰正酣，美國參戰也有箭在弦上之勢。為應對軍官人才不足的問題，威爾遜政府通過了 《國防法案》，其中決定開設“預備軍官訓練團”，法案實行迄今百餘年來，包括哈佛、耶魯在內的幾百所美國大學“訓練團”為海、陸、空三軍培養輸送的軍官人數，遠遠超出西點軍校、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等著名軍校。當下在美國許多大學校園中，仍能見到“訓練團”學生的身影。

在1916年法案頒布前幾個月，哈佛大學校內已經出現了學生志願加入的軍事訓練組織，被稱為“哈佛團”，這使得哈佛後來成為全美第一家設立“訓練團”項目的大學。在一次大戰余下的兩年裡，共有1200人在這裡接受訓練後入伍。而香農樓的命名，正是為了紀念在一次大戰中犧牲的“哈佛團”首任指揮官詹姆士·安德魯·香農少校 （James Andrew Shannon,1879—1918）。1926年，“預備軍官訓練團”的海軍項目正式建立，哈佛也是最早參與的六所大學之一。

如今在哈佛大學檔案館中，還藏有大量二戰時期“訓練團”軍人的照片，大多為學校新聞辦公室職員所攝。透過這些泛黃的黑白影像，我們看到年輕的學員們在哈佛園中集合、在查爾斯河南岸計程車兵運動場操練、列隊整齊走過有著漂亮尖頂的大紀念堂。70多年前，這些建築與今日模樣絲毫不差，但照片中那種肅穆而嚴峻的氣氛，想來是今日學子很難體會的。

儘管戰後時期梵瑟樓和香農樓作為哈佛“訓練團”項目總部所在地，並未留下多少歷史影像，但它們卻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全美學生反戰運動中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

越南戰爭後期，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訓練團”項目在全美各高校引起學生的強烈抵製。1969年4月9日，500名抗議學生佔領了位於哈佛園中心的大學樓，將文理學部的院長們都趕出了辦公室。學生們提出了包括立即廢除“訓練團”項目、“訓練團”獎學金並入大學獎學金在內的六項要求。當時有四五百名劍橋鎮警察衝入校園，驅散、逮捕抗議學生。這在哈佛建校300多年的歷史上實屬罕見。同月10日至12日，1500名學生繼而發起罷課，並包圍了校長宅邸。14日，8000名學生在校足球場發起投票活動，決定繼續罷課。

面對學生的不斷施壓，經過哈佛文理學部全體成員投票，校方決定不再將“訓練團”項目計入學分，項目教員不再視為學校員工。實質上，這便意味著大學教學活動與軍官培訓項目分離了。然而，學生的抗議活動並未因此停止。兩周後，哈佛“訓練團”總部收到學生威脅信，聲稱要燒掉ROTC樓（梵瑟樓）。5月5日，一些學生焚燒了樓內的部分文件和家具，而另一些反對校園暴力的學生出面阻止，火情最終被撲滅。事後，美國聯邦政府的校園騷亂與失序調查組認定，這是一次縱火事件。5月9日，海軍“訓練團”項目決定正式終止與哈佛校方的合作。

但哈佛與“訓練團”的關係並未到此結束，不少有著軍隊情結的校友和學校管理層人士，仍然低調地支持本校學生參加該項目。20世紀七八十年代，哈佛學生可以到麻省理工學院的“訓練團”接受軍事訓練。1993年，克林頓總統針對美國軍隊中的同性戀問題，定下一條著名的“勿問、勿言”（Don’t Ask Don’t Tell）規定，這與哈佛秉持的包容、多元的價值觀相抵觸，哈佛才徹底切斷與“訓練團”的聯繫。

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任後，廢除此項規定，美國同性戀者才可正式以公開身份入軍中服役。此後，2011年3月，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歷史學家福斯特（Drew Faust）才正式宣布，這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重開“訓練團”海軍項目，哈佛與美國軍隊的這段延續了百年的分分合合，才開始續寫新的篇章。

——與中國結緣

20世紀70年代，在哈佛“訓練團”項目移師麻省理工學院後，梵瑟樓一時被稱為哈佛建築中的“邊緣禁地”，許多在其附近辦公機構中安排不下的部門被遷到其中。

1982年，哈佛校報記者專程探訪了這座號稱校內“最瘋狂的建築”，驚呼這個常常讓學生迷路的神秘所在，擠滿了各種彼此毫無乾系的機構，“仿佛雷區裡炸得七零八落的彈片”。這些今日依然還在樓裡的機構，包括地下和一樓的大學附屬托兒所、音樂實驗室、文保與考古中心實驗室、猶太研究中心希伯來語研究室、視覺與環境研究部，以及頂樓的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語言教室。但這些晚到的機構沒能在樓名中佔據自己的一席之地。

1997年10月，哈佛燕京學社前社長杜維明教授上任之初，因學社訪問學者數量增多，而東亞系亦需新的教授辦公室，即與校方協調，將神學街2號樓原屬學社的若乾間辦公室讓給東亞系，而校方另分給學社梵瑟樓頂樓半層的空間。自此，它與遠道而來的中國學人有了交集。

也許是因為梵瑟樓與美國戰時科技研究的特殊聯繫、以及戰後校園規劃中的特別地位，後來者不容易搞清它的來龍去脈。在中文世界流傳頗廣的一種說法，出自前述張鳳女士的回憶文章，提到梵瑟樓作為“1943年美軍特殊（語言）訓練計劃使用”。經過以上一番追索，可知她的說法並不準確。不過這種誤會，卻也關係著一段真實的歷史背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對高素質軍官和士兵的需求陡然增加，原有“訓練團”培訓課程也進行了重新規劃。1942年5月，美國陸軍戰略服務處與大學合作，開設 “陸軍特別訓練班”（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培訓科目主要包括工程、醫療和外語教學三大類。哈佛大學為支持這一訓練班，專門成立了一個海外行政管理學院，擔任學院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德裔政治學家卡爾·弗裡德利希（Carl Friedrich）。

哈佛的“陸軍特訓班”僅外語項目就有十幾種之多，其中包括了中文班和日文班。自1943年8月開始，中、日文特訓班均開兩期，每班每期招收50人，向這些即將踏上戰場的學員們教授對象國語言和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等知識。日文班主講教師是哈佛燕京學社的首任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中文班主講是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此外，胡適、費孝通等中國學者，都曾到中文特訓班舉辦講座。

當時即將結束哈佛學業的周一良是日文班的助教，而中文班的講師和助教除了楊聯陞、鄧懿（周一良夫人）之外，還包括趙元任的兩個女兒趙如蘭和趙新那，另有兩名助教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男生卞學鐄和黃培雲，因緣際會，後來都成了趙元任的女婿，亦為美談。中、日文特訓班的學員中，在戰爭結束後也有多人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其中就包括長期任教於普林斯頓的著名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ade Mote）和日本學專家詹森（Marius Jansen）。

說來也巧，今日梵瑟樓頂樓的南首是2017年剛重新裝修、嶄新明亮的東亞語言教室，而近年來梵瑟樓在許多哈佛學子回憶中正是語言課程所在地，或許歷史的誤會也緣於此。二戰美軍中文特訓班並不在梵瑟樓，根據哈佛檔案館收藏的二戰ASTP外語項目的課程資料，當時中、日文班的教室設在立德樓和霍利約克樓。這兩棟樓相鄰，位於哈佛園南門外的馬薩諸塞大道南側，在60年代被拆除，原址建起“霍利約克中心”，而今日又被改建為嶄新的哈佛史密斯校園中心，不僅是行政人員的辦公場所，更是深受學生歡迎的休憩聚會之地。在史密斯中心東側霍利約克街上，現在還保留著一塊水泥基座，上有“霍利約克樓”的字樣。

——梵瑟樓裡的中國研究

梵瑟樓這個“學術大雜院”裡辦公室不少，而較早入駐此處的中國研究學者中，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美國知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Stuart Reynolds Schram,1924—2012）和他的項目團隊。

施拉姆在二戰時進入大學，最初的專業是化學、數學和物理。1944年，他大學畢業後入伍後，參與了“曼哈頓計劃”在芝加哥大學的研究團隊。20多歲的年紀，他已在核物理學界嶄露頭角。戰後，他對政治行為研究發生了濃厚興趣，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1951年博士畢業後，他先後在德國和法國獲得教職，一面從事歐洲問題研究，一面為媒體撰寫時評。20世紀50年代，他還因為發表了一些對美國選舉和東德問題的看法而遭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一度被美國大使館沒收護照。

1960年至1967年，施拉姆出任巴黎政治學院蘇聯與中國研究部聯合主任。已精通德、法、俄、意四種歐洲語言的他，開始學習日語和漢語，並逐步將研究興趣從蘇聯研究轉向中國研究，特別是毛澤東研究。憑借驚人的語言天賦和刻苦努力，他很快便將若乾毛澤東早期文章翻譯成法語和英語，並在1963年出版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這部英語學界毛澤東研究的開創性著作。1966年，企鵝出版社邀請他撰寫《毛澤東傳》，這本書被譯成十國語言，影響廣泛。

哈佛當代中國研究名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後來評價道，施拉姆“好像一顆照亮英美中國研究者天空的彗星”，得益於他的翻譯和研究，英語學界“終於不再需要像沙畹、馬伯樂、伯希和時代的學者那樣仰賴法語了”。1968年，美國福特基金會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設立當代中國研究所，施拉姆成為首任所長。他在亞非學院培養的很多研究生，後來成為英美當代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而他所倡導的對中國國家組織的研究，也影響了歐洲當代中國研究的發展方向。

1989年，已在英國榮休的施拉姆接到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邀請，主持1949年以前毛澤東著作的英文翻譯項目。當時費正清中心剛好有若乾辦公室在梵瑟樓內，其中一間就分配給了該項目。梵瑟樓的“雜”，絲毫沒有影響施拉姆工作的“專”。參與該項目的助手們往往在家工作，把辦公室空間完全留給了施拉姆和他的藏書。他只有在午餐時，特別是午餐演講會時，去見一見費正清中心的同事。

根據施拉姆的第二任項目助手南希·霍茲（Nancy Hodes）的回憶，從項目開始直至2012年施拉姆去世前，他始終保持著嚴格的工作時間表：“一周五天，每天從家步行到辦公室，約十七八分鐘，早上九點到辦公室，晚上六點離開，像時鐘一樣準確。除了午餐的一小時外，你無法讓他放下手頭的工作。”

英譯本初稿經過助手對照原文校正後，再交由施拉姆逐一推敲細節。施拉姆主持的翻譯並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在梳理中國大陸、港台地區、日本多地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形成的對毛澤東早年經歷和歷史觀的深入理解和闡釋。因此霍茲曾這樣讚歎：“他讓我們感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毛澤東用幾近完美的英文寫出來的。”

施拉姆在梵瑟樓的工作狀態，堪為後來學者楷模。而他主持的毛澤東著作翻譯，也可以說是這個特別空間裡中國研究的代表。1997年哈佛燕京學社的加入，為梵瑟樓帶來了更多的東方學人，使它真正成為中美學術交流的一個平台。我們不禁想到，幾十年來，燕京學社學人們最樸實而奢侈的願望，正是在日複一日的枯燥工作中，一寸一寸接近自己研究主題的真實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哈佛校園裡的這座小樓，已成為來自遙遠中國問學者們最好的安身之所。

（本文寫作得到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李若虹博士的幫助，謹致謝忱！作者潘瑋琳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章可為複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作者：潘瑋琳

編輯：陳韶旭

責任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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